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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场所是一间玻璃房间，其中的装饰雕塑和各种圆弧状的物品，会很奇怪地使人联想到浴室、浴盆、洗脸池和其他卫生洁具。在一张白色的产妇椅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她穿一身严肃的英国套装，梳着漂亮的发型，那些专心致志做生意的女士们大都梳着这样的发型，她正在深奥地、详尽地介绍自己控制肌体的艺术，其神情就像那些严谨的专家和分析家。
这门艺术，是她用一些橡胶小球和赛璐珞小球长期进行训练的结果，她学会了用阴道的肌肉紧紧夹住这些小球，然后使劲把小球挤出来，让它们准确地落在下面的一个篮子里。她把这个游戏称作“性球”，她的介绍引起了那些高年级女孩的注意，她们屏住呼吸，满脸通红，在听着她的讲解。
同样是在这个房间里，隔着一个透明的屏风，还坐着另一个女人，她脸色绯红，面带微笑，就像是库斯托季耶夫（库斯托季耶夫（1878—1927），俄罗斯画家，描绘外省市民和商人生活的组画《集市》是其代表作。）笔下的女商人。她裹着一张白床单，光着脚，赤裸着一个肩膀，胸口半遮半掩，她不时朝梳妆台上方那面椭圆形的镜子看上几眼。她面对围坐在她周围的其他一些女性，向她们介绍手淫的好处，说自我满足的性生活能够放松女性的心理，消除让人痛苦的“男性情结”。据她说，为数甚多的当代女性都深受这一“情结”之害，她们失去了自己的性伴侣，那些男性。一些人成了酒鬼，再也显示不出男人的威风来了，一些人葬身在数不清的战争和灾难之中，抛下了孤苦伶仃的寡妇和新娘，另一些人则热中于同性恋，拒绝对女性的爱，将男女之爱当作陈旧的宗法制时代的残余，这种男人的数量还在不断增长。在这样的情况下，女性就应该去利用当今的医学、电子学和自生训练技术向她们慷慨提供出的各种手段。女主持人走到梳妆台前，梳妆台上摆放着五颜六色的油膏、香水、长圆形的振动按摩器、用轻柔的鸟毛制成的小刷子和一小把松鼠尾巴毛。女主持人向听众们介绍着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
“有些人的大脑里塞满了许多永远也解不开的问题，这个节目却可以把‘大脑问题’翻译成‘肚皮问题’。”看到女人的裸体，阿斯特罗斯似乎也兴奋了起来。“我们要在整个俄罗斯的上空创造出一个电子色情场。在每个森林中的小村庄里，在每间工棚里，一个生计没有着落的女人，或者一个没得到满足的男人，都会觉得自己很幸福……”
他们走进了下一个隔间，隔间里有一面巨大的屏幕。屏幕前的操作台旁坐着一个操作员，他身体瘦削，一头红发，就像一颗陈旧的铁钉。
“这是人类矫正实验室，”阿斯特罗斯解释说。“我们要制造出一种电视产品，借助这种产品，我们就能把俄罗斯人的民族沙文主义压制下去。我们要消除俄罗斯沙文主义的威胁，让那些民族主义者失去使命感。”
阿斯特罗斯朝那位操作员微微点了点头，操作员对阿斯特罗斯的意思不言自明，他打开开关，占据整面墙壁的巨幅屏幕亮了起来。
屏幕上出现一张因愤怒而扭曲的脸，一个大张着的湿漉漉的嘴巴，嘴里有几颗稀疏的黄牙，窄窄的脑门上搭着一绺汗湿了的白发。这个野兽似的人穿着一件俄式竖领衬衣，衬衣上绘有一幅北国的图案：几棵多神教色彩的树木，几匹神马，还有几位童话中的骑手。
这幅画面消失了，然后出现了另一个画面：一个被关押在监狱中的囚犯，他垂头丧气，被剃光了头发，面颊也瘪了进去，一双凹陷的眼睛惊恐、绝望地四下张望。
接下来是一个士兵，他身着迷彩服，头戴钢盔，他抬起下巴，眼里冒着疯狂的火花，把冲锋枪端在腹部，在不停地扫射。
在他之后，是一个身穿病号服的病人，他浑身无力地坐在一个简陋的病床上，身边是一些滴管和热水袋。
然后，前面已经见到过的那个身着俄式衬衣、长着一双野猪眼的暴徒，又出现了一次。
这些画像连成一排。举着红旗的游行队伍，满怀仇恨的游行者们其貌不扬，老式的脸庞上满是胡须，他们身穿陈旧的老式服装，怀里捧着斯大林的肖像。
然后，是一个低能儿，他正在用一个脏兮兮的指头抠鼻孔，笑眯眯的嘴巴上挂着口水。
低能儿之后是一个乞丐，他就像一个浑身毛茸茸的小野兽，他拄着拐杖，走在那些妇女内衣、漂亮住房和意大利家具的广告牌之间。
“我们为每一个电视素材选择特定的人物类型，我们要以此打击俄罗斯人的傲慢，同时让观众们也看到其他民族的典型人物，这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是绝对不可或缺的，在我们的国家里还生活着雅库特人、鞑靼人和高加索人。”
阿斯特罗斯用教授的语气说道，似乎他正在讲授遗传学课程。
“我们向观众们推出了另一种人类学类型，这一类型可以调和民族潜意识中残存的动机。我们创造了一个类型学形象，在他的身上也许综合了所有其他民族的特征。”
阿斯特罗斯又朝那位操作员微微地点了点头。
屏幕上出现了爱因斯坦的画像，他一副沉思的模样，面容安详，一双眯缝着的善良眼睛里流露着深刻而又宁静的忧伤。
爱因斯坦消失了，在他之后出现的是那位很有名的奥德萨幽默演员，胖乎乎的，模样很可爱，小脑瓜歪向一边，一双樱桃似的小眼闪闪发光，能使得人们不由自主地对他产生好感，他的某个部位，也许就是那副轮廓柔和的耳朵，与那位天才的物理学家有些相像。在他之后，出现一个年轻的美男子，他是右翼派别的政治家，不久前还曾幻想当总统。在他之后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木偶戏演员，他一副苦行僧模样，生着一只鹰钩鼻，衰老的嘴巴耷拉着，但是，他的目光却非常善良，虽说有些忧伤。爱因斯坦再次出现，突出了自己与刚刚闪现过的那些人的相像，——这些人全都留着那种既忧伤又高贵的唇须，都把目光投向那非欧几何学的空问，都对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一切充满关爱。按照这个标准，通过重复和变形，产生出一系列的人物，他们是：置身在一堆古籍中的文雅端庄的博物馆工作人员；外交部长；一位非常知名的银行家，他曾给予莫斯科市长以金融支持；最后，是阿斯特罗斯自己，他一副宽厚温柔、天真无邪的样子，身穿一套休闲服，拿着一把铁喷壶，在给园子里长满菊花的花坛浇水。
“被展示出来的这些人物类型，有助于消弭俄罗斯的民族冲突，”阿斯特罗斯解释说，“这样的人在全世界都很容易被认出来，他们能帮助这个国家在人类学的水准上融入国际社会……
别洛谢尔采夫感到一阵厌恶，他很担心，敏感的阿斯特罗斯会看出他的厌恶来，这样一来，他就会暴露身份，被当成一位深入敌方“秘密地带”的特工。
他们停在一个大理石大厅里，这是一个温室，里面生长着一些奇异的兰花、茂盛的棕榈和油亮的夹竹桃。温室的中央有一个水池，池子里浮着白色的百合，一些金鱼不时游过，呈放射状的纸莎草叶子上，落有几只巨大的、眼球突出的蜻蜓。
别洛谢尔采夫觉得，这些蜻蜓是在阿斯特罗斯的光学实验室中装配出来的，它们那鼓鼓的、像彩色宝石一样缤纷的眼睛，就是一个个微型摄像镜头，一直在盯着他别洛谢尔采夫的一举一动。
“您所看到的一切，还有其他许多东西，都可以被我们用来赶走总理。我们要给他玄妙的一击。”阿斯特罗斯对别洛谢尔采夫说道，几乎没有注意到站在一旁的格列奇什尼科夫和布拉夫科夫。
“我希望您能够明白，所有那些关于‘言论自由’、关于‘独立信息政策’的议论，都是说给议会中那些傻瓜听的幌子。我们所做的事情，不是提供信息，不是提供娱乐，我们是在规范现实。随着新技术的出现，我们学会了对‘历史力线’施加影响。我们要把这些‘力线’接在我们需要的人物身上，把他变成历史巨人。或者相反，我们也可以切断任何一位政治家的‘历史力线’，无论他如何有名，只要让他失去电源，他就会变成一个一事无成的人。对于那位不想离开克里姆林宫的荒谬的‘傀儡’，我们很快就要这样做了。对于这位可笑的总理，我们也要这样做，我们要把他抹掉，就像抹去一小把灰尘……您说什么？”他转向格列奇什尼科夫，虽说格列奇什尼科夫并没有说话。
“总理很看重强力部门的支持？……他派舍普顿将军坐普通航班去了格罗兹尼？……没有战斗机护航？……这能让我们做点什么呢？……不清楚，我不清楚。“他若有所思地说道。”让我们去看看我们的木偶剧院吧！……”
第十三章
他们来到的这个门口设有旋转铁门和检测仪的地方，很像一个缝纫车间，一问雕塑家工作室，或是一间化学实验室，更像是这三者的统一。在木板工作台上，堆满了五颜六色的绸子、绒布和金色的缎子，还摆着许多剪刀、裁缝尺，以及一些插满了缝衣针和大头针的针托。这里还有一些装着黏土和石膏的盆子，一团团柔软的橡皮泥堆在那里，供烘干用的电炉没有点着。
桌上摆有装着各色溶液的烧瓶、盛着浑浊液体和晶体沉淀物的蒸馏瓶、镊子、试管，以及一些由蛇形管和漏斗构成的复杂装置。在旁边的架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