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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命运的底蕴，都发表于《解放日报》、《朝花》副刊，现在把完成的《妙玉之死》和那两篇文章对照，可以看出我的思路是在不断地调整。我觉得我在《妙玉之死》中，对妙玉性格的形成、发展，以及那放诞诡僻的性格最终怎样开放出凄美至善的人性花朵，做到了绵密细致地层层推进，并自圆其说。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借妙玉之吟，有“芳情只自遣，雅趣向谁言”之叹；我这探佚小说，至多只是对曹公雅趣的一种刻意靠近罢了，但正如“疑义相与析”一样，曹公如此刻画妙玉性格命运的雅趣，也需要我们相与究析；我期待着同好的批评指正、诘驳论辩。
有人问我：你从事“红学”探佚，写这三钗之死，难道没有某种对现实的关照寄托于内么？那种狭隘的“关照”，如影射、比附，是没有的。但广义的、深层的关照，又是不言而喻的。这些“红学”探佚文字里，融化着我的生命体验。我早在1978年，就写过一篇现实题材的短篇小说《我爱每一片绿叶》，从内心深处呼吁尊重个性，二十多年来，这诉求一直贯穿在我的文字中，如最近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非虚构长篇小说《树与林同在》，更强化着这一旋律。我坦承，自己的性格是比较孤僻、比较难于被泛泛接触的人理解与容纳的，因此，解开妙玉那“讨人嫌”的性格内核中的人性之谜，于我来说，也确有某种特殊的迫切性。既然“性格即命运”，那么，我的性格，我的直面现实的文字，乃至我的“红学”探佚小说，融为一体，正是我无可逭逃的命运。
薛宝钗的绣春囊？
在《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1985年5月中华书局第一版）里，有一段《徐仅叟谈红楼梦》引起我的注意。徐仅叟是许姬传的外祖父，在清朝曾官至翰林院侍读学士，因上疏向光绪皇帝举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戊戌政变失败后，被判“绞监斩”（相当“死缓”），到庚子事变时才侥幸出狱，后隐居杭州。这是位饱学之士，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还会唱昆曲，更精于医道。他熟读《红楼梦》，而且见解独特。据许姬传的回忆，他少年时代，曾亲见耳闻外祖父徐仅叟与客人畅谈《红楼梦》，那些客人都是当时的著名文人方家，有陈散原、冒鹤亭、夏剑丞等人。
徐仅叟指：“曹雪芹写书的方法，有些从正面写，也有从反面写，或者从夹缝里写。书里有些人描写得温慧贤良，端庄稳重，骨子里却做了不可告人的隐事……可以研究一下书里的谜。”接着便问：“傻大姐拾的绣春囊是谁的？”夏剑丞说，书里写到在迎春那里，从大丫头司棋的箱子里，搜出了潘又安的情书，上面提到香袋，这绣春囊，分明就是司棋的嘛。徐仅叟却道：“这是曹雪芹布的疑阵，如果信以为真，就被他瞒过了……”大约一盏茶时，众人都答不上来，徐仅叟便抛出他的谜底：“绣春囊是薛宝钗的！”举座吃惊。
不管你是否认同徐仅叟的见解，有一点是必须肯定的——他阅读《红楼梦》很细。在抄检大观园一回里，写到从司棋箱子里抄出了一个小包袱，打开看时，里面是一个同心如意并一个字帖儿，那字帖是大红双喜笺帖，上面写道：“上月你来家后，父母已觉察你我之意。但姑娘未出阁，尚不能完你我之心愿。若园内可以相见，你可托张妈给一信息。若得在园内一见，倒比来家得说话。千万。千万。再所赐香袋二个，今已查收外，特寄香珠一串，略表我心……”这个笺帖固然坐实了司棋不轨的“罪名”，但所提到的同心如意、香珠都并非绣春囊，而且香袋是司棋送给园外的潘又安，被郑重查收了的。在古代，无论男女，都有在腰带上佩戴种种小零碎物品的习俗，《红楼梦》第十七回，写到一群贾政的小厮为了和宝玉表示亲合，围上去，不容分说，将宝玉所佩之物，包括荷包、扇囊等，尽行解去。还写到林黛玉为此生气，把特为宝玉做的而尚未完工的一个香袋给剪破了。绣春囊虽然也是香袋之一种，可是它很特殊，被俗称为什锦春意香袋，不仅那上头会绣着“两个人赤条条的盘踞相抱”一类的色情图画，而且，里面装的，也是媚香、春药之类的促性发情的东西，而非一般的香料、槟榔等物品；这样的香囊有时会被藏在怀中，轻易不会露出来。书中写到过司棋与潘又安在园里幽会，被鸳鸯撞见，后来司棋忧虑而病，等等情节，但并未写到司棋为丢失绣春囊而惴惴不安，而且搜出她的“赃证”后，她倒并无畏惧惭愧之意。既然从文本上并不能找到那绣春囊肯定是司棋的有关交代，阅读者根据自己的理解加以猜测，则是无可厚非的了。
书中写到，王夫人见到邢夫人封交的绣春囊后，首先想到是贾琏从外头弄来，凤姐当作了“闺房私意”，不慎遗失到了园子里。凤姐又急又愧，登时紫涨了面皮，依炕沿双膝跪下，含泪抗辩，除为自己和平儿洗清外，又把怀疑面引向了贾赦的侍妾嫣红、翠云，贾珍的侍妾佩凤，甚至“不算甚老”的尤氏……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无论王夫人还是凤姐，她们的首选嫌疑者都是已婚的、有“房事之乐”者。
而徐仅叟作为一个细心的阅读者，很有点立足于“接受美学”的味道，从文本引申出他的思路，最终把“谜底”投射到了薛宝钗身上。他的根据大体如下：书里写到，抄检大观园时，同是亲戚，林黛玉被抄了，而薛宝钗却抄不得；事后薛宝钗反倒立即托词迁出大观园“避嫌”，还在尤氏挽留时，说出“你又不曾卖放了贼”那样的怪话；薛宝钗平时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其实她工于心计，见多识广，她家开有当铺，她认得当票，她哥哥误把画春宫画的唐寅认作“庚黄”，自然那一类的东西很多，她在抓着林黛玉说酒令时引了两句《西厢记》、《牡丹亭》的“小辫子”后，竟以势压人，要审黛玉，并称自己小时姊妹兄弟一处，也“怕看正经书”，见识过不“正经”的玩意儿；进京后她家人口简单，居处不大，哥哥的春宫画，想必也“欣赏”过；以滴翠亭她在小红、坠儿前毫不犹豫地嫁祸黛玉的行径，可以“举一反三”，推知她会拥有从哥哥那里得来的“市卖”的绣春囊，她就是那么一种让你“知人知面不知心”的、最出乎人意料的复杂人物。
我并不同意徐仅叟的推测。其实，他应把他的思路加以精密化，比如说，想到香菱曾进园与薛宝钗一处居住，且有斗草换裙等行为，作为薛蟠的侍妾，她有绣春囊的可能性，是大过薛宝钗的，但宝钗见过她的绣春囊，见怪不怪，是可能的；这样也更能解释清为什么在抄检后，薛宝钗要尽快离开那块是非之地。
徐仅叟的一家之言的意义，并不在猜谜道底本身，而是从一个侧面印证出，曹雪芹在人物描写上、情节设置上，达到了多么高妙的地步。比《红楼梦》晚出很久的，西方文豪笔下的包法利夫人也好，安娜·卡列尼娜也好，都道是性格复杂，立体化，可是究竟还能说得清她们是怎样的人，而光是一个薛宝钗，她生动得那样复杂，立体得那样难以说清道明，以至仁者、智者对她的理解竟能分驰得那般厉害，并且一个关于绣春囊究竟系谁所遗失的情节，能给以阅读者那么丰富的揣想空间，对此，我们能不击案赞叹吗？
薛宝琴为何落榜？
这个问题的更准确的提法是：薛宝琴为何被排除在“金陵十二钗正册”之外？
我们都知道，在《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在太虚幻境的“薄命司”里，偷看了暗示书中诸女子命运的簿册，首先翻开的是“金陵十二钗又副册”，只看了关于晴雯和袭人的两页便掷下了，从中读者可以领悟，“又副册”里大概收的都是与晴、袭相类似的大丫头，估计紫鹃、莺儿等都在其中；后来又写到揭看“金陵十二钗副册”，却只看了一页，是关于香菱的，因“仍不解”，竟又掷下，不过读者可以猜出，“副册”里收的，可能还有平儿，也就是虽然开头是丫头，可是后能“扶正”，那样的身份以上的女子。宝玉完全翻阅一遍的，是“金陵十二钗正册”，按顺序，是林黛玉、薛宝钗并列，然后是贾元春、贾探春、史湘云、妙玉、贾迎春、贾惜春、王熙凤、李纨、巧姐、秦可卿。后来警幻仙姑让他聆听“新制《红楼梦》十二支”词曲（实际上是十四支），对金陵十二钗命运暗示的顺序也是这样。
在《红楼梦》第四回里，出现了至关重要的“护官符”，开列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稍微研究一下“金陵十二钗正册”的名单就不难发现，里面除了妙玉一位，其余十一位都是四大家族的成员，元、迎、探、惜是贾家小姐；史湘云是贾母娘家史家的小姐；林黛玉是贾母女儿的女儿，虽然姓了林，其实是贾、史两大家族的骨血；王熙凤既是王家的小姐，又嫁到了贾家为媳，她的女儿巧姐不消说也兼有贾、王两族的血脉；李纨和秦可卿本身不是四大家族的血统，但她们嫁到贾家为媳，也就取得了贾家的身份。按说这“正册”里应该全收四大家族的成员，不必掺进妙玉。
当然，倘若在我们所看见的，大体是曹雪芹原著的《红楼梦》前八十回的文本里，属于四大家族的“主子”身份的女性，再没有什么太醒目的，“钗”数不够，那么，以妙玉补充，也就不奇怪了。可是，却明明有一个施以了重彩的薛宝琴赫然存在。
在前八十回里，写到妙玉的笔墨其实非常有限，“正传”性质的，也就第四十一回栊翠庵品茶一场戏罢了，只占半回书，仅一千多个字。后来第七十六回凹晶馆黛玉、湘云联诗，人家二位是主角，她最后出来了一下，只能算是陪衬。其余几次提到她都不过是暗场处理。
但曹雪芹在前八十回里对薛宝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