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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地对待别人，严格地对待自己，帮助作者树立正确的艺术观和人生观，正确地对待名利、荣誉和报酬，将作者队伍锤炼成一支高素质的“铁军”。
我在前面提到过的，曾获辽宁省特等劳动模范称号的张功升，就是这支“铁军”中的一个。
张功升原本是一位文化不高的工人，但他热爱故事，经常将自己看到、听到的事情“变”成故事讲给周围的人听，逐渐就有了一定的影响。他的这些感人的故事，大都在自己的肚子里，真要动笔将她们变成文字，对他来讲就有一定的难度。
《故事会》编辑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就对他实行了“跟踪”。
在一次故事会上，张功升一口气讲了几则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传说，将听故事的人们都感动得热泪盈眶。编辑部早已在“跟踪”中将这些故事都录了下来，然后对其进行整理，请张功升本人再看一遍，很快就发表了。
对于张功升本人来说，第一次将自己的口头创作变成了铅字，心里感到十分高兴，从此便在编辑们的指导下，自己学着开始动笔创作故事。他以坚忍不拔的精神，虚心地向编辑和有文学创作经验的作者学习，很快就能够自己动笔写故事了。
张功升创作的故事不断在《故事会》上发表，并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可是不久，他的一条腿因公负伤了，一点都不能动。但是他并没有停止故事创作，有时候有人来请他去讲故事，他也是扶着拐杖，在别人的帮助下坚持去讲。
张功升的精神受到了人们的尊敬。因为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在“文化革命”中他就因为讲故事被关过牛棚，可是他在牛棚里还为大家讲故事，他当年讲的故事《选“驸马”》，直到今天还在民间广为流传。从牛棚里出来后，他更加满腔热情地讲故事，以激励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就在他的儿子因病不幸去世不到六天，他就在一所学校里去讲学雷锋的故事……
对于张功升的病情，厂里领导非常关心，在一次讲故事之前，专门请来医生为他检查。
当两位医生检查结束向外走的时候，他听见医生对陪同的厂党委书记说：“这个人左腿的肌肉里，已经有一百多块骨头了，怕是没治了。这种骨化性肌炎是‘不是癌症的癌症’，可他还有心思讲故事。”不料这话让张功升听到，他如同挨了当头一棒，几乎倒下。然而就在这时，讲演大厅里爆发出一阵掌声。他知道该轮到自己讲故事了。于是，他微微站了一会儿，让自己的心情重新恢复了平静。他放下拐杖，整了整衣服，缓缓地走上讲台，一讲就是四十多分钟。
他讲的故事，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
张功升在各级组织的关怀下，请了各地的医生为他治病，但仍无法控制病情的发展。即使这样，他仍然活跃在故事战线，创作和讲述了《小村长》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故事。
这就是这支“铁军”队伍中一个战士的故事。
这样的故事作品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用生命的毅力拼出来的。故事作者将一种顽强不屈的作风注入了自己的作品，作品的思想和内涵也相应地得到了升华。这样的作品便会很自然地赢得读者，
作者队伍素质的提高，必然会带来刊物整体质量的提升。
在《故事会》担任过副主编的吴复新，在培养这支“铁军”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有一次，吴复新出差去江苏大丰，听到几位故事作者讲了一个当时流传于苏北盐城地区的民间故事，认为不错，就与作者共同研究，然后由王维宁、陆正庄两位故事作者写成初稿，带回编辑部进行研究。经过编辑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这篇名叫《冤狱恨》的中篇故事在《故事会》上连载三期。
作品连载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不但如此，这篇稿子从搜集、整理到写出初稿，然后又通过编辑的加工和润色，直到作品的发表过程，对于从事这篇故事写作的作者也是一次故事创作的具体指导与培养。
除了发现作者和作品之外，吴复新还十分注重故事作者在创作理论上的提高，经常自己撰写讲稿，为故事作者讲课。
当时，有一些故事作者对于故事的搜集整理、改编以及创作等方面的关系不太明白，因而直接地影响了作品质量，甚至给编辑工作造成一定的混乱。为此，吴复新针对性地撰写了一篇《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的专题讲稿，从民间故事的搜集原则到搜集的方式，从整理的一些技术性问题到改编和再创作的区别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系统和具体的讲述。对于当时束缚作者手脚的一些模糊认识，他一再地强调：“要说清楚的是，区分整理、改编、创作，并不是排斥改编和创作，相反，对它们应该抱欢迎的态度，因为搜集故事作品的目的，其中也包括推动文艺创作在内。而区分三者的目的，主要是要明确民间故事作品的属性特征。笼而统之，界限混乱，对民间文学事业是不利的。”
《故事会》的编辑们尽管在作者中很受尊敬，他们也从来都不为稿源发愁，但是，他们却没有“朝南坐”的思想，而是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来团结不同类型的作者，壮大作者队伍，从而在全国组织了一支从思想到艺术都十分精良的故事创作“子弟兵”。同时，编辑部还专门印制了“作者登记卡”，将全国搞故事创作的作者都登录入册，定时与他们进行联系，了解他们的创作情况，为他们建立故事作者档案库，当他们的作品发表到一定的程度时，编辑部就想法给他们出专集，以扩大他们的影响。
继1989年10月出版第一本三十六万字的《吴伦故事集》之后，又先后于1991年9月出版了二十九万字的《吴文昶故事集》，1993年6月出版了三十万字的《黄宣林故事集》，1993年12月出版了二十六万字的《崔陟故事集》，1996年1月出版了二十万字的《夏元寿故事集》，1997年8月出版了二十三万字的《何初树故事集》，2001年1月出版了二十一万字的《肖士太故事集》。到我采访之时，另外一本《范大宇故事集》也已出版。对于这套“中国故事家创作丛书”，编辑部今后还将继续编辑下去。
《故事会》为骨干作者出书，一切费用均由《故事会》负责。这类书在经济上讲是不合算的，但是，编辑们都乐于做这样的事情。何承伟主编则说得更加坦诚：“为多年来支持《故事会》的优秀作者出书，也是对我们这支创作队伍的整体检验和一种扶持，因为这支队伍的好与坏，直接地关系到刊物的发展，关系到中国新故事的整体发展水平。”
编辑们就是这样以自己人格的力量和认真负责的精神团结着作者，关心着作者，培养着作者。编辑和作者都坦诚相待，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刊物的发展。
第三章培养“子弟兵” （10）
6．从“沙龙”到“基地”
1979年春天，江南大地草长莺飞。
《故事会》的编辑陈中朝、苏菊珍、鲍放三人来到上海郊外的金山，参加这里的故事会讲话动。
金山是个故事之乡，诞生了一大批土生土长的故事员，这些人活动在田间地头，为农民讲故事，深得农民的欢迎。
与此同时，一批故事作者也相应成长起来。这些作者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了解形形色色人们的生活，有着极其深厚的生活基础。因此，他们笔下的故事，大都来自于生活实际，不但风趣幽默，同时生动感人，讲出来后常常是笑声不绝，掌声不断。
这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全市较早地成立了故事沙龙。一些故事爱好者自觉地组织起来，定期组织活动，共同研究创作的故事作品，探讨故事发展的走向，学习故事创作的理论和成功的经验，或者到市里去请专家讲述这方面的常识。
沙龙成立以后，喜欢故事的作者和故事员都有了自己的“家”。每到活动的时候，大家风雨无阻，聚集一起，相互切磋，共同提高。
三位编辑在听了故事员的几场演讲之后，对其中一篇故事产生了兴趣，那篇故事名叫《三百元的故事》。作者的名字叫吴伦，这是他写的第一篇故事。
他们将作者约来见面。三位编辑可能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发现和培养的这个故事作者，以后竟做了他们的顶头上司，成了《故事会》的一位“当家人”。
以后，编辑们又介绍吴伦参加了上海民间文学研究会举办的培训班，到工人文化宫去听讲座。在这里，他认识了讲课的任嘉禾、何承伟等，同时也认识了当时在上海从事故事创作较早的黄宣林、张道余等。经过几年的磨炼之后，他便逐渐地成长起来了。
《故事会》创刊初期，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为了培养作者，与各地文化单位联系，在上海的工人俱乐部和各市区与郊县，以及由此而发展到北京、湖北、江苏、河南、山东、浙江、江西、广东等全国部分地区，并建立了自己的民间组织——故事沙龙。利用这种形式，将故事爱好者组织起来，相互学习，相互提高，并从中发现培养有发展前途的作者。
当年在故事界很有影响的许多故事作者，都是从这些沙龙中发现和成长起来的。
有人可能会问：现在还有当年那种故事沙龙吗？
回答是肯定的。
首先是没有故事沙龙，编辑部就在基层读者中没了依托，变得耳不聪，目不灵，读者需要什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