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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浙江海塘工程。浙江沿海地区，钱塘江水顺流而下，海潮逆江而上，淹没大片农田。唐、宋以来筑有土塘，康熙时海宁一带土塘常被海潮冲溃，雍正时改土塘为石塘，但监修官员偷工减料，工程窳败。雍正十三年九月，杭州副都统隆升报告，海塘绵亘百余里，除大学士朱轼所修五百丈至今稳固外，“其他坍卸之处水落石出，始见以前石料狭薄碎小桩木违式，通塘比比皆然”《清高宗实录》，卷2，39~40页；卷77，11~12页。。乾隆因“浙江海塘工程，为杭、嘉、湖、苏、松、常、镇七郡生民之保障”《清高宗实录》，卷2，39~40页；卷77，11~12页。，特命大学士嵇曾筠专门负责修筑海塘。嵇曾筠请于仁和、海宁等处建鱼鳞大石塘六千余丈，从海宁浦儿兜至尖山头建鱼鳞大石塘五千九百余丈。其修筑方法是“密签长桩，平铺巨石，以米汁灰浆扣以铁钉铁锅”，工程质量极其坚固。嵇曾筠去世后，浙江巡抚卢焯、常安督修。八年，海宁县鱼鳞石塘告成。自雍正八年动工至是年工竣，共用银二百三十万两。《清史稿？嵇曾筠传》，卷310；《清高宗实录》，卷41，35~36页。
4．直省水利工程。乾隆继位时，各省地方水利设施大多失修，“圩岸不无坍颓，泥沙不无淤积”。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与其岁久溢渠，事难费倍，不若逐年疏葺，事易费省”，要求各省督抚讲求水利之法，“著各管理水利河务及滨河州县，各于所属境内相视河流浅阻，每岁农隙，募夫挑挖，定为章程，逐年举行”《清朝文献通考》，卷7，《田赋七？水利》。。各省督抚遵照乾隆帝的旨意，闻风而动，筹款修堤筑坝，于兴修水利颇为用力。如：
（1）江南水利。乾隆元年，两广总督鄂弥达奏请将广州和肇庆的原筑土坝改为石坝，以保护坝下民田，得到批准。同年，江南部分地区发水，淮阳被淹，乾隆下令修濬宿迁、桃源、清河、安东及高邮、宝应各水道。两江总督那苏图和江苏署理巡抚许容遵旨前往淮阳地方调查后回奏：“沿河一带边土较高，兴、泰、宝、盐等处地方低洼，形如釜底，必须测量地势随宜办理，如蒙简差在京熟谙水利工程大员，相度董率方为有济。”三年，乾隆特派大理寺卿汪漋总办江南水利工程，次年，又因水利工程重大，增派通政使德尔敏同往江南。淮扬里下河地区共有九州县，地界江淮濒河临海，既有鱼盐之利而又频遭水患。汪漋等人在当地详细查勘，发现其主要水害为开放高邮三坝及海水倒灌两问题。高邮三坝之设因上游洪泽湖天然二坝泄洪，自雍正朝洪泽湖东筑成高堰大石坝后，清政府已决定天然坝坚闭不开，为此他“请将高邮三坝及昭关坝、子婴坝平撤，以期永除水患，更添闸三座以溉田亩，上源无骤涨之水，下游自无泛滥之虞”。对海水倒灌问题，他提出在天妃口重新建闸，将范公堤内之闸移建于串场河之外口，“其余有墙石底石损坏者，有闸板朽腐者，俱应修葺，以时启闭，则碱水之患亦除矣”。除了堵住外来之水，还要疏导本地之水，汪漋提出挖挑淮扬地区南流入长江和东流入海各河，计有盐城属东塘河，阜宁属之清沟河、苏家嘴河，山阳属泾河、市河，宝应属子婴闸河，兴化属北官河、溪河、白涂河、梓新河、兴盐界河，泰州属小纪、宗村、蚌沿三河，以上为东流入海各河；扬州以北湾头河、董家沟芒稻河、扬州城东沙坝闸河，以上为南流入江各河。上述河道“皆灌溉所资，盐船经行之路，今俱淤垫浅阻”。汪漋的请求得到批准后，以上各条河道均得改善，在施工时，又将挑挖出的淤土在各河两岸数丈之外堆成圩岸，“岁旱则引以灌田，水大则听其堵闭”《清朝文献通考》，卷7，考4918页，《田赋七？水利》。，使苏北地区的水利事业大为改观。历时三年，始完成全部工程。
（2）甘肃水利。乾隆三年（1738年），川陕总督查郎阿因瓜州地多水少，疏勒河水不敷灌溉，经调查发现瓜州之北蘑菇沟、西部柳条沟两河水渠水源充足，遂在两河之间拦腰建闸，又修渠道一条，将两河水引入渠中，解决了回民所在地区的灌溉问题。兰州西南黄峪沟等处，有泉水数十条，当地人常修渠引泉水灌溉。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发生一场大地震，将泉水全部埋入地下，渠水干涸。甘肃巡抚德沛了解后，指示地方官“募夫沿渠道故迹开濬，遂得清泉十一处，泉水盛流至宋家庄引入渠道，约长六十余里，可灌田二百余顷”《清高宗实录》，卷45，18页。。
（3）云贵水利。云南、贵州地处高原，交通闭塞。贵州“地无三里平”，云南则“跬步皆山”，乾隆因此很关心该地水利，谕令“无论通粤通川及本省河海，凡系水利及有关于民食者，皆当及时兴修，不时疏濬，总期有备无患，要须因地制宜，事可谋成，断不应惜费”《清高宗实录》，卷40，8页。。乾隆要求地方官能切实执行。三年，贵州总督张广泗组织开凿本省河道，自都匀经旧施秉通清水江达湖南黔阳、常德。又由独山三脚坉经古州越广西怀远直抵广东。贵州和湖南、两广的交通得到改善。云南大理洱海发源鹤庆府属观音山，挟诸山之水注入弥沮河，至大理，又会苍山十八溪，汇而成海。下合赵州、蒙化之水，由波罗甸出天生桥入合江浦而总会于澜沧江，海身长一百二十里，宽二十多里。天生桥一带海口深宽不足一丈，长仅七里，泥沙淤积，每至雨季，海水泛滥，洱海周围农田被淹。八年，张允随署理云贵总督时，令地方官员率领民工疏治洱海海口，“自波罗甸下达天生桥，分段开濬，叠石为堤，外栽茨柳，为近水州县祛漫溢之患。海口涸出田万余亩，令附近居民承垦，即责垦户五年一大修，按田出夫，合力疏濬”《清史稿？张允随传》，卷307。。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兴修水利（3）
（4）安徽水利。安徽在春秋时楚国兴修了芍陂，灌溉大片农田。至清初淮河两岸支流大半淤浅，“不足资以灌溉，亟为挑浚”者共六十二处，“寿州之安丰塘即古芍陂，向为潴水之区，今已淤成高地，即不能蓄水，反致阻遏水道”《清朝文献通考》，卷7，《田赋？水利田》。。负责总办江南水利工程的大理寺卿汪漋请求招民垦种，可得良田五万亩，每年农隙之时组织种地农民将塘外挑成河道，东西下游各筑土坝，可化无用为有用。得到批准后，在安徽布政使晏斯盛的主持下，以濉水和巢湖为中心的各支流河道普遍得到了疏浚。
（5）河南水利。河南境内贾鲁河经涡河入淮，涡河浅窄，常因此泛滥。巡抚雅尔图按照乾隆的指示，“开濬省城乾涯河，复于中牟创开新河一，分贾鲁河水势，由沙河会乾涯河，以达江南之涡河而汇于淮，长六万五千余丈”。乾隆六年新开河道竣工，乾隆帝高兴地赐其名为惠济河。《清史稿？河渠四》，卷129。同书《雅尔图传》，“乾涯河”作“乾河涯”。
（6）畿辅水利。八年，天津、河间二府大旱。九年，御史柴潮生奏请大笔拨款，经理畿辅水利。乾隆“命尚书刘于义往保定会同总督高斌详议经理”。在刘于义的直接指挥下，先后三次大规模兴修幾辅地区水利。九年，濬牤牛河，开白沟河支流，西淀支河、东淀河道裁湾取直。子牙河疏河口，别清浑；疏凤河，濬塌河淀，引唐河水入保定河；濬正定诸泉水引以灌田，并修复营田旧渠闸。十年冬天，上述各工完成。又将还乡河裁湾取直，筑蓟运河西堤，挑张青口支河、新安新河，拓广利渠，望都至安肃开沟，并裁永定河兜湾，以上为第二次兴修各工程。再引塌河淀涨水入蓟运河，疏天津贾家口、静海芦北口诸河，及庆云马颊诃、盐山宣惠河，以上为第三次兴修各工程。十二年同时完成。《清史稿？刘于义传》，卷307。
乾隆初，全国上下都在致力于治水害、兴水利，这对增加粮食生产，保障人民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居安思危养民之道：发展采矿业
中国的采矿业总的发展迟缓，至清朝略有改观。乾隆时又算是比其前期发展更快的，商办矿业在此期间有了很大的发展。以铜矿为主，包括煤、铁、金、银、铅、锡、硫磺、水银、朱砂等各式矿种的生产，都以十倍二十倍的数量在翻番上升，从业人员大量增加，矿场规模不断扩大。矿业在当时国民经济中所占的地位日益上升，一百年的增长率大大超过了此前的两千年。参见《清代的矿业》，前言，中华书局，1983。
采矿业的发展，对社会进步有重大的革命意义。但乾隆之父雍正却反对开矿，认为“开采虽获矿砂之利，然寒不堪衣，饥不堪食，而聚集数十万不耕之人于荒山穷谷之中，其害不独有误农业而已也。纵云穷黎口资藉，终非养民之上策”《朱批谕旨》，见《清代的矿业》，上册，28页。。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