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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陈炯明在讨伐桂系的问题上重趋一致。6月20日，陈出发到肇庆；26日，孙发表命令派他为“援桂军总司令”。就在26日，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陈炳焜逃往浔州，粤军占领梧州。孙任命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7月3日）。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英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个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此时沈鸿英看见形势不利，就不肯接受陆的调度了，他曾通过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但是陈炯明不再相信他了，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从7月3日到8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
9日，退往贺富大山的沈军司令黄自高、沈荣光等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的关系，与广东采取一致的态度。
与此同时，桂北和桂西也起了变化：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因此李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赵恒惕也因陈炯明的一再请求，派谢国光、罗先辏Я铰谩昂推秸剂臁惫鹆帧�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洪兆麟、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但又不愿结怨于陆荣廷，请他先行让出桂林，声明对桂军并不采取敌对行为。湖南出兵不仅为了履行湘粤同盟的义务，同时也是防止孙中山假道北伐的一项措施。
7月中旬，由梧州西进的粤军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浔州、贵县，活动于高、雷、钦、廉一带的桂军也都失败了。
沈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7月12日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14日统领秦步衢逐走陈炳焜、李祥禄（桂北镇守使），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陆荣廷鉴于大势已去，16日通电下野，将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军宣布“自治”是诈降计，仍然继续进攻，7月24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这时湘军已经开进桂林，滇军李友勋、黔军谷正伦两部也已攻入怀远、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炳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来。8月3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一度占领桂林，13日又被滇军胡若愚部逐走，逃往全州。
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即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韦荣昌、黄培桂主持改编桂军事宜，8月5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但是陆荣廷还在龙州收集残兵败将，幻想北方直系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们，因此粤军又一次发动攻势，于10月1日占领龙州，陆、谭等才取道越南河内逃走了。
粤桂战争结束后，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并且打算进一步派他兼任广西总司令，陈炯明认为这是“调虎离山计”，拒不接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四章 北方“四巨头”会议（1）
一天津会议讨论六项问题。北洋军阀联名谴责孙中山“破坏统一”。天津会议因军饷问题引起争吵。北京内阁局部改组。直奉军阀的分赃协定
以前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段祺瑞失败后却换来了两个“太上政府”，如果直系军阀曹锟、奉系军阀张作霖不点头，北京政府对任何问题就休想放手进行。由于曹、张之间争权夺利存在严重矛盾，在某些问题上一个点头一个不点头，也使北京政府不知何所适从。下面一些问题，都是北京政府面临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内阁总理靳云鹏吩咐京汉、京奉两路局开出专车，分赴保定、沈阳两地，迎接曹、张二人到北京举行会议，以便统一步骤，决定施行。
第一是国会问题。皖系失败后，段祺瑞所造成的安福国会（新国会）自动宣布停会。广州虽有一个旧国会，它和北方唱的是对台戏，北京政府当然不肯把它恢复起来。因此，北京政府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意在使新旧两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各得其平，同时根据南方所坚持的旧约法进行国会的选举，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得上风，护法旗帜不再适用，由此可以达到和平统一。其实，这一措施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是由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则是由新选举法产生的，现在舍新取旧，就是承认自己为非法总统。但是，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南方所争者为恢复旧国会，对北京政府的改选命令置之不理。同时，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大多不热心进行这种选举。因此，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既不能统一南方，又不能统一北方，而使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北京政府希望曹、张两人帮助解决北方各省改选国会的问题。
第二是内阁问题。靳内阁的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叶恭绰，都是旧交通系分子。该系首领梁士诒自己企图组阁，于是发生了以叶恭绰为核心的倒阁运动。该系向来掌握本国的交通事业和银行事业。这时北京政府假统一的戏法已经被戳穿，不能骗取外国借款，而在旧交通系的把持下，本国银行团又拒绝予以支持，因此1921年年初，北京及全国各地涌现了一片“闹穷”的浪潮。军费积欠达八、九个月，各省军阀催款的电报雪片似的飞来。由于军费积欠过多，各省兵变也就一个紧接一个，仅就1、2两月而论，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的巨大损失，后经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宜昌、沙市的兵变，焚掳更为残酷，扰及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厉干涉，并且发出了宜昌开辟租界和驻扎外国军队的种种叫嚣；保定为直系的大本营，第二十三师为直系的精锐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兵变。各省军阀因为催款无着，便在地方上截留国税，大肆搜刮，如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王占元在湖北擅办地方公债等。在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部部员组织了“索薪团”，将军府将军自请给资遣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随后北京教职员也组织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掀起了“读书运动”，“闹穷”的浪潮几乎把内阁冲倒。在这期间，由于旧交通系采取了“财政倒阁”的手段，使靳与他们的关系恶化到势不两立的境地。旧交通系与奉系军阀早有勾搭，徐世昌暗中也支持他们，所以靳的“智多星”张志潭（内务总长）向靳建议，邀请曹、张两人进京帮助改组内阁，以便驱逐旧交通系分子下台。
第三是“援库”问题。1921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伦。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借口积欠军饷不肯出兵。后来虽然拨发了一批军饷，张仍按兵不动，这个问题也必须当面解决。
第四是直奉两系权力地位的分配问题。李纯死后，张作霖企图伸张势力于长江流域，竭力保荐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的势力范围，当然不肯相让，而苏、皖、赣三省人民也因张勋是臭名昭彰的复辟犯，誓死反对，张作霖便改荐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也并入“东北王国”之内。热河都统、淮军老将姜桂题与徐世昌的关系很深，徐替姜说情，并于1921年1月26日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但是张勋不要做这个“古怪官”，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跟他“开顽笑”。张作霖的另一步骤是排斥了鲍贵卿，调任孙烈臣为吉林督军，升任吴俊升为黑龙江督军。此外，直奉两系争持最烈的，还有特赦安福系政治犯的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为了调和直奉感情与平均分配权力，靳内阁认为也有召开会议的必要。
第五是裁兵问题。靳吹嘘在他的任内裁去了边防军、西北边防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约达20万人，这是“闭着眼睛瞎吹牛”，这些军队都是战败被解散的。而另一方面，战胜者新扩充的军队，大大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因而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有增无减，靳就避而不谈了。靳拟定了一个裁兵计划：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39个师，10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而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信上提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又表示，将以能否裁兵决定个人的去留。直奉军阀对裁兵问题表示了有条件的赞成：曹锟表示，如果东三省可以办到，直隶也可以办到，张作霖提出裁兵必须先发欠饷，而这个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所办不到的。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饷者，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以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在全国大小军阀几乎无人不吃缺吞饷、无人不在军火交易中捞一把的情况下，这条军律也是一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