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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到桂林后，派王文华之兄王伯群为贵州省长，改任谷正伦为中央直辖黔军总司令。这两个人都有回到贵州做总司令的野心。卢焘并未取得孙的同意，任命林俊廷为黔桂讨贼联军第一师师长。这些情况，说明卢焘并非真心拥护孙，而孙也并不信任卢。
1922年春天，袁祖铭在湘西晃县成立了“定黔军”，王华裔旧部也从广西集中到晃县来。卢焘派第一旅旅长窦居仁率部开往铜仁拒敌。窦迎接王伯群到铜仁，准备拥戴他上台。顾品珍在云南失败的时候，“定黔军”向贵州进攻。3月18日，窦旅军官受袁运动发生内变，王伯群、窦居仁都逃走了，“定黔军”没有经过战斗便占领了玉屏、铜仁、镇远。4月4日，卢焘通电将总司令一职让予谷正伦，在谷未回到贵阳之前，派总部参谋长兼第四旅旅长张春浦代理总司令。他并非真心下台，又在遵义设立军民两政行署，并且调动胡瑛、孙勤梁、何应钦各旅准备反攻“定黔军”。张春浦守不住贵阳，也退到遵义来与卢会合。4月9日，“定黔军”占领贵阳，贵州各团体推举刘显世再任贵州总司令，袁祖铭却以“定黔军”总指挥名义发号施令，并不欢迎刘回来复职。卢焘曾派代理第一旅旅长周西成攻占铜仁，打死了王华裔，王的残部向湘西洪江退走；张春浦旅也一度攻入贵阳。5月9日，“定黔军”反攻后，张旅又退出贵阳，逃回遵义。在此以后，卢焘率领残部退往广西，张春浦逃往四川，何应钦逃往云南。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二部分第五十八章 第一次直奉战争（1）
一奉皖两系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张作霖向曹锟提出三条件。曹锐代吴佩孚发出的蒸电
1922年1月19日，吴佩孚和六省直系军阀加足火力发出的一个电报，终于迫使梁士诒请假前往天津。一直到这时为止，张作霖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了不应战的态度，这是由于直系兵力相当雄厚，奉系有所顾忌，不愿单独作战。张作霖希望北伐军首先发动，皖系起而响应，然后他所勾结的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等，也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及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还利用一批下台的失意军阀，煽动他们的旧部张作霖的座上客有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等。此时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都在鄂西。，从四面八方打击直系，使直系陷于重围，顾此失彼，奉系以举手之劳就可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此时，奉系和孙中山及皖系的反直三角同盟虽已成熟，但是北伐军受制于陈炯明不能出发，这个联盟还不能起配合作战的作用，张作霖只得捺住火性，等待时机。
直系方面，曹锟和他的兄弟曹锐（直隶省长）始终抱有息事宁人的心理。曹锟一再约束吴佩孚切勿孟浪从事，并派直军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张作霖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聘。曹锟建议撤退北京及直隶境内的奉军，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地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表示了同意，就派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事务。这一协议使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大见缓和。
1月26日，北京财政部发行盐余公债9600万元，指定以关税提高至值百抽五所增加的收入为公债基金，用以偿还以盐余为担保的内债7000余万、外债2600余万。可是，本国银行界所组织的“盐余借款团”公布此项债款共有一亿元，与财政部公布的数目不相符合；而且，这一措施有利于操纵本国银行事业的交通系，而外债又以日本为最多，因此直系军阀怀疑新旧交通系为奉军张罗战费，全国各方面也都怀疑此中有不可告人之隐。在直系指责和舆论的督促下，北京政府只得组织“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银行团共同组成，指定以司法总长董康为委员长，负责审查此项债款有无弊端。
1月25日卢永祥通电，对内阁问题有所表示。电报说：“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倘以‘为国锄奸’为名，反为巧宦新旧交通系联合推倒靳内阁后，靳的“智囊”张志潭到洛阳控诉梁士诒上台乃是奉系控制中央财政、张罗战费以便大举进攻直系的一个步骤。卢永祥、张作霖电中的“巧宦”是指张志潭。造机会，国人良知不昧，终必抵死力争。”这个电报是皖系军阀为他们的同盟者打气助威，对吴佩孚的初步回击。接着，30日张作霖电请徐世昌公布内阁办理鲁案交涉的经过情形，并且话中有刺地说：“事必察其有无，情必审其虚实。倘事属于虚或属误会，则锻炼周内以入人罪，何以服天下之人心。……若以爱国之热诚，转而为祸国之导线，以演出亡国之惨剧，试问与卖国之结果有何差别！……愿钧座采纳卢督所陈‘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不致令以‘为国锄奸’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尤愿钧座饬纪整纲，使天下有真公理，然后国家有真人才。倘彰瘅不明，是非不辨，则作霖必随贤哲之后，为民请命。”这个电报暗示吴佩孚干涉内阁是一种破坏纪纲的行为，如果徐世昌不能制裁，他就要联合其他力量代替北京政府加以制裁。以上皖奉两系一唱一和的示威电发表后，直奉两系的紧张局势便又加剧。
曹锟兄弟为了缓和局势，忽又改变主意，曹锐亲自到沈阳挽留关内奉军，并解释攻击内阁是吴佩孚的个人行动，与他们兄弟无关。张作霖也就表示他所恨的只是吴一人，并不涉及自己的亲戚弟兄。
2月2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说，“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的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张作霖之气。另一方面，他又准备罢免梁士诒以息吴佩孚之怒，而用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继任内阁总理。鲍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这又是见好张作霖的一种做法。他还放心不下，叫鲍自己到沈阳去商量。不料张作霖不买这笔账，沉下脸色来向鲍说道：“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跑来问我！”这样，鲍内阁便流产了。
由于段祺瑞已从北京逃走，孙中山又表示可以出兵北伐，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日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于是曹锐大起恐慌，3月8日以“祝寿”为由，再到沈阳乞情3月10日（农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47岁生日。。张作霖对待他虽然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顾而言他”，使他满肚子的话都说不出来。他只得找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他们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干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张作霖才开门见山地提出三个条件：一、吴佩孚专任两湖巡阅使，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二、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三、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张作霖决心与吴佩孚硬拼一下，如果吴敢于反对梁复职，他就加以“反抗元首”和“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加以讨伐。
就在这时候，北京查账大员董康提出了一件大参案，指出盐余借款中发现有各种各样的假公济私的不法行为，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佳，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题目，又大做文章 ，称赞董康为“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这样一来，气得张作霖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弟兄，究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如果没有，他就代替他们弟兄重重地教训吴佩孚一下。在张作霖的盛怒之下，曹锐胆战心惊地赶回到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乱说乱动。
曹锟电召吴到保定面商重大问题，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样一来，曹锟也就火气大发，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将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气，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做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十分危迫，曹锐便代吴拟就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1）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2）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挟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3）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4）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5）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畛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二徐世昌任命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奉军大举入关，曹锟下令直军不得抵抗。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卢永祥建议召开天津会议解决直奉争端。吴佩孚等宣布张作霖罪状。张作霖到军粮城指挥作战
华盛顿会议后，梁士诒既不辞职，又不销假复职，代理总理颜惠庆坚决不肯再代下去。徐世昌要求直奉两系推荐一个双方可以同意的内阁总理，张作霖仍然表示“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徐世昌得到密报，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于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元首”下台，因此3月12日他通电各省，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