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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内阁问题，吴在另一场合下表示应当先进行全国和平统一，然后组织正式内阁。
自从直皖战争结束以来，西方国家看中了吴佩孚是个可用的工具，都把他捧作中国惟一的“英雄”，在报纸上竭力加以渲染，而吴自己也就飘飘然自负为不可一世的风云人物。吴对这次战争的估价和张作霖完全不同。张认为如果奉军不参加作战，直军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奉军参战是这次战争谁胜谁败的关键性问题。吴则认为奉军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胜利的决定因素在于松林店一仗，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他又认为他在军事上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他的政治主张应当受到全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
他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他的主观幻想。张作霖从来不把他放在眼下。7月26日，张到天津的当天，就有一批西报记者跑到恒记德军衣庄来访问他，谈到吴佩孚，他轻蔑地说：“我所合作的是曹经略使。吴佩孚小小一个师长，全国就有几十个师长，而我手下也有好几个。”
天津会议没有讨论国民大会的问题。8月1日，吴通电全国发表了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这个电报发表，全国不少团体都感到兴奋，纷纷通电响应，单在上海就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新兴团体。另一方面，这个电报立刻引起了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的激烈反对。徐世昌也和张作霖一样，认为吴佩孚职位卑小，言大而夸。靳云鹏悻悻地说：“召开国民大会，简直是要革我们的命！”张作霖把曹锟拉在一旁低声问道：“三哥，你看见过吴子玉的通电没有？我却事前一无所知。如果三哥赞成他的主张，我就通电反对。”曹锟急忙表示自己并不赞成，劝他不要发火，并且表示负责叫吴佩孚撤销这个主张。当曹锟发出通电，声明“吴佩孚所发东电，未得同意，应予撤回”以后，得知张作霖反对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已经发交电局，又急忙把张作霖的电报扣留不发。曹锟电召吴佩孚迅速来津当面一谈。8月3日，吴到了天津，曹劝他少发表意见，而且告诫他说：“我们刚打完这一仗，难道又要打第二仗！”
其实，根据吴佩孚所制定的国民大会提纲所产生的“国民代表”，也只能是军阀官僚的代言人，这样一个国民大会，只能是寡头政治的装饰品。但是，即使这样一个装饰品，在当时的当权人物看起来还是很危险的，当然要受到北京政府和奉系军阀的一致反对。就是吴自己的上司，也不肯予以支持。他的同盟者岑春煊也表示不能同意。吴佩孚放了一次空炮，才知道天下事并不像他所想像的那样容易，自己支配北京政府的条件还未成熟，从此就一心一意地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把第三师撤回到洛阳，以示“不问朝政”。8月4日，他由天津乘坐普通客车转道到了郑州，向前来访问的新闻记者宣布他的四不主义：一不做督军，二不打内战，三不干政，四不扰民。他还感慨地说：“这次战争，不足言功，是一件最可痛心的事情”。
四靳内阁再度成立。李纯不就北方议和总代表。直奉两系的幕后国际势力。吴佩孚决定在洛阳埋头练兵。直奉两系进行政治分赃的结果
1920年8月14日，曹锟、张作霖率领他们的僚属和卫士分作两批由天津到北京来，徐世昌派人在东车站铺下黄土，以迎接帝王之礼迎接这两位“功高望重”的大帅。欢迎人员一律发有入站券，以防意外。从车站到曹、张两人的临时馆舍，沿途交通断绝，警戒森严，商店居民均须悬挂国旗以表欢迎。
曹、张到京前，首先解决了内阁问题。靳内阁于11日组成，其名单如下：外交颜惠庆，内务张志潭，财政周自齐，陆军由靳自兼，海军萨镇冰，司法董康，教育范源濂，农商王乃斌，交通叶恭绰。周自齐携带美国商人临时借款500万元前来就职。这个内阁是以旧交通系为核心，其中有奉系政客王乃斌一人，研究系范源濂一人。以前安福国会不肯通过张志潭和周自齐，现在这个阻力不存在了。以前靳向北京学生表示可以撤换教育次长傅岳棻，因安福系反对而不能实现，现在也实现了（8月18日）。
关于上海和会问题，徐世昌曾于8月4日派李纯继任北方议和总代表，军政府表示热烈欢迎。此时广东已经发生了粤桂军的战争，看起来上海和会无足轻重，所以李纯不肯接受总代表一职。靳云鹏也主张“不议而和”，改南北和会为统一会议，在天津开会。但因桂系忙于布置军事，这个计划没有实现。
关于国会问题，徐、靳、曹、张会谈的结果，决定听其自行休会而不由北京政府命令解散。8月19日，安福国会议长李盛铎、刘恩格假座江西会馆，举行盛宴招待曹、张二人。20日，两院议员又全体公宴一次，对曹、张表示谢意。8月30日，安福国会宣布闭会。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张作霖经常在口头上表示坚决反对。8月13日曾向日本记者发表谈话，“国民大会是吴佩孚的个人主张，而吴不过是别人的傀儡，他的背后有一个美国人和一个英国人。现在中国人民还没有到处理国家大事的程度，这件事情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我已经请曹经略使约束吴佩孚，不要让他再胡闹下去”。14日，随同美国议员团来华访问的美国前驻华公使芮恩施，向徐世昌递了个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的条陈，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张作霖并非话出无因。当时就有迹象表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看中了吴佩孚，想扶植他来作为它们间接统治中国的工具，而日本人也想利用张作霖代替皖系作为它的新工具。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一部分第五十一章 北京政府的新统治者（4）
张作霖是个唯武力论者。13日曾向日本记者炫耀奉军实力的强大，入关奉军共有7万人，打算留3万人“保卫总统”，防守北京，其余都退回关外。他的目的在于置北京于奉军控制之下，使北京政府成为他的驯顺工具。徐世昌却十分害怕这种“保卫”，想调姜桂题的毅军驻防北京。9月1日，张作霖又向一群外国记者炫耀他现有兵力30万人。有一个记者惊讶地说：“你的兵力比美国全国的兵力还要多出10万”！张作霖说：“美国军费比中国大得多，美国十艘军舰的费用就抵得过中国全国的军费。”
关于总统问题，曹、张二人认为维持徐世昌对他们有利，只有吴佩孚的态度有所不同。他所主张的国民大会，就是要通过国民大会的形式，解散安福国会，否认徐的总统地位，然后与南方组织统一政府。这个计划虽然不能实现，但是8月6日吴佩孚应曹锟的电召再到北京的时候，不肯去见徐世昌，当晚就离开北京回到洛阳去了。曹锟又电召吴于15日再到北京来，并且说服他于16日前往谒见徐，从此吴对总统问题才绝口不谈。
吴看见张作霖在北京耀武扬威的神气，而靳内阁也倒向张作霖的一边，心中忿忿不平，因此提出了直奉两军同时撤出北京和军人不得干政的主张。17日离开北京后，曾召集直军将领及冯玉祥等举行郑州会议，决定选择洛阳为练兵地点，埋头练兵，以扩大直军的势力。
曹、张两人各向北京政府要求军费1000万元以上。他们在北京每天忙的都是争夺地盘和进行政治分赃。张作霖想把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别区都纳入他的势力范围内，并有“问鼎中原”的野心，竭力保举张勋为安徽督军，张景惠为山东督军，许兰洲为陕西督军。由于安徽问题复杂，他又保荐张勋为陕甘巡阅使，徐世昌借口边防吃紧，各地经常发生兵变，请求他们早日回到任所，可是他们在所求未遂之前，不肯离开北京。后来直奉两系成立分赃协定如下：一、撤销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改任曹锟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曹锟原为四省经略使，北京政府打算改任他为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使，因为张作霖只有东三省地盘，而山西督军阎锡山又与张作霖勾结，反对曹锟节制山西，所以最后决定改任为直鲁豫三省巡阅使。（8月20日发表），吴佩孚为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9月2日发表）；二、升任李纯为长江巡阅使，派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9月16日发表）；随后又改长江巡阅使为苏皖赣巡阅使，仍以李纯担任，加派齐燮元为副使（10月2日发表）；三、王廷祯调任祯威将军，改任张景惠为察哈尔都统兼第十六师师长（9月21日发表）；四、直军各旅长一律提升为师长，阎相文继范国璋之后为第二十师师长（10月13日发表），王承斌、张福来、萧耀南、曹锳为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师师长，并提升王用中、董政国、彭寿莘、孙岳为第十二、十三、十四、十五混成旅旅长（10月17日发表）；五、张作霖晋授镇威上将军，李纯晋授英威上将军，靳云鹏、王占元、赵倜、陈光远均晋授陆军上将，吴佩孚、王承斌均授勋二位（10月10日发表）。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得过勋一位、陆军上将、虎威上将军、一等文虎章 、一等大绶嘉禾章 ，无可再加，所以这次由徐世昌“特令嘉奖，以彰功绩”。
9月4日，曹、张二人离开北京到天津。他们本来是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