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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拉拢议员，17日保派政客高凌霨、袁乃宽、刘梦庚等邀请国会议长吴景濂、张伯烈在袁家花园（袁乃宽住宅）密商，议员每人致送“节敬”500元。议员亲自前往领取者400余人，未领者派人送去。除拒绝领受者外，此项“节敬”共发出600余人。有人一面领受“节敬”，一面离开北京从事反对曹锟的政治活动，据说他们是拿了这笔钱作离开北京的路费的。国民党和反对派议员295人除通电反对内阁摄政外，另有“告别北京书”、“致两院同人书”劝其移沪集会以及反对两个决议的通电等等。他们认为两院“会合会”与两院“联席会议”的性质不同，其任务限于制定宪法或选举总统，16日所开的“会合会”采取秘密形式，而且仅依半数表决，都是不合法的。
19日，黎从天津寄来致两院公函一件，解释“暴力胁迫”与“因故不能行使职务”的性质不同，如果“胁迫”可称为“故”而据以解除总统职权，“则是奖励叛乱，开攘夺之恶例”。另有致外交团的公函，词意大致相同。20日，黎又下令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总理。黎在天津也不能自由发出电报，只得派人到上海拍发，他的目的是想通过唐绍仪，拉拢孙中山，并与皖奉两系合作，将国会和政府迁到上海去。他拟就命令任命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卢永祥为第二、第三两路司令，而以自己的军事智囊陈宦为参谋长，当他听得段祺瑞对这个命令嗤之以鼻的时候，又想改任张作霖为总司令，阎锡山、卢永祥为副司令。可是自从他进京复职做直系的傀儡以来，各方面对他的印象都很坏，现在被直系一脚踢开，又想求助于人，大家认为这样一个赤手空拳而又信用破产的人，没有利用的必要。他向银行抵借12万元，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这笔钱很快就用光了，而少数被他吸引到天津的议员又纷纷回到北京去了。他经常有公函送达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这样说那样，符礼德起初还把他当作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文件越来越多，而且有不少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华文秘书没有热读《佩文韵府》，很难领会，因此他在外交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此项文件无转送之必要。这说明帝国主义也不需要这样一个已失时效的工具了。
张绍曾看见各方攻击摄政内阁是个群龙无首的内阁，又想回到北京复职。但是王承斌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通电反对他复职，从此这个不起作用的工具也被打入冷宫了。
国会在当时虽为各方所不齿，但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因此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欢迎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包办“大选”问题的吴景濂，害怕议员被别人吸引去，北京就选不成总统，便向曹锟出主意，暂时不进行总统的选举，仍然表示先行制宪，借以缓和议员们离开北京的趋势。这时，留京议员与离京议员对打笔墨官司，以吴景濂为首的留京派劝告议员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黄陂”（黎）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在军阀高压下不能安心制宪，则全国何处没有军阀，宪法几时完成？离京派加以反驳说，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勿因“曹三”一人的野心而牺牲国会。
黎离开北京后，各省直系军阀发出了一片赞成内阁摄政和催促选举总统的呼声。6月21日，王承斌致高凌霨、吴毓麟、王毓芝一电，把吴佩孚致曹锟的号电（20日）照转如下：“西南各省伺隙而动，奉浙勾结借题发挥，而安福、政学联合，以重金收买议员南下。佩孚愚虑，窃谓事已至此，应于最短期间，赶以法律手续促成选举，万万不可迁延稽迟，资敌以便利。……我方若不捷足先登，半月以外，恐拥段之声纷扰南北，届时再图补救，事已大难，而议员法定人数尤不易言。……应请我帅间接授意京中军警各机关，随时劝慰各议员，无论何时，不得令一员出京他行，一周之内迅定大选，中枢既固，便可以法定正统名义号召中外，纵有一二反侧，大势已定，当易消除。”王承斌在电报后面加了两句按语：“宪法不许成立，大选早日观成”。这个电报被人探听出来登在报上，引起了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吴佩孚矢口否认发过这个电报，王承斌也就通电声明“此电系奸人伪造，正在密查来源”。按照当时的传说，王承斌伪造吴的电报，用以壮大津派促进总统选举的声势，因此前电是真的，号电是假的。
《武夫当国（1895…1928）》 第四部分第六十四章 曹锟：1356万买来的总统（1）
一全国反对直系的浪潮。“先宪后选”的骗局。直系无孔不入地张罗贿选经费
1923年6月直系驱逐黎元洪后，原拟立即进行总统的选举。不料国会议员纷纷离开北京，不但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就是宪法会议也因人数不足而经常流会。直系军阀闹饷、逼宫、劫车、夺印的种种暴行，激起了全国各方面的反对。北京学生联合会通电否认摄政内阁，函请外交团转达各国政府，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各省团体纷纷通电痛斥直系，浙江团体的电报公开指斥曹锟为叛逆。南方“名流”唐绍仪电请黎元洪南下。章 太炎、唐绍仪、岑春煊三人联名建议在上海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就是一贯进行政治投机的梁启超，也用辛辣的语调警告曹锟：“我公足履白宫之日，即君家一败涂地之时”。
由于北京陷于无国会、无政府状态，西南“联治派”乘机大肆活动，云南军阀唐继尧、贵州军阀刘显世建议召开各省会议，促成制定省宪，树立联治规模。此外，当时在直系军阀控制之下的山东省议会，也通电发起召开全国各省省议会联席会议，促成“地方自治”。
保派政客鉴于选举总统已成僵局，曾提出选举曹锟为非常大总统，或由曹锟以内阁总理名义代行总统职权，或组织行政委员会为过渡政府的三个办法。曹锟对此并无成见，可是直系大将吴佩孚不以为然，认为总统问题必须“依正轨而行”，所谓正轨是指总统必须由国会正式选举而产生。其实，吴佩孚抱有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并不重视总统问题，曾提出先办统一、后办大选的意见。国会议长吴景濂为了要向曹锟表功，则主张“武戏文唱”，设法促成国会选举总统，但不宜操之过急。在这些情况下，几经折衷磋商，最后直系文武人员决定采取三项措施：一、拉拢国民党和北方奉皖两系，以缓和全国反对直系的紧张局势；二、充实内阁阵容；三、设法吸引议员回京，重整国会旗鼓。
关于第一项，曹锟一面叫他的兄弟曹锐向皖系领袖段祺瑞表示敬意（段和曹锐都住在天津），用团结北洋派的说法去打动他；并派张作霖的亲家鲍贵卿出关解释以前的误会，自己也打电报表示愿意重修旧好。段对曹锐开门见山地说：“你的哥哥如果有力量做总统，不妨大胆做去。如果没有力量，就应当及早表明态度，以免陷于进退维谷”。张作霖的反应也非常冷淡。曹锟又用浙闽巡阅使的地位诱惑皖系大将卢永祥，卢也不为所动。
曹锟还通过“大孙派”“大孙”指孙中山，“小孙”指孙洪伊。孙洪伊是直隶人，又与曹锟有亲戚关系，主张与直系联合，与当时国民党联合皖奉两系的方针相反。孙洪伊的关系拉拢孙中山。他有冬电（1923年7月2日）由孙洪伊转致孙中山，表示“护法宗旨，彼此不约而同”（指上年直系恢复国会），并且愿意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召开南北和会，实行兵工政策。孙中山却历举直系军阀制造四川内战和在福建、广东两省进行军事挑衅的一些具体事实，以证明直系没有和平的诚意。于是曹锟又打来一个皓电（7月19日），力言“双方有推诚相见之必要”。由于孙洪伊甘为直系作传声筒，国民党骂他是曹党奸细，章 太炎也劝孙中山不要接近这个“脚踏两边船”的政客。
曾经是洪宪帝制祸首的杨度，此时已倾向孙中山，他向曹锟建议停止进行大选，“迎孙北上主政”，并召开南北和平统一善后会议，以表示对和平的诚意。曹锟一面放出“曹正孙副”的空气来进行和平试探，一面又和吴佩孚一道积极布置南征军事。孙中山窥破了他的阴谋，1923年7月9日，致上海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一电，否认“孙曹携手”的谣言。因此直系的联孙计划成了纸上空谈。
关于第二项，当时的摄政内阁是在黎元洪任职时期已经辞职而被批准的张绍曾内阁，在法律上绝对没有摄政的资格，而且阁员残缺不全，在事实上也撑不起场面来。直系本已决定改推颜惠庆继任内阁总理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都属于英美派。以前罗文干被捕是直系内部狗咬狗的把戏，直系军阀本来就是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所以自吴佩孚低头服输后，罗即被释出狱，曹锟仍然重用英美派。，张绍曾还在幻想复职，不肯提出辞呈，颜内阁无法产生，因此只得改变途径，一面竭力拉拢未就职的阁员就职，一面补足缺位阁员，以加强原内阁的阵容。
顾维钧原系张内阁的外交总长，迄未就职，经直系劝驾后，才于7月23日到部视事。按照常规，总理请假或缺位时，应由首席阁员外交总长代行总理职权。可是，保派阁员要把政权紧紧抓在手里，8月28日阁议决定，仍推内务总长高凌霨主持院务。
王克敏原系张内阁的财政总长，因筹款不顺手而未正式上台。8月14日，摄政内阁改派曾经是依附奉系的一个财阀，并被列名为三祸首之一受到通缉的张弧为财政总长。祸首变为阁员，时论颇以为奇。其实，当时保派急于要找到一个筹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