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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左〃倾错误，从此得到彻底消除呢？
据当时在全国领导执行平反冤假错案的胡耀邦同志分析：由于〃左〃根深蒂固，防〃左〃反〃左〃又缺乏力度，尤其是把搞〃左〃的人视为最可靠、最〃革命〃的而获得提拔，故〃左〃的幽灵现仍到处游荡、肆虐，制造了种种恶行。……胡耀邦同志还语重心长地说：〃在今天的新形势下，再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制造冤假错案。〃
正因为如此，我们应提高警惕，要对〃左〃深恶痛绝，并从思想上加筑防线，防止〃左〃的余毒，祸延后代。
李 茵 一九五七年以后
一、大祸临头
1957年我正在省文化干部学校学习，7月26日，放暑假了，我收拾了书包和简单的行李，高高兴兴地乘轮渡过湘江，回家来了。因为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进入正规学校读书，心情特别兴奋。我常想：是党把我这贫苦孩子培养成为一个革命干部，今天又送我进学校，要培养我成为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我真是太幸福了。
老远就看见了报社那座雄伟的办公大楼，心里感到一种无比的温暖和骄傲，这就是我工作的单位，是我的家呀！走进报社大门，看到营业厅里贴满了大字报，观看的人也很多。我停了下来，想和熟悉的同志打打招呼。突然发觉，大家都板着脸，不答理我，好像没看见我这个人一样。当时我的心一凉，不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正想看看大字报，只见几个人搭着梯子，在营业厅的大墙上刷起大标语来，很快几个巨大醒目的黑字出现了：〃邓钧洪是报社右派集团的头目！〃我一下子觉得头昏眼花，什么也看不清了，心脏怦怦乱跳，人好像要倒地一样。那些大字报，也无法再看下去了，只想赶快回到家里。
在回家的路上，报社党总支书记李世晞拦住了我，把我带到二楼会议室。他对我说，他是代表组织来找我谈谈的。他说：〃你回来了，你是党员，这次运动对你是一个大考验。我现在是给你打个招呼，你要站到党的立场上来，你要与邓钧洪划清界线。他是你的爱人，今后就是你的敌人了！〃
我听着听着，手脚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眼泪流了满脸。李世晞又说：〃你住在家里不方便，住招待所吧。住招待所写检举揭发材料。〃开始，我有些犹豫，考虑了一下，我回答他：〃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李世晞显得很不高兴。我又说：〃邓钧洪如果在家里藏着电台、藏着枪的话，我是绝不会包庇他的。〃
李世晞阴着脸，冷笑一声说：〃这是政治思想战线上的大革命，比枪、比电台更利害，你懂吗？！我是好意劝你，你是党员，我不想让你们两个人捆在一起烧糊了！〃
李世晞看我有些犹豫，他又说了：〃你是邓钧洪的妻子，你和他生活在一起，中毒太深，到现在你还不与他划清界线？这几年来，你搞人事工作，邓钧洪搞的那些反党活动你是知道的，而且你也在帮他执行。报社的肃反工作和干部政策你都是执行邓钧洪的右派路线。你要想想自己的后果。〃 这些话我越听越不是滋味，我觉得自己并没有执行什么右派路线。肃反时，我又不是领导小组成员，都是执行上面的路线。我只知道邓钧洪决没有搞什么反党活动。我站了起来坚决地说：〃我不住招待所，我要回家去看看。〃我匆匆忙忙下了楼，直奔家里。
回到家，孩子们看到我，都围上来喊我。老母亲却皱着眉头，苦着脸，她一定听到什么风声了。我顾不了这么多了，一直冲进自己的房里，把门砰上，倒在床上哭了起来。
邓钧洪正坐在书桌旁边看书，我边哭边诉，把外面的大字报、横幅标语，和李世晞要我住招待所的谈话，一股脑全告诉他。他当时显出惶恐不安，站起来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来走去。过了一会，他停下来长叹了一声说：〃事情看来是无法躲避的了。只有把个人的名誉、地位一切都抛开，也就是那么回事了！〃但他说罢也哭了起来。他平素是一家之主，在外面也从来都是心高气傲、镇定自若的，现在一下子就垮了下来，我感到他是受了极大的冤屈。看到他这样，我更不知所措了，我们俩不禁抱头痛哭，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大祸啊。
二、灾祸渊源
这场大祸的根源就是得罪了省委书记周惠。
1954年，有一次邓钧洪跟我讲：〃省委书记周惠这个人是要突出他个人的工作，突出他本人的。他分管农村工作，就硬要把他对农村工作的讲话放在头版头条，还要有大号字突出他的名字。当时我感到很为难，这不合乎中央办报的方针，是违反中央宣传工作的规定的（当时规定只有毛、刘、朱、周四人的名字才可以用大号字放在头版头条）。我连夜请示了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同志。周小舟同志讲：'放下面，不要用大号字。你们报社要按原则办事，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第二天，周惠看到报纸上他的那篇讲话并没有登头版头条，也不是用大字号，于是大发了一顿雷霆。他还问苏辛涛：'邓钧洪这个人对报纸工作，他还有兴趣没有？'苏辛涛回答说：'他在这里干得好好的，怎么会没有兴趣呢？'看来，他是对我很不满意。〃
1955年，周惠就把官健平从益阳调来报社，把邓钧洪换下了。周惠在益阳当地委书记时，官健平是益阳地委组织部长，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官到报社以后，当然会百依百顺地贯彻周惠的意图的。
省委准备调邓钧洪出国任驻东欧某国文化参赞。因为他一直有心脏病，要他先去华东疗养院养病，休养了八个月，工资关系一直放在报社。这时工资改革，我看到工资改革的花名册上，官健平是社长兼总编辑，邓钧洪副社长。我心想邓突然变成副的了呢？我明明记得中央组织部的文件上，任命邓钧洪为新湖南报社的社长。不过当时我并没有提出疑问来。觉得正也好，副也好，没有什么大问题，都是干革命工作。
后来省委调邓钧洪到省委文教办工作，做华国锋的副手，从这时起他就一直是副职了。这段时间他还是住在报社宿舍，每天到文教办上班。
我们与官健平在解放前就认识，1946年5月，那时地下党的刘国安和邓钧洪都在《国民日报》工作，公开身份是记者和编辑，官健平是校对。我当时失业也住在报社。有半个多月时间我们每天在一桌吃饭。邓钧洪还成了官的入党介绍人。官调来报社后，他的老婆彭××也调到人事科当科长。官还把我从幼儿园调到人事科当副科长。他大概认为凭以前的老关系，我应该是他可靠的人了。
有一天我下班回家，母亲告诉我，彭科长送来了一条大鲤鱼，熏好了的，有四五斤重。你送她什么还礼呢？我说，吃了它算了，不还礼了。没过几天，我的母亲又说，那个彭科长又送来两瓶龙牌酱油，你要送点什么给她吧？我说，我们没有送礼的习惯，这酱油吃了算了。后来她又送了两盒益阳出产的酥糖，我们又没有理会。1956年，苏联工业产品在武汉展览。她去参观时，买了一块桃红色的绸子，说要我跟她一起各做一件旗袍，我当时嫌那颜色太艳太俗，谢绝了她。后来她把那段绸子送给孟树德的老婆了。我当时想，这个人怎么这样喜欢送礼，我们这些人都不习惯这样。
彭××跟我说，他们两夫妇到报社后，最大的不习惯就是感到这里气氛不好，人与人之间的称呼，是什么〃老官〃〃老彭〃〃老孟〃，不喊职位。他们在下面的时候，都是称〃××长〃的（她要求别人喊她〃彭科长〃，甚至家里的保姆也要这么喊）。听了她的话后，当时我心里很不舒服，但是并没有表示出来。我认为，报社里气氛一贯是很好的，上下同志之间的关系很融洽。正是这个〃老〃字才把大家的心结合在一起了。
其实，他们不但在称呼上喜欢官味，作风上也是官派头十足。有一天晚上，很晚了，官健平喝了酒从外面坐着小车回报社。守传达的包大爷开大门时慢了一点。官进门后就给包大爷两个耳光，事后引起很多人的议论。除了官气，他的痞气也是出了名的，作报告时经常讲什么〃鸡巴毛〃之类的粗话，我们听了非常刺耳，很反感。他自己却认为很时髦 ，是学省委周惠书记的派头。周惠作报告时，有时是把鞋子脱掉，蹲在椅子上讲话，口水直喷，痞话连篇。官平时与女同志讲话也是流里流气的，他对我说：〃李茵哪，你还是十年前那么漂亮哪。〃有时还动手动脚，看了觉得恶心。
他们家里特别喜欢请客，省委书记周惠、秘书长孟树德是他们家的常客。还有省委一些其他的领导也经常来。官健平把报社食堂的厨师刘泽昆调到自己家里做通信员，专为他们家煮饭做菜。官还专门研究省委哪个领导喜欢吃什么菜，哪个领导是什么样的口味（如说×××最喜欢吃白菜心下面条），然后投其所好。每逢周惠来了，更是特别款待，又是杀鸡、砍肉，又是买好烟、好酒的。对报社编委会成员，官也是积极拉拢，经常请大家到家里吃喝。他们家是常有好东西吃的，每个月工资全部吃掉还不够，经常还要借钱用。
以前，报社领导都是清廉正派，以身作则的。从李锐到朱九思，再到邓钧洪，从来没有请过省委领导来报社吃吃喝喝，也从来不搞请客、送礼这一套。记得有一次周小舟同志到报社来谈工作，在我们家里坐了一下。我们家里既没有烟，又没有茶。我觉得省委书记来了，茶都没有喝太不像样了。临时到苏辛涛家里讨了一点茶叶，才泡了一杯茶给周小舟同志喝。
1955年冬天，过春节前，官健平在大会上宣布了省委下达的一个通知，说是过春节不准请客送礼和拜年，要过一个简朴的春节。但是大年初一，我们就看见官跟他的老婆，带着女儿，拿着好几袋礼品，在后门传达室坐上报社唯一的小车，到省委拜年去了。我觉得这个人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