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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9年秋天，食堂里就没有什么吃的了，所有地里种的东西，栏里喂的猪，都吃光了。人们每天都在炼钢、修水库、修路，菜也种不出来了。食堂里煮一大锅水，放点盐和干辣椒，就是菜。饭只有三两了，有时三两都没有，这样一直到冬天。
冬天，有一天监察主任通知我去公社开会。是衡山县大浦公社第一批右派摘帽大会。有九个人摘帽，其中有我一个，当时在宣布会上，我心情特别激动，想起我已不是右派了，可以恢复干籍了，可以回到单位了，又可以与家人生活在一起了。当时县里一个干部对我说，现在你的帽子摘掉了。你回去后，首先要把病治好。将来你们组织上会有工作安排的，（当时我已得了水肿病、肾盂肾炎和黄疸肝炎，肝肿大二指。医生早就要我休病假，农民们也劝我回家治病，但我认为，帽子没有摘掉之前，我不能回去。）
六、艰难岁月
1959年冬天，医生给我开了二个月的病假，我回到家里（岳麓山）养病。一进门，就看见屋子中间挂着几个大字〃欢迎妈妈回来！〃是孩子们用彩色腊笔写的，他们一年多没看见我了，高兴得不得了，围着我一步也不肯离开，我看到他们一个个都是脸尖尖的，黄黄的，心里直发痛。
邓钧洪和我老母亲都得了水肿病。邓由师范学院监督劳动，每天在图书馆干体力活，老母亲操持着家务。
过了几天，我发觉三个最小的孩子，总是咳嗽，带去一检查，医生说他们三个都患有肺结核，我听了吓坏了，孩子们要治病，要营养，没有钱，怎么办？我赶紧过河到报社，想找单位借点钱，但人事科长彭××说：〃你有什么资格借钱？借了你把什么还？不可能！〃
无可奈何，我只好回到家里想办法。家里都是一些破破烂烂，找来找去，发现床上还有一床毛毯。我就把它拿到八角亭拍卖行，七十元标价。第二天就卖掉了，但是拍卖行的人说，要我的单位在拍卖单上盖个公章，才能拿到钱。
我又硬着头皮来到报社，找人事科请求盖一个公章。彭××说：〃你卖毛毯，怎么事先不拿过来给我看看？我晓得是不是你的！〃我当时气得眼泪直流，顶了她一句：〃你也是有儿女的，做事不要做得太绝了！〃她说：〃我是坚持原则！你激动什么？〃
我退了出来，在楼梯间那里急得直哭。这时赵复志同志跟着出来了，把我叫到他的经理办公室，在拍卖行的单子上盖了一个经理处的公章，这就样我才领到卖掉毛毯的七十元钱。
我用这笔钱，首先买了三大瓶鱼肝油，再给三个孩子各订了一份牛奶，又把计划面粉买回来。回家后给孩子们做南瓜粑粑，做酸菜面糊糊，还上山找野菜搀合着，天天都在动脑子，怎样让孩子们吃饱点。一个月后再去医院复查，医生说三个孩子的肺结核都好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
我永远记得赵复志同志对我这三个孩子的怜悯之心，多亏了这七十块钱，才救了这三个小孩的命。而那个同样有孩子，同样是做母亲的人，对我这三个瘦小多病的孩子，就有那么狠心！这件事我想忘记，但总是忘记不了。
1960年春天以后，我的病基本好了，就去找报社人事科长彭××，我说：和我一起摘帽子的那八个人都安排了工作，只有我还没有安排。我要求安排工作。彭××把我骂了一顿，她说：〃你还想要工作呀？你还没有改造好！你私下里讲孟树德的坏话（注：孟因反右有功，已被提升为副总编辑），有人反映给我了！你的帽子我可以重新给你带上。你还不赶快下去劳动，老老实实改造自己！〃我说我家里这么多的小孩子都需要我照看。她说：〃那你就退职吧。〃我一听见退职，心就凉了。
第二天我就找到省委组织部，把我的情况告诉他们。说我通过在农村改造，县委批准第一批摘了帽，县委现要我回来等待原单位安排，可是原单位要我退职。省委组织部的人告诉我：〃没有这个政策。你放心吧，会有安排的，你暂时回去吧。〃因为是组织部的干部说的，所以我就放心了。
然后，我又回到衡山，找到县人事科，我说我的病好了一些，但是肝炎还没有完全好。县人事科的人讲：〃按照政策，摘了帽子应该由原单位安排工作。你们单位不安排，我们也没办法。现在你不要去生产队劳动了，有一个公社红砖厂，那里的劳动有轻有重。帮你安排一个较轻的活，你就去那里吧。〃于是，我就到了公社红砖厂。
红砖厂有三四十个右派，都还没有摘帽子，有省新华书店的，有师范学院的，也有报社的，安排我的工作是做煤砖。
我在这里劳动了一段时候，收到邓钧洪的一封信，说我妈妈病得起不了床了，要我赶快回家。急得我马上向厂里请了假，回到长沙。
我是晚上到的家，老母亲躺在床，全身水肿，人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了。我赶快煮了一点稀饭，喂老人吃了小半碗，看看家中，除了一小块腌肉、几两麦麸（这是居委会送来慰问严重水肿病人的），再找不出什么东西可以做给她吃的了。母亲这时也吃不进东西了，只是好像有满肚子的话要讲，当晚我就睡在母亲旁边，听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诉苦。
我母亲完全是饿成这样、气成这样的。当时居民小组长经常把我妈妈叫去训话，她在会上说：〃这个人是右派分子的母亲，她的女婿也是右派，这样的人，一天不做一点事，还吃那么多的粮食。〃然后把她的口粮由每月26斤减到17斤。
我那六十多岁的娘，每天做的事几乎相当于一个青壮年劳动力，要搞七八个人的饭菜，因为家里没钱买煤、买菜，她就每天带着三个还未读书的小外孙，上岳麓山捡柴，在山边开荒种菜。然后是五个小孩的衣服要洗、要补，鞋子要做。每天都是累到很晚还不得休息。她在外面还要遭别人的白眼，骂她〃右派分子的家属〃。口粮被克扣以后，她怕小孩子们吃不饱，每餐都克制自己只吃一点点，又没有油，菜就是一点干苋菜梗子，就这样半饥半饱的撑着，水肿病越来越严重，最后终于起不了床。
她边诉边从衣袋里拿出两元钱，说这是你从农村托人搭给我的，现在还给你。我说你为什么不买东西吃呢。她说我走不得了，买东西买不到，还要许多什么票呀、证呀什么的。
她诉了一晚的苦。第二天，她就不行了，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就去世了。
邓钧洪的父母也是这一年去世的，他们生活在农村，以前一直由我们赡养，每月寄30元给他俩老做生活费用。自从我们被打成右派以后，我们每人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每月寄给他们十元钱。他们不晓得我们出了什么事，听别人讲他的儿子犯了错误，心里特别着急。1960年时又急又饿，俩老相继悲愤去世了。
我娘死了以后，家里就像散了架，三个最小的孩子才四、五、六岁，没有人看管。但是我又想不出办法，只好狠着心又回到了公社红砖厂。人在厂里劳动，心里总是放不下。每天晚上都做恶梦，梦见小孩子没人管，在山里玩耍，不是掉下塘里，就是被蛇咬了。
这样的日子一直拖到1960年冬天，我实在拖不下去了，就找到县里的干部商量说，我虽然摘了帽，但原单位不给安排。现在老娘死了，家里还有三个小孩子没有人管，是不是可以让我的这些小孩子跟我到农村里来？他们说那是不行的，你那么多的小孩带到这里来，你要照看小孩子，哪里还能工作呢？这个问题应该由你的单位解决。我们可以与你们的单位联系。我说假如我们单位不给我解决，那又怎么办呢？他们说有政策的，总会要安排的。但我再不能等了，我就自己离开红砖厂回家了。
回到家一看，小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人样，几个大的在读书，三个小的没人看管，天天到山上摘野果子吃，个个都是很大的眼睛，黄皮寡瘦，挺起个大肚子，头发老长，身上脏得吓人，臭得要命。我回来后先给他们洗澡，理发，搞卫生。然后给他们吃药打虫，打出一卷卷面条一样的蛔虫。想起这种狼狈的日子，今后怎么过哟。我决心再也不离开小孩子，死也要死在一起。
这样到了1961年9月份，一次彭××看见了我说：〃没有调令，你怎么又回来啦？〃我说：〃我不回来怎么办？我的孩子没有人管，死了没人晓得。县里面同意我回来的，他们说这个问题应该由你们报社解决。〃她说：〃那你去把关系转过来吧。〃这样我才回了报社。
调回报社以后，彭××安排我做食堂的会计。她晓得我没有学过会计，有意为难我。我搞了一个月后又调到总务科管房租、水电、家具等杂务。工作虽然繁杂，但我认真仔细地查对、统计，从没出过什么差错。夏天由我负责熏蚊子，把报纸用滴滴畏浸透，再分发给各家。因为那东西毒性很重，每搞一次，我就吃不进饭，全身肿起。每个星期要搞一次，都是归我去搞。
我的工资恢复以后是三十四元五角。每月扣了房租、水电以后剩到二十七元。邓钧洪直到1961年才摘了帽子，安排在师范学院函授处，他恢复干籍后工资由十一级降到十八级，每个月有八十元钱。他交五十元给我，自己留三十元在师范学院吃饭。
我每天到报社上班，带着这三个小的孩子，有两个上报社子弟小学了，最小的也上报社幼儿园。中午在报社食堂吃饭。晚边下班时带着这三个小孩，提着一瓶开水回到家里。
小孩子的衣服都烂了，没有布票。我就用工分券买些洗澡的罗布巾、纱围巾，再买点颜料，染成黑色。给他们做成衣服、裤子。五个小孩的衣服，不管是夏天还是冬天的，都是我一手给他们缝的。孩子们的袜子也烂得快，几乎天天晚上都要补，我又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