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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风
一天两次，一般是上午九时至十时、下午三时至四时各一次。每次时间大约三、四分钟或者略多一点，由看管人员灵活掌握。放风期间犯人要完成的任务：一是解大、小便；二是洗脸、刷牙、洗澡；三是洗衣甚至洗被子。开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干这么多活，往往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搞久了。逐步积累了经验，也就能应付自如了。
比如解大手，首先碰到的是人多坑少的矛盾。每次放风是一间牢房或几间牢房的犯人，大约十多个或二十多个人。而解大便的坑，只有五、六个。如果这次放风时自己准备解大便，看守一打开牢门，就要急急地往前冲，以便抢到位子。其次，要解决在短时间内能解得出大便的矛盾。坐牢期间，一是饮食中缺少油水和新鲜蔬菜，二是缺少活动，因之大便十分干燥，屙出来的屎如羊屎一样一粒粒的，要用很大的劲才能解出来。解决的办法是要充分作好准备，一般在放风前半个钟头到一个钟头，就在牢里蹲着，用力把大便从上往下压，一直把屎逼到屁眼边上来。
再比如洗衣服洗被子，一是要和同监犯人打好商量，把大家共用的吃水匀出一些来，在监子里就把衣服、被子事先打湿，涂上肥皂、搓好；二是放风时要赶快抢占澡盆，打水、洗、晒衣被等动作都要迅速、麻利。
如果在放风时间以外犯人要解大、小便的话，每间牢房里都有一个粪桶供使用。因为牢房不通风，如有人在房内大便，房内就臭气、骚气熏天，会受到众人的埋怨。因此，除有人泄肚子以外，要解大便，一般都忍着到放风时再去排泄。
挨打
〃坐牢，坐牢，就是要坐牢！〃这话怎么解释？就是说：除了规定的睡眠、放风等时间外，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坐着，这才是名符其实的坐牢。我就是偶尔违反了这一条规定，在出监的前一天，挨了看守所武警的一顿痛打。
看守所的监牢，房间有大有小，关的人数有多有少。王守仁是所谓〃群众扭送〃，情况特殊，一人一小间。看似〃优待〃，其实独自一人闷坐在一间房内，日子更加难受。我所在的监牢较大，少时关十多个人，多的时候关了近三十人。中间一条走道，两边两排地铺，人挨人十分拥挤。整个房间没有窗子，一个门只有放风时打开一下。门的上半截有一个方孔，大约如同16开本的杂志那样大。早、晚两餐饭就是通过这个孔送进来。二、三十人在里面呼吸，还有一个便桶，空气只能通过这个孔道进出。因此，除了饥饿外，空气污染、不见阳光就是最突出的问题。
看守所里的犯人，一般都是比较老实的。可是，为了生存，有时也为了好奇，违反监规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有的犯人或是释放或是判刑转走甚或押出去枪决，总有人站在小孔边去观看，更多的人则是乘着武警不注意的时候，走到小孔边去呼吸几口比较新鲜的空气。
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监狱里有点响动，大约是有人要转走了。我也走到小孔边观察（了解犯人流动的情况，也是分析形势的一个重要依据。例如：地区的几个〃走资派〃出去了，衡南县的李先明等人就会意识到自己不久也会放出去）_，同时呼吸点新鲜空气。谁知一个广东 _籍的武警就躲在门边上。他突然打开牢门，就用那锁牢门的大铁锁，朝我劈头盖脑地打来。我当时毫无思想准备，一时也忘记了自己的〃犯人〃身份，在被打倒在地的情况下，居然也用脚猛踢了这个武警几下。我一边抵抗，一边高呼：〃要文斗，不要武斗！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时，看守所的干部赶来了，才结束了这场〃闹剧〃。从我第二天即被从看守所放出去的情况看，当时看守所的干部肯定已经接到了通知，要不然我的命运就惨了。现在想起来都有点后怕。
在看守所里经常挨打、受体罚的〃走资派〃，还有前面提到过的李先明和中共衡南县委副书记刘启汉。文革期间，每个地、市、县的群众组织中，都有所谓〃拥军派〃、〃反军派〃的区别。李、刘二人被关进看守所，除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的罪名外，还有一个衡南县〃反军派〃的黑后台的罪名。这样，看守所的武警对他们就特别仇恨，千方百计地整他们。和李先明同居一室的其它犯人，从草铺中取出些稻草弄断，偷偷在牢房里下棋。被武警发现后，下棋的只给口头警告，李先明却要挨打，理由是：不主动检举揭发，纵容坏人坏事。年轻犯人走到门边，看到武警来了就赶快闪开了。李先明个头大，动作不灵活，往往被武警抓住并遭受毒打。有一次，不知什么原因，在冰天雪地里，李先明、刘启汉被命令脱了棉衣、毛衣，双双跪在天井里，一身冷得发抖。
对于李先明、刘启汉的遭遇，我内心是十分同情的。可是，同监的犯人也有这样的议论：贵为县太爷，早知道有今天，就该把牢房修得好好的，把窗子开得大大的；如今到这里遭罪，是自讨苦吃，活该！
其他
在看守所里时间非常充裕，本是学习、提高的大好机会。可是，学习条件却受到严格的限制。犯人可以带进牢房以及允许家人送去的书籍，仅限于毛主席的著作，如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诗词、毛主席〃雄文四卷〃等。其他书籍，均在禁止之列。连我们的老祖宗马、恩、列、斯的著作，也遭到排斥。桌、椅根本谈不上，连纸、笔也全部被没收。有一次，外地来人到看守所找我搞〃外调〃，要写旁证材料。笔是跟看守借的，纸领了几张，连同旁证材料和剩下的空白纸，均要如数上缴。
除了自己看允许看的书籍外，看守所里从来不组织大家学习，隔上十多二十天，也送进几张报纸来。
文革期间，自杀的领导干部、专家学者为数不少。可在看守所里，却没有听说过有谁自杀。在牢里，我也产生过〃生不如死〃的念头，但没有真正想过去自杀。当然，要想在看守所里自杀，也是十分艰难的。电灯泡挂得很高，还罩着铁丝网，不可能触电身亡。一进看守所就要全身搜查，一切有可能成为自杀的工具，如水果刀、刀片甚至裤子上的裤带，均一律收缴。
既是拘留审查，想必应该有人来提审。但我和地区的几个当权派，在关押的半年多时间里，均无人被提审过。
尾 声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我和王守仁、陈祥聚、张维新等六人离开看守所，押送到衡南三塘学习班（衡阳地区直属机关多数干部都集中在这里，分为学员班、专政班）。军管会管地直机关斗、批、改的头头杨德怀、吴增福等一再宣称：〃你们并没有被释放，到学习班里来是为了更好地接受革命群众的批判、斗争；如果不老实，翘尾巴，随时可以再关进看守所！〃这样的话，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一再被重申被强调，如同唐僧所念的紧箍咒，妄图使我们老老实实地接受管制。
在三塘学习班接受一段革命群众的批斗以后，我们又被转移到衡阳市地区卫生防疫站，一边反省，一边挖防空洞。随后，又转移到祁阳县十里坪〃五·七干校〃。当然，仍旧是专政对象，不具备学员资格。学习内容主要是主席著作，学习得最多的两篇文章是：《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敦促杜聿明投降书》。
在这一段时期里，下述几桩事值得追忆一下：
到三塘学习班不久，上面就补发了坐牢期间停发的工资。工资刚到手，就要我们补交坐牢期间的伙食费，每月九元。有的同志老老实实的交了。我和另一些同志则不太老实，拒绝交款。我说：〃我又没有申请去坐牢，还要交什么伙食费？！〃有的领导就开导我们：〃让你们去坐牢，是爱护你们，保护你们，如果在牢外，还要挨更多的打，受更多的罪。〃
一九七一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我们正在地区卫生防疫站劳动。有人偷偷摸摸告诉我们：林彪已叛逃身亡。可管理我们的军宣队和造反派头头却不向我们宣布、传达。为此，我们采取了〃激将法〃表示抗议：自发地组织起来学习〃林副统帅〃的教导，高呼：〃林副统帅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他们仍旧置之不理。隔了几天，命令我们把毛主席语录一律上缴，他们把语录本上有林彪题词的扉页撕去，然后不作任何说明地退还给我们。
陈毅元帅逝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的消息见报时，我们已经在十里坪〃五·七干校〃了。我们几个专政班的同伙曾在一起议论：搞革命、搞建设，还是要依靠老同志。落实政策的步伐，看来要加快了。这些议论不知怎样被管我们的头头知道了。马上召开会议，要我们交待最近又有什么反革命的言论和动向，还警告我们不要错误地估计了形势。
一九七二年八月的一天，我被宣布〃错误十分严重，但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予以解放。〃解放的同时，还发了一张〃释放证〃，释放证上的日期是一九六九年五月。三年多来一再被强调的〃并未释放，随时仍有可能再关进看守所去〃云云，原来是杨德怀、吴增福们的一大谎言！虽然获得解放，但仍然得不到丝毫信任，不久就被派去修枝柳铁路，党的组织生活则拖到一九七三年年底才恢复。在我被〃解放〃的前后，王守仁等人也陆续得到解放。
陈望岳年过古稀忆“地震”
1958年1月，我这个相当〃左〃的人，被打成了右派分子；我这个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在国统区参加共产党献身于革命的人，忽然成了〃帝国主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