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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刮揪〃省无联〃黑风之前，苏辛涛逃出了报社，正在北京上访。当时由于形势恶劣，我们的揭发活动已基本停止。廖大姐见苏辛涛回长沙危险万分，出于对丈夫安危的关心，而自己无可奈何，一次，她避开了监视，偷偷来到我家中，恳切地要求我帮她一把，去武汉一趟，将苏辛涛暂时安排住在报社同事、也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的刘春圃家里。记得那是1968年春节，我乘火车到武汉，找到正从北京回来的苏辛涛，把他安排住到刘春圃家中，随即我便回长沙了。隔了七天，突然，我被〃红色新闻兵〃造反组织的李国华在半夜里从家中抓到湖南日报，用凳子打、扁担砍；接着苏辛涛被从刘春圃家中捉了回来，蔡克诚被〃红色新闻兵〃抓到报社关押，（后来受到羞辱和毒打，含冤死去），这时廖大姐也被从省新华书店捉来了。在严密的监视下，她见到我，苦笑了一下，因彼此不能交谈，只好在吃饭的时候写了个纸条，托同时也被抓来的李均带给我，条子上说：〃一切我都说了，你照实说吧。〃我在母亲的陪同下，在报社关了四天才放了出来。我全身是伤，只好在家吃药养伤。一天，廖大姐从工农桥她姐姐家寄来一信，要我去她家见面。我按时到了她姐姐家。她见我来了，一种既高兴又感伤的表情浮现在脸上，她说：〃小刘，这次可使你吃亏了。〃我说：〃如今处境很困难，我想养好伤后回衡阳去。〃她叹了口气，说：〃我们这次分别以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面啊！〃随后，她特地煮了一碗〃红枣鸡蛋〃要我吃。当我吃着的时候，她久久沉默不语。我万万没有想到她话里有话，此后我们便分手了。
我回到衡阳以后不久，便被作为〃老右派、省无联分子、右倾翻案急先锋〃又揪了出来，住在黑屋子里，门上贴着横幅〃黑魔之巢〃，两边的对联是〃洞小鬼大，鬼小怪多，岂有此理。豺狼虎豹，鬼叫狼嚎，梦想翻天。〃经常遭到毒打；革命群众臂上戴红袖章，我却要戴白袖章；吃饭前要唱牛鬼蛇神歌；群众学习〃老三篇〃，我却要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受尽了侮辱。不过有时还要我出来给公家办点事。一次，我走到草桥附近，见到电线柱上贴着一张省新华书店造反派的通缉令，并附有照片。上面说廖意林私自出逃了，要知情者将她送回，勒令她低头认罪。我看后心想：据我所知，她除在慈利有个熟人以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她究竟逃到哪里去了呢？当时我自顾不暇，也没有行动自由，这个疑团一直存在心中
难熬的日子一天天过去，到1970年国庆前后，我被宣布〃解放〃了。有了回家的自由，便迅即搭火车回长沙看望老父母。一到长沙，为消除疑团，我前去工农桥廖大姐的姐姐廖器之家。我一见面就问她：〃廖大姐如今在哪里？〃廖器之同志停顿了一下，用低沉的语调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劈头听到这个噩耗，一时懵了，急忙问：〃到底是怎么回事？〃她说：〃你走了以后，她的心情一直非常沉重，丈夫被关在湖南日报，音信全无；儿女在中学参加了红中会、红造会等造反组织，如果出了问题，自己便成了他们的后台、黑手，而自己又被说成是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唐麟沆瀣一气的阶级异己分子，唐麟已跳楼自杀了，省新华书店有了她的大字报，她自己今后会是什么命运呢？内忧外困实在压得她喘不过气，她百感交集，找不到出路了。〃这时她几乎说不下去，我急急于想知道一切，忙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廖器之同志抽泣着说：〃一天黄昏，她把家中的衣物、器皿收拾得整整齐齐，在桌上写了个纸条：'海林、海南：我出去了，再也不会回来。希望你们听毛主席的话，痛恨你们罪恶的爸爸和妈妈。'她出走以后，再也没有消息，省新华书店派人四出寻找，全无下落。尸首一直没有找到。有的说她投水自尽了；有的说她卧轨自杀了，至今还是个谜。你是再也不能看到她的笑容啦！〃她说到这里泣不成声。
此刻，我的心情像铅一样沉重，眼眶不禁红了，久久地茫然不知所措。我想：一个老革命，在重庆曾经在周总理领导下工作过，还是陶行知所办育才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为革命在白区是要提着脑袋走的人，为什么没有死在敌人的刺刀下，却死在疯狂的文化大革命中呢？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难道是她软弱吗？不，她是用死来控诉极左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用血来痛陈〃四人帮〃的滔天罪恶啊！
今天，文化大革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文化大革命以后出生的人，也已经为人父母，但是文化大革命究竟怎么是场浩劫，为什么会产生这场浩劫，多少人在这场浩劫中冤枉死去，整个国家受到了哪些损失，有哪些惨痛的历史教训应该记取；还有历次运动中的冤案是怎么形成的，害死了多少人，株连多少亲友，这些血淋淋的事实并没有充分揭露出来，也没有痛切地进行过历史的反思。应该说，向后看是为了更好地向前看，如果我们忘记了过去，如果我们不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场浩劫，永远痛定思痛地记住〃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条错误路线造成的恶果，可以断言，若干年后，类似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并非不可能再出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今天，我们纪念敬爱的廖意林大姐含冤逝世，就是为了〃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一文中说：〃既然有了血痕了，当然不觉要扩大，至少也当浸渍了亲族、师友、爱人的心，纵使时光流驶，洗成绯红，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和和蔼的旧影……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奋然而前行。〃我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朱 正忆 凤 翔
大约是九月份的下半月，反右派斗争轮到我头上来了。出了几张骂我的大字报，开了几回斗争会。其实我是早就料到了的，使我意外的只是来得比我料想的要迟些。在我前面报社已经反出二十多个右派分子，其中有好些是报社的领导，从编委直到副总编辑都有，这也是我原先没有预料到的。因此我能够以一种平静到近乎麻木的心态面对这一大的冲击。再说，反右派斗争之前，我这个早已被开除团籍、控制使用的人，已经被同事们视为异类，羞与往来，我也从不主动与人打交道，免得自讨没趣。这样，反右给我带来的变化，相对说来比别人还要小一点吧。当然，反成右派分子之后，我是更不同人往来了。就说吃饭吧，我也不愿跟别人同坐一桌，每餐取了饭菜，总是坐到最靠角落的的一张桌子上，匆匆吃完就走。那成了我固定的餐桌。忽然有一天，有一个人也坐到那张桌子上来吃饭了。我不认识他。他也是一来就埋头吃饭，吃完就走，不说一句话。新湖南报社的人，我大体上都能认得出来。那时，湖南农民报社跟我们同在一栋大楼办公，同一个食堂吃饭，我想他大约是农民报的，看神色，是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了。我们就这样同桌（没有另外的人）吃了几个月饭，没有交谈过一句话。
他就是刘凤翔。1958年4月29日我被送到劳动教养集训班，编入第二组。小组两个〃召集人〃，一个就是他。集训班的二十多天里，这个组的二三十个人挤住在一间斗室中（上下双层床），白天就在那房间里开会，每人轮流交代自己的罪行。我从他的交代中才知道，他跟我同年，本是岳阳毛田的农民，家里世代务农。大约家境还过得去，就让他这个长子念了一点书。岳阳一解放，他就考进了湘北建设学院，参加了革命。结业后分发浏阳。出身、历史、工作表现等等因素都符合当时的要求，很快就入了党，提拔为县委委员、县委办公室主任。他是在湖南农民报编委的任上被打成极右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的。同每一个交代罪行的人一样，都对自己堕落成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表示羞愧和悔恨。凤翔是从少年得志突然划成右派的，他作的悔恨的表白就特别使人觉得可信。
这以后，从集训班到新开铺新生电机厂，再到株洲白石港，再到新生工程队二工区五中队，我们都在一起。直到1959年末他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我们才分手。在这一年多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我们成了相知很深的朋友。这时他才把他为什么会划右派的原因告诉我。
那时，似乎还没有什么〃第三梯队〃、〃后备干部名单〃这些提法。但看当时的势头，凤翔无疑受到领导上的赏识。假如他一直留在党委机关工作，大约仕途也会颇为顺利吧。可是就在他在浏阳工作很得意的时候，意外地调动了工作。这事要从肃反运动说起。
1955年，〃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直接演变成了一场遍及全国一切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企业（国营的、合作社营的和公私合营的）的〃肃反运动〃。人们根据1957年7月18日《人民日报》社论《在肃反问题上驳斥右派》所提供的数字，很容易推算出：这一场打击了一百四十多万干部和知识分子的肃反运动，错案率超过百分之九十四。具体到某一单位，假如那里主持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负责人作风不怎么正派，喜欢整人，或者另有什么个人目的（例如泄私愤之类），那里的偏差就必定更大一些。比方说，像新湖南报社，让一个伪造了自己全部政治历史的官健平当了五人小组的组长，他就把报社的肃反运动搞得一塌糊涂。打击了十多个人，尽是没有政治历史问题和没有隐瞒问题的，最终没有肃出一个反革命来，错案率是百分之一百。
大约是1955年冬季，中共湘潭地委把凤翔从浏阳县调出来，派他到地委机关报建设报社去，接任五人小组组长。告诉他，建设报前一段的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