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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就是那个二毛子。我越想越觉得自己仿佛在兆林公园的冰雪节上亲眼见过这座冰雕。那个形象用坚硬的冰重新塑造以后变得更为确凿、更为单纯，没有了肤色、血统，没有了明确的年龄，也使注视她的眼睛感到清凉、惬意。这时又有一涓细流缓缓地流到了过道上。列车员恼火透了，拿着拖把过来，边拖边骂我。我感到很委屈，低头往座位下看了看，下面什么也没有，也不知道哪里来的水。为了得到这个座位，我在火车上已站了五个多小时，小腿都站粗了，我没有力气和列车员争辩，闭上眼睛靠在靠背上休息。
但是五分钟以后那个列车员一脚踢在我小腿的酸筋上，她对我嚷嚷到，你看！你看！
我睁开迷迷糊糊的双眼，不解地看着她。我想她那张方方正正的脸我已经看得够清楚了，左边腮帮子上有一颗小小的黑痣在厚厚的粉底霜下像一颗雾中的星星在闪烁，我早看到了，我不知道她还要我看什么。列车员把拖把狠狠地往我两腿之间戳了过去。我低头一看，真是见鬼，我的脚下怎么又有一滩水。我连忙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向列车员拼命地解释，这不是我造成的！不信你可以看，我座位下什么也没有！列车员弯下腰往座位下面看了看，又四处看了看，然后对我说，那哪来的水？我说，不知道，我刚才在睡呢，我怎么知道？列车员用探询的目光扫视了一遍坐在我身边的旅客，他们大都表现得与此事毫无关联，但是对此事的发展很有兴趣。列车员把吸足了水的拖把放进铅桶里，狐疑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忽然问到，为什么在你的脚边，不在别人的脚边呢？几乎整整一个车厢的旅客都在注意着我，我感到耳根发热，我对她说，什么意思？列车员有些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她说，问我？你自己心里清楚！说完，她提起铅桶气呼呼地走了。
我嗔目结舌地看着她消失在车厢的尽头，真想一头撞破车窗跳下车去。一辆满装着烧鸡白酒的小推车重重地顶在我的脚后跟上，一个男列车员握着一把起毛的角票也不说话。歪着头等我让开。我无奈地坐了下来，垂着头，不停地做深呼吸。我先抬起左脚，又抬起右脚，看了看鞋底，然后又偷偷地瞅了一眼我的胯下，都是干于的，没有任何可疑的迹象。坐在我斜对面靠窗口位置上的一个抽老式烟锅的老头在我抬头的刹那冲我摇了摇头，示意我不要跟列车员计较，这个举动当时让我感动得够呛。这个老头喜欢不脱鞋像只斑鸠似地蹲在座位上，被那个列车员也骂过几次，他老人家心里想必也不甚痛快。我觉得好受了些，头靠在靠背上，重新闻b 了眼睛。
但是我的精神还是高度紧张，过一会儿就要睁开眼往脚下看一看。这个旅程已经让我厌烦了，我想到即使自己能够充分地睡上一觉醒来之后也还到不了南京，心里就控制不住地着急。我只好强迫自己想一些高兴的事，却发觉那些所谓的高兴的事其实都带着淡淡的悲伤。有一个喉音很重的嗓门叫了一声：嘿！我警觉地睁开眼睛，是那个老头，他又蹲在了座位上，裤脚很短，都缩了上去，露出两截干巴巴的满是鳞皮的小腿。他用吊着烟袋的烟锅指了指我的脚下。在我的两脚之间又出现了一小汪水，正在向四周漫开。
没有人能告诉我这水是从哪来的，我审视着四周旅客的面孔，他们全有点幸灾乐祸的神色。我隐隐地觉得自己处在一个阴谋中，车厢里的所有人都可能是同谋，我无从查起。与其在这里等着那个列车员来骂，不如马上离开。我刚站起身准备走，就有一个没有座位的包着头巾的中年妇女侧身坐在了我的位置上。她的动作太快了，使我怀疑是她做了手脚。当我回头盯着她的脸时，她连忙又从座位上欠身站了起来，问我还要不要坐？那张平展展的脸是那样朴素，使人无法相信她会有什么坏心计。
我跌跌撞撞地一直走到两节车厢接合的地方，靠着车壁站了下来。这里没有暖气，而且漏风，所以没人愿意呆久。但是我觉得舒服了许多，虽然冷一点，但是空气新鲜，不像车厢里那么问。另外心情也放松了下来，我甚至站在那里睡着了一会儿。
我双手捂住一个短暂的梦取暖。我忽然想起行李还搁在行李架上，有些不放心，想过去张一眼，谁知刚一迈脚，就听到脚下的响声有些异样。我低头一看，天啦，站立的地方全是水，正顺着钢板的缝隙滴向那条滚滚向后的铁轨。到底是哪来的水呀！
我狠跺了两脚，急得快哭了出来。我神经质地来到过道上向两侧的车厢看了看，暂时没有人过来。我回到那滩水边蹲了下来。水看起来很清，我伸出食指沾了一点，想嗅嗅有什么味。手指接触到水时，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水冰冷的，就像是刚从雪山上流下来的水。恍惚中我想到那尊叫“少女”的冰雕，一定是她在通往南方的路途中开始融化了。除此我想不到还有什么别的可能。如果我不想一路滴着水遭人嫌弃的话，我就必须尽快地把她忘掉，那个冰美人只属于千里冰封的北国，你无法把她带走。于是我凝神屏气地执着手指数数，不让自己的脑筋有片刻的偏离，而且为了防止意外，只要厕所没人，我就让自己在有下水道的厕所里站着。
回到南京时已是大年三十。车过济南我就开始发烧，我想我肯定是要病一场了。
我一路硬撑着，直到最后提着三头稀巴烂的酸白菜栽倒在刘贵祥的家里（学校宿舍肯定已经封上了，我没处可去）。刘贵祥一见到我就冲我大喊大叫起来，他嘴四周长了一圈的燎泡，显然他已经急坏了。放寒假时我只给家里去了一封短信，告诉父母我不回家，想利用假期做一番“社会调查”（这个词当时在大学里特别时髦）。
他们收到信时，我已经在路上了。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如果事先申请的话，他们准不同意。我也没有跟刘贵祥讲，因为他肯定会打电话去请示我母亲。我父母收到信时立刻打电话给刘贵祥，后者放下电话就直奔我宿舍，但是早已人去楼空。刘贵祥认为这是他工作疏忽造成的，一再向我母亲自我检讨，并且供认了曾付我四百多钱的事实。我母亲偏头痛发作的时候说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她严厉地批评刘贵祥，怎么能给那么多钱呢，那孩子手上钱一多准出事，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刘贵祥因此精神压力很大，所以要对我大喊大叫，所以在对我大喊大叫一通之后要我把身上的钱全部交出来。他说，先帮我存着，这是我妈关照的。然后他就下楼给我家里打电话，告诉我父母他们的孩子安然无恙，并且已在他的掌握中。那一年春节我是在刘贵祥家过的，一则是因为不赶趟了，从南京到我家坐长途汽车还有六七个小时的路，车次又很少；二则是因为刘贵祥不想让我家里知道我已病倒。但是刘贵祥家却倒霉了，只能用照顾病人的方式来过年。他老婆林志敏在我昏睡的时候捏住鼻子把那三头已经发臭的酸白菜恨恨地扔进了垃圾箱。
z 现在我得交待一下刘贵祥和我的关系，说起来还颇有渊源。他是我母亲的学生，不是顶优秀的学生，但是是顶好学。顶听话的学生。刘贵祥读中学那阵子，正是我们家最灰暗的时期，父亲被隔离审查（海外关系、特务、发报机），母亲从县中被遣送到一所条件简陋的农村中学教《物理》。那个年代没什么人读书，尤其是在农村，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偶尔有一个愿意教的，更偶尔有一个愿意学习的走运碰上一个愿意教的。但是刘贵祥最早出人我们家与学习无关，是带着重要的任务来的。他家庭出身不好，是镇上小业主的后代，脸又太白（是唯—一个抹雪花膏的男同学，常被讥笑），他被组织上派来监视我母亲的一举一动。因为我母亲被怀疑是特务父亲当然的同伙，但是她不好惹，不管是教师、学生还是工作队都惧她三分。刘贵样想好好表现，发现一些蛛丝马迹，也好改善一下他的现实处境。当时框式收音机还是希罕之物，但是我们家有，是红灯牌的。刘贵样固执地把它拆开，以证实里面是不是像传说的那样隐藏着一个发报机。他把零件拆得到处都是，但是无法把它再装回去，被我母亲骂得狗血喷头（当时他还不是无线电迷，我母亲还没有为他启蒙）。他把我们家七八摞旧报纸统统搬出来，掸去灰尘，翻出其中的《参考消息》，一期一期地核对，发现少了两张，怀疑已被我父亲弄到国外换了美金。最艰难的工作是他试图破译我们家的密码。我的父母都是闽南人，他们彼此用闽南话交谈。我奶奶在世的时候，我家里只讲闽南话，因为我奶奶不懂普通话。在苏北话的氛围里，闽南话恍若天音，很自然地被怀疑成特务组织的联系暗号。刘贵祥拿着一支笔和一本工作笔记，三大两头地像件新家具赖在我家里，只要听到我母亲说一句闽南话，就立刻上前追问那是什么意思。我母亲心情好的时候就告诉他，他如获至宝地用汉语拼音把它记下。我奶奶经常拿着条帚像撵小鸡一样把他撵出门去，刘贵祥便向上面汇报说，这个南蛮奶奶目光凶狠，很有可能是这个特务组织隐藏最深的头子。可惜他的工作两边都没讨到好，只使他在学校里更加被人瞧不起。他有一个优点，任凭我母亲怎么骂，刘贵祥都不生气，脸涨得通红低着头坐着，但是就是坚持不走。有时他看看四下没人，还迅速地把我家的水缸挑满水，或者帮我家拉一车煤球。
到我记事的时候，不愉快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我家的境况有了明显的好转，刘贵祥还是常到我们家来，但是已不是密探，而是一个无线电迷，在我母亲的指导下，正在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无线电迷。他起初学无线电有着非常实际的考虑。因为家庭的原因，招工招干招兵都不会轮到他，刘贵祥想有个一技之长，以后也好摆个摊子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