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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他说-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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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听人传道说法,自认为最高明,认为别人都是神经病,一笑,就走开不理了,这就是“其次,侮之”的典型。“下士闻道,大笑而走之”,便是如此。后人又补上一句:“不笑不足以为道”,那是说,如果不这样不屑地嘲笑一下,那还算有道吗?彼此顽固托大,都自以为是,看来多么可笑。
    再说“其次,侮之”的人,根本不管天高地厚,根本不信道,以为信道对人格是一种侮辱。总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人的智慧参差不齐,有些人信是信,却不彻底,半信半疑,因为他没有把真理穷究彻底。有些人根本就不信,硬说个“老子偏不信邪”,你也把他没有办法。此中的千差万别,老子并没有再详加分析。这等于人类天生智能的分级,佛学则分为众生的五种“种性”,也就是所谓的“根器”之说,颇为相似。
    这一章,老子最后下一结论,形容这个道说:“悠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等于说,道是天地的公道。学道并没有什么秘密的,只要你程度够,诚心向学,一定便可得道。道为天下所共有,既不属于你,也不属于我,若你懂得的话,方知本来属于你,也属于大家,不是某一个人享受的禁脔。千万别认为真理只在自己这边,非要求道求法的人巴结你,向你磕头行礼才能传道。我认为这种作风,是作践自己,多没意思。
    道不藏私,但却“悠兮其贵言”。“悠兮”是悠然自得,所谓“其贵言”的意思,却很难说得清楚。“贵言”,不是说应该很宝贵地告诉你这个意思,而是再怎样高明的语言文字,都很难形容出道的境界。那么,道在何处见?——在行为上、现象上见。道的本体,无形无相,“说似一物即不是”,不能用世间名相来界定它。“有生于无”,宇宙万物就从这“清虚空灵”的“无”中建立起来,故曰“功成事遂”。
    一个修道人真通达了道,才能看透道的表达作用,才能认识道的本来面目,和如何创造千变万化的宇宙事物。道体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只是其第二重的影子而已。我们要认识它的根本,只好在这第二重的投影上,在这道体所创造出来的事功上去了解。这个事功尚分二重意义。依儒家世间的学问,即平常我们所讲事业的成就,比如,学科学应该有所发明。你学什么?学物理,那你还在学习阶段,不是物理学家,更不是物理科学家。你学化学,那也不算化学家,或者化学科学家。那开始发明,发明物理或化学原理的,才算摸到宇宙科学的真髓,而由当中表达出一套事物的规则,再由这套理论科学的规则中,进一步发展应用科学的实用技术,生产出令人目不暇给的生活用品,利益世人,或者伤害世人。
    如此,学道,学世间各种知识,都是一层一层地进到内部的核心,也都一层一层由内部核心,表现出具体的功用来。这之间层次深浅的不同,事功的大小也就有别。这是“功成事遂”。等到事情有所成就,“百姓皆谓我自然”。等你的事功表达出来,久而久之,大家习惯成自然,就说这本来就合于自然之道,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道是自然而有的,可是我们一般人要回转到这道的本来境界上,那是有得修的,这之间还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历史哲学问题。就是中国哲学与宗教哲学,以及历史哲学的发展史问题,牵涉太广,而且各个问题都可成为专题,暂时到此打住,以后有机会再讲。       第十八章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忠臣孝子的伪装
    从第十七章的道的层面而相关于中国历史哲学的演变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思想的特殊之处。老子的历史哲学与儒家的观念,乃至一般社会人生的态度,另成一格,大异其趣。从前面所说的天道自然,到此,他便提出反对仁义和智慧等的语句。只从文字上看,他是说,中国文化从上古以来,就是一个道,道衰微了,后来的人便提倡仁义道德,结果越强调越糟糕,适得其反。其次,老子也反对智慧。换句话说,知识越发达,教育学问越普及,人类社会阴谋诡诈,作奸犯科的事也就越多,越摆不平。接着,他举出更明显的理由,“六亲不和有孝慈”,在家庭中所谓的六亲,那便是父母、兄弟、夫妇,彼此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才看得出来:何者孝?何者不孝?
    如果家庭是个美满的家庭,一团和气,大家和睦相处,那么个个看来都是孝子贤孙,根本用不着特别标榜谁孝谁不孝。如果家中出了个孝子,相对之下,便有不被认同的不孝之子,这其间问题就大了。因此说,六亲不和,才有所谓的“父慈子孝”。我们若是深入研究中国文化特别标榜的“二十四孝”,将发现许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拥有大孝美名的舜,其父母可以说不伦不类,很不像话,充分显示了舜的父母,是处在一个问题家庭中,是非不断,非常悲哀,因此舜才成为第一孝子。老子并不喜欢这样,由于一个人的坏,衬托出另一个人的好,那是不幸的事,他希望每个家庭都和乐幸福。
    “国家昏乱有忠臣”,同样道理,老子不希望历史上出太多的忠臣义士,忠臣义士并非好现象。我们历史上所谓的忠臣,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人,皆为大家所景仰,因为他们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临危受命,连个人宝贵的生命,都可牺牲。然而,这些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无不发生于历史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反映了一代老百姓的苦难。假使国家风调雨顺,永处太平盛世;社会上,大家自重自爱,没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么岂不个个是忠臣、人人是好人了吗?因此,他主张不需特别赞美某人好、某人不得了。四十多年前,我在川西灌县灵岩寺,看到有人书刻在灵泉石壁上的两句话:“愿天常生好人,愿人常做好事。”便是老子此意,也才是天大的幸福。
    老子这几句话,从字面上粗浅一看,似乎非常反对儒家提倡仁义道德,但有几点我们必须注意。
    第一,老子在世的那个时代,正是春秋时期,社会面临转型时的种种变动,一个新社会形态逐渐形成,这中间产生了很多病态的现象。老子在此病态社会中,体会出他的人生哲学,才会有这样的说法。他的话,乍看起来是唱反调,但仔细研究一下,这正是一种非常宝贵的正面教育。
    我们可以另外举一个反证。例如把孔子作的《礼记》中的《礼运篇》,加以整体研究后,就会发现孔子亦有老子这样的看法。中国文化,素来重视道德的价值,《礼记》中的《礼运篇》已经表达得很清楚。所谓的“德”乃归于“道”中,德是道的用,道是德之体。而这个道又是什么呢?老子自己认为道就是自然,但是由远古到黄帝的时代,人为的一切,已经渐渐不合于道了。
    第二,从黄帝以前的远古史来看,在《列子》书中,假托黄帝本身梦想的文章,便是梦游“华胥国”,这是不是真实的故事,此处暂且不加讨论。文中提到,黄帝作梦,到了另外一个国家,那里到处太平安详,没有任何不幸之事,是人类盼望中的天国。这篇“华胥梦”等于中国文化所向往的理想国。其他像相拉图的“理想国”、莫耳的“乌托邦”,乃至佛家的“极乐世界”、基督教的“天堂”,都是其来有自,反映了这个世间的人类,苦难重重,无时不在斗争战乱中,因此人们便自然而然地追求另一个幸福圆满的境界。而老子所谓的大道,正代表了它的内涵与精神。
    其实,老子讲“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说法,未免失之太刻薄,但这也是爱之心切,所以责之更严。孔子在《礼运篇》也讲得差不多,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此即儒道二家的态度差别之处,但是道理是相互贯通的。
    孔子在《礼运篇》上说:“故用人之智去其诈。用人之勇去其怒。用人之仁去其贪。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人有了智慧,智慧的反面就是奸诈,用得好就是大智大慧,用歪了就是老奸巨猾,全在一念之间。因此孔子强调“用人之智去其诈”。而大勇的人,往往气魄大,脾气也大。大勇的反面,就是多怒,佛家称之为“嗔”。假使一个大英雄、大丈夫,没有暴烈的坏脾气,那就很可贵了。“用人之仁去其贪”,仁慈本是件好事,但是仁慈太过了,变得婆婆妈妈,待人接物软塌塌的,心理上难免有一种不自觉的贪恋、执著。因此,能够保持一片仁慈博爱之心,而无这层贪着之念,那便不会发生不良的副作用了。从这里,我们已可明确地看出,老子的“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其意和孔子所讲的道理,并无矛盾冲突之处,只是文学的手法不一样而已。
    孔子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吃好的、喝好的,以及喜欢男女间的关系,这是人生根本的欲望。“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至于死亡和贫穷痛苦,那天底下的人都害怕,都讨厌碰上。所以,“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一个人爱好追求饮食男女的享受,逃避死亡与贫穷的来临,这是心理现象的根本。但是,“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人的思想、念头,从外表是很难看出来,也很难测验得知的。一个人动什么脑筋,打什么主意,心地善与不善,只要不表现于行为,有谁会知道?“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及色也”,一切的好坏,全凭他心念的变化,根本没有颜色、声音可资辨别。所有的动机想法都深藏在一个人的内心深处,那么,“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以哉”,要把这些人心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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