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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庆洲：您从事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已经坚持到了今天，但是联合国的评审为什么截止到1981年？
黄相宁：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年（1977年）吧，地应力被判为不予支持不予发展的监测手段。就是说，仪器坏了就停，任其自生自灭了。全国原来有一百多个地应力观测站，1981年以后，就剩十几个了。
张庆洲：联合国怎么知道你这个地应力的？地震监测手段有很多种，为什么选择资助地应力？
黄相宁：1995年10月，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会议的联合国发展支持与管理服务署的官员科尔女士获悉，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中，青龙县因防震组织出色，结果无一人直接死于地震，科尔女士在半信半疑中亲赴青龙调查，最终确信这真的是一个奇迹。
但究竟是哪里发出的地震预报意见？调查来调查去一直调查到我这里。联合国的官员们对地应力产生了兴趣，但又极注重实际效果。他们进行了严格评审打分以后，认为：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报地震是可行的，就决定予以赞助。
张庆洲：您对地震地质…地应力预测地震的信心如何？
黄相宁：我原想把这些经验和教训整理出来，写成文字留给后人。现在有了联合国的资助，我就要继续实施。用事实证明：李四光的思路是正确的，地震地质…地应力是预报地震的可行途径。
我相信最终会被世人所理解，所以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张庆洲：唐山地震可能不再重演吗？
黄相宁：从地震预报整体水平来看，把唐山地震报得非常准确，我觉得有困难。但是能不能避免一部分伤害呢？我觉得应该做到，青龙就做到了。
唐山地震能否不再重演，从唐山的悲剧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这不仅仅是地震科学家的事。
张庆洲：您对唐山地震前的群测群防预测水平怎么评价？
黄相宁：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是真正的专家。他们搞了多年的监测，认识了许多地震信息，也积累了许多极其重要的资料。
张建华和姜义仓就做了一件地震科学上的大事。这就是：一个大地震的震中区在地震前的应力反应是什么样的？在世界上，中国人第一个取得了这样珍贵的资料。陡河地震台和赵各庄矿地震台都在震中区，都是自动记录结果，而且数据很一致。你想一想，谁知道有个7。8级的地震在这个地方发生？而且事先把地应力台建到震中区去了。这样的机遇千载难逢！
唐山地震以后，我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唐山市搞地震监测的人是非常高明的，我们这些专家并没有充分认识他们。比如乐亭县地震办公室就把预报意见给我了，报得非常好，现在还在我这里珍藏着。
他们的预报意见比有些专家要强得多！
张庆洲：你们这一代都老了，你认为地震预报前景如何？
黄相宁：地震预报需要丰富的经验。除了理论知识之外，实践经验非常重要。我们这一代，从邢台地震以后经历了两个地震高潮活动期，已经积累了上百个地震实例。
如果我们这一代走了，巨大的地震预报财富或许也跟着走了。即使我们写了书，下一代用起来也很难，不带是不行的。我就一个学生也没有，带学生需要经费啊！
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负责人说，你在国际上带学生吧？
我说只要有人愿意搞地震预报，我就愿意培养。
黄相宁的叙述很艰难，时有难言之隐。我的写作也很艰难，很多有价值的东西只能省略。读者阅读时也许很艰难，文中有些地方叙述得“不明白”。
黄相宁们痴心不改，在地震预报科学的崎岖小路上艰难地攀登，不断地改进、完善预报方法和仪器。唐山大地震以后，华北平静了12年之久，在1988年他们成功地年度预测出1989年10月18日山西大同6。1级地震。这以后进入了90年代，他们向国家地震局又多次基本准确地进行了年度和短临预报。
黄相宁副研究员简历
黄相宁，曾用名黄小咸，汉族。
1937年3月18日生于四川重庆。
1959年7月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石油系。同年分配到地质部，从事石油地质普查、勘探与综合研究。
1966年6月调地质部地震地质大队从事地震科研工作。
现任联合国全球计划项目顾问。在中国协调办公室领导支持下，在菲律宾建立了10个压磁地应力台站。
唐山警示录＇连载之20＇：国家地震局隐私一瞥
作者： 张庆洲
汪成民有点塌腰，这是唐山给他留下的印记。为了抢救地震资料，他爬入即将倒塌的丰南岳42号房，被一块几十斤重的水泥板砸在腰部老伤上留下了病根。他头发花白，很软也很稀疏。
他的回忆始终在一种恬淡的状态下进行，嘴角始终挂着一丝恬淡的微笑。大悲大喜大起大落之处也不见一丝感动。
他曾是时代的骄子，留苏归来头上便罩上了一层光环。他也曾沦为时代的弃儿，戴着一顶臭老九的帽子进了干校。在干校养猪也养人，留苏没学到馇猪食和蒸馒头的学问，手就被卷进了搅面机里，大拇指与手碗之间的肉撕开了，留下了一条永远的疤，跟心上的伤疤一样长。
唐山大地震以后，厄运再次降临在地震科学家头上。天大的冤屈他可以吞下去，妻子的离异却让他饱尝了世间的人情冷暖。在他的眼中，世界没了色彩，天也再不湛蓝。孤灯夜下，他悲怆地自己质问自己：
我为什么留苏？
我为什么搞地震预报？
他又淡淡地笑了，一种无奈的笑，有一种苦味。
我与地震科学家的谈话在悲壮的气氛中开始。
替罪的羔羊
1976年7月28日下午，一辆面包车通过丰润风驰电掣般地向唐山市区急驶。车里坐着表情严峻的汪成民。无论后人如何评说唐山大地震，这位41岁的科学家都是首当其冲的人物。
七？二八大地震，震动了中南海，震动了全中国，也震动了整个世界。不同国度不同政治不同肤色的人，通过各种方式向浩劫中的唐山表示了同情和悲哀。同情心献给不幸者，这是人类的美德之一。
汪成民却有点异样。在那座雄伟的大楼里，他的水蛇腰骤然就挺直了许多，眼角和眉梢也能读出许多的内容来了。你看看，我说对了吧，我说有地震嘛。另外一些人就显得有点灰了。
中南海传唤。
地震局局长刘英勇带上汪成民直奔最高统帅部。这两个人行政级别差距太大。组长上头是副主任，副主任上头是主任，主任上头是副局长，副局长上头是局长。中间那几个关键岗位上的领导呢？局长似乎无暇顾及这些了。在车上，局长对组长说，小汪，你这次可对了，不得了，你给地震局露脸了。
在中南海紫光阁，惨烈的现实把局长的“露脸”击得粉碎！地震局一大一小两个官员看见了从大地震中死里逃生的李玉林。李玉林刚进门，纪登奎就把他抱住了。李玉林哭着说，纪副总理，整个唐山都平了……
国家地震局的面包车依然向地震震中区急驶。汪成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天的路那么漫长，那么刻骨铭心。
第一个死亡之夜降临的时候，年轻的地震科学家泪眼蒙蒙。他看到了一个千疮百孔的唐山，痛苦呻吟的唐山，尸横遍野的唐山！
从见到李玉林那一刻起，我就害怕了。这不是科学家之争的事了。两个科学家，你说天晴我说天雨，结果下雨了我对了。可是地震，死了二十几万哪！
我们的面包车过了丰润，就看见公路全被震坏了。挤满了大小车辆和逃难的灾民。我们下车打听道，灾民竟都麻木了。我看见一个穿着破破烂烂公安制服的人，就过去问上唐山怎么走，一不小心说出是地震局的。那人一下子把枪掏出来顶上我，吼道，我崩了你，你们地震局是干什么吃的！车上的人赶忙下来劝，说他是干具体工作的不是领导。他说我老婆就在那儿，先拉人！我说我们要搞地震预报。他说地震都发生了搞什么预报！面包车就颠颠簸簸地拉伤员。我们和伤员挤在一块，耳朵听着呻吟声，衣裳沾上了鲜血。
我痛苦，我悲哀，可是我没法说！
夜幕中的唐山，一星亮光也没有。哪里还有什么标志？只有唐山矿的井架孤零零地站着。我的心情太复杂了，我是地震科学家！可以做到的事，我没有做到，我尽了最大的努力，最后还是没有做到。唐山死了二十几万人哪！
我到了抗震救灾指挥部以后，通过电话向国家地震局提出：封存所有资料，以备审查。
在唐山的那些日子，在哪儿也不敢说是地震局的。那阵子是共产主义，到哪儿都能吃饭。但是只要露出身份人家绝对不管饭，还骂你打你。
那天，马希融来飞机场参加会。他讲着讲着就把他母亲的血衣抖出来了，他就哭诉唐山地震前他有预报，被国家地震局压制了。当时我是主持会的啊，立马就围上来一群人。有人喊，谁是地震局的？马希融一指我，一帮人上来就揍。我躲到桌子底下，身上挨了好多拳。有几个解放军战士把我保护起来，不然非揍死不可。
唐山大地震前，马家沟地震台是有预报的。我组的钱复业曾经去过马家沟。马希融把异常跟她讲了。她回来汇报说，他那是异常吗？真要是异常，唐山不就彻底毁了吗？事情复杂就复杂在这儿了，我的上头和下头都有人反对我的观点。马希融事后了解了真相，我们之间的矛盾才慢慢缓和了。
震前，我派往唐山的人，有的支持我有的反对我。震后，我在唐山被人骂被人打。群众不理解，领导不让说。为什么搞地震预报这么难哪！
我在唐山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