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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医决不是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治标不治本的医术。外国人对此往往就不明白，难道只需要在后背上扎几根银针，就能治头疼？明明是肺部出了毛病，中医却偏要在脚上下功夫，进行“足疗”；真是匪夷所思。
除了上面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从中国人的很多日常习俗中领悟到中国式思维习惯的妙处。例如，中国人传统的姓氏排列；先是宗姓、辈份；然后才是自己的名字；突出的是民族整体。在时间、地址的书写表达顺序上；时间以年、月、日、时、分、秒为序；地址以国、省、县、乡、村为序；突出的是个体对群体的隶属关系。而西方人则不然，通常先突出的是自己，然后再一步一步向外延伸。中国人写文章，在章法上讲究起承转合、结构完整；描写人物；注重整体刻画；动辄采用类似“羞花闭月；沉鱼落雁”、“艳若桃李；倾城倾国”的字眼；而不具体描绘人家美在哪里；叙述故事；讲究来龙去脉；有始有终；就连描写爱情；也多注重作者主观的整体感受；缺少细致的心理分析。尤其是绘画讲究气韵生动；重气轻形；那些刻意模仿自然物象原色原貌的工笔画；常被人贬斥为“匠气”十足；不够高雅。至于中国的诗歌，也多以抒情为主；讲究意在言外、情景交融；因此像荷马史诗那样的煌煌巨篇很少产生。
就中国人思维的外在表现形式来看，它不仅简洁，而且推崇无言、默契。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真理（道）往往是不能说（道）出来的。的确，中国人关注比较多的是人间的风云变幻，很少像西方人那样去探究有规律可循的大自然。人间的事有没有逻辑性，是很难用语言说清的。
中国人思维还有一个特点是惯用比喻、暗示，喜欢以外物间接地隐喻内心。这在成语、俗语中相当多，如“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易涨易落山溪水，易反易复小人心”等等。但实际上，“山”、“马”、“水”与“人”之间并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无穷的暗示一方面使得中国思维韵味无穷，另一方面又显得过于含蓄，这一点常使外国人觉得中国人的思维过于简单，只会在人与动植物之间进行简单类比。
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的不足
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诚然独具特色，但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总体来看，它过分强调矛盾和谐；而回避矛盾斗争；忽视了对社会与自然的改造；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其次，模糊综合与整体直观妨碍了思维的精确化；影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中国人很早就开始了对宇宙奥秘的探索；但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却没有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天文学；中国的四大发明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却没有改变中国科技落后的历史。应该说这种局面的形成都与这种思维方式有关。此外；玄妙的直观顿悟也影响了中国人思维的理性化。中国哲学很早就放出了奇光异彩，却从没出现过康德、黑格尔式的辉煌巨著；中国的文化艺术在世界艺术殿堂里熠熠生辉；却没有出现达芬奇式的艺术理论大师。中国文化呈现出非常明显的诗化特征；这些现象同样也都与思维方式的这些特性是分不开的。
中国人擅长直觉、悟性、感性思维，而理性思维能力比较弱。我们崇尚的是对大自然、社会、人生的体验、感受和顿悟，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心境。
正因为感性思维的妨碍，中国人对大自然的理性认识始终是欠缺的、原始的、模模糊糊的，一直没有能够形成明确的自然科学体系。如中国史籍虽记载了哈雷彗星出现31次，拥有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记录，但发现其平均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中医以及针灸技术有西医望尘莫及的疗效，但其理论基础——经脉学说，至今仍然说不清、道不明。
不少中国人往往只注意一些现象，却不想透过事物的表象去抓住背后隐藏着的本质，也就是说，很少有纯精神层面的冲动，对现实之外的东西都不感兴趣，它带来的必然后果就是理论的肤浅和不成体系，更进一步的后果就是技术的落后。当技术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由于缺乏理论的指导而陷入停滞。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而近代却落后挨打，难道不是这种思维模式所带来的必然结果吗？
大部分中国人的思维崇尚简洁无言。中国人的诗词、文章都写得言简意赅。中国哲学关注的是人生、社会，是教导普通老百姓如何做人，因此它也写得简练而不繁琐，唯有这样才能普及、推广。《论语》、《道德经》等书全是由上下没有什么逻辑联系的警句格言式的东西组成的；这也算是中国古籍的一大特色。由此可见；一般中国人对问题总是大而化之，缺乏精密性和严整的逻辑连贯性。
总之，中国人的思维方法虽然有自己的长处，如辩证、整体思维为当代智者所称道，但我们思维的短处也是致命的，它成为中国近代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事到如今，我们应当虚心学习现代思维方法，改造民族性中的缺陷，借鉴西方人的思维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只有这样才能“坐集众人之智”，创造出辉煌的现代中华文明。
第二部分 中国人能耐面面观第12节 中国人判断是非的能耐
中国人以中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来判断事物，人皆有是非之心。可以说，中国人是具有很强的是非观念的群体。然而要绝对分清事情的是非却是很困难的，是非为什么难以分辨？主要是“时空”在作祟。任何事情，总离不开时间和空间。只要时空一改变，是非的准绳就会随之而变化。中国人最了解这种关系，所以任何问题，中国人大多都觉得“很难讲”。
“很难讲”的确是事实，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而听起来又似乎“怎么说都有理”。中国人喜欢说：“话都是你说的。”意思是“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反正都有道理”。
聪明灵活的中国人
中国人做事崇尚堂堂正正、讲求“名正言顺”，因此凡事总喜欢争辩一个是非曲直。面对同一桩事情，人们往往分成截然相反的两方，而且双方偏偏都还理直气壮，甚至让局外人都觉得难以决断：这件事到底孰是孰非呢？原来，中国人最会为自己的立场找理由，而且都喜欢找理由。再加上我们头脑灵活，随手一抓，就有一大堆理由，怎么找都找得到，怎么抓都抓不完。不管是歪理也好，正理也罢，反正正反两方都能各执一理、振振有词。试问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判断是非？
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我们具有判断是非的能耐。在这方面；中国人的能耐还是很厉害的；他不仅能分清是非，还能求得圆满。原来，中国人的方法，是“站在很难讲的立场来讲”，而且在“两选一”之外，出奇制胜地来个“二合一”，使人有意想不到的感觉。中国人的脑子一向都很灵活；所以我们的头脑中绝不是只有一根筋；不会转不过弯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是非的判断；当然也不会那么拘泥、呆板、固执。我们可以充分运用辩证的观念；把原来“相反”的东西“相成”起来，获得相当圆满的是非判断。由此看来；中国人不是分不清是非；而是从不就是非问题轻易下结论；显得头脑很活络、会拐弯。有些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这样做圆滑透顶、不足为训。有这种想法的人，实在是头脑僵化的表现。其实，中国人脑筋会拐弯儿，绝对不是时时刻刻都要七弯八绕的，因为万一弯得过分了，便会在脑筋中拧成一股乱麻，永远也纠缠不清、转不过来。当然，转动的方向，有正必有反，我们深切盼望，大家的脑筋尽量向正道去转。实际上；正道、反道有时也很难分辨，因此才产生了“合理化”的难题。中国人当然想“一切求合理”，问题是“合理”的标准却很难评判。你看合理，我看不合理，究竟谁合理？
在变动中求得合理
中国人的脑筋灵活变通；是一种变动性的表现。倘若变动得不合理，中国人当然不接受；但如果变动得合理，人们就自然能够接受了。俗话说，“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究竟孰是孰非？其实判断起来很简单：无论孰是孰非，只要合理便好。
既然是非是经常变动的，而且变动的目的是为求合理，因此难免产生一些“不合谐”；使得“一致化”现象不易被接受。
如果人的“一致性”相当浓厚的话；那一定会使团队精神高昂但多少也抹煞了人的个性。中国人也强调“一致性”；不过它往往站在“变动性”的基础上，有时一致性很高，有时却不然。例如企业中；常有高层领导深入基层巡视，员工便提高警觉性，步调一致，合作无间。中层领导率领众人表示欢迎，也是整齐划一而且铿锵有力，表现得士气很旺盛。但如每每如此，大家很可能会越来越觉得乏味，到后来无非是应付应付而已，甚至转化为不满或厌恶。
强求一致性往往要求个人有一定的牺牲；很难为众人普遍接受。不过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要求大家行动和观念一致；那倒也无可厚非。然而如果任何时刻都希望大家记取一致性，大家就很难想得通了。我们要求员工团结一致，必须考虑某些心理因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老板的理念；究竟公不公、诚不诚、正不正。
变动得合理，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真正的合理。如果不变，大家就会质疑“为什么不求新求变？”但如果乱变，大家又骂“为什么胡乱变”？所以说，应该变才变，不应该变千万不要变，这才是我们变动中的一致性。
判断是非的规则和裁判
在这种变动性是非的环境中，制度似乎是最倒霉的东西。有制度不知变通，大家不以为然；而制度若因时、因地、因人、因事稍作变通，大家就痛责“根本没有制度”。不变不行，一变往往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