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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脏又开始隐隐作疼了，一种麻木感直通向左边的肩膀，沿着手臂通向手掌。老头子，你沉不住气了，兴奋了。是啊，是啊。郑子云想，哪怕他一生最后干完这一件事就进八宝山也是值得的。
郑子云的眼睛掠过一张张面孔，奇怪，叶知秋那张丑脸好像被什么东西照亮了，这一霎间，不能说她变得漂亮，但至少是不那么丑了。
圆圆，那永远用揶揄的玩笑来掩盖对爸爸挚爱的任性的女孩，像一件艺术品，终于揭掉盖在它上面的那块粗帆布，把它真实的、精美的面目显露出来。此刻，她一点也不苛刻，一点不像平时那么桀骜不驯，她是多么可爱啊。然而郑子云的眼睛却在陈咏明那张因为聚精会神而变得几乎是严厉的脸上停留下来。难道他也像某种动物一样，天生地具有一种可以导向的触角，单单地选中了陈咏明吗？ “我没有做过更系统、更深人的调查研究，我只想把我了解到的一些情况，介绍给大家，并且我希望大家不要以为我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来讲话，可以把我的讲话当做一个企业管理协会的会员，在学术讨论会上的一次发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很好的传统的经验。首先是从红军、解放军那里传下来的，在革命战争中起过伟大作用，是我们的传家宝，我们必须继承发扬。
“解放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许多企业也积累了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经验。但是，由于长期左倾路线的影响，对党的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许多同志模糊起来，不少新党员、新干部不了解什么是我们的传统，正如耀邦同志所说，当前确有一种危险，‘就是我们的好传统要失传了’。所以正确地总结历史经验，调动人的积极性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这个问题之所以必要，是由于随着现代化技术的发展，管理的现代化，生产的高速度发展，在企业中对群体组合的科学化、高效化，对人们迅速地交流、接受、分析信息，对迅速而正确地决策，对加强个人和群体的创造性、主动性，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家已经注意到，这次会议，我们邀请了研究心理学、社会学的同志参加。这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是属于社会的人。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刚生下来的时候，只有自然属性，而社会属性，只是一张白纸，不是生来具有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从这个基本观点出发，我们要注意改造影响人们思想的社会环境。
比如，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这些需要，导致了人的各种动机和行为。这些动机，可能是合理的，也可能是不合理的。可以导致正确的行为，也可以导致不正确的行为。但是，人的需要和动机，是可以往正确的方向引导的，使之产生积极的效果。这种引导，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部分。我们要关怀人，信任人，尊重人，这是我们做人的工作的根本出发点。
“就连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二次大战以后，也有了新的发展。
他们的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人的管理，日本丰田生产方式中心，就是千方百计做人的工作，这是日本人管理工作中的最大特点。当然，这是资本家掩盖剥削、缓和阶级矛盾的一种手段……但是，我们要不要批判地吸收他们的管理方法，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呢？ 比方说，将心理学、社会学中的科学部分，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加以改造，为我所用。丰富我们已有的经验，创造我们自己的、具有社会主义特色、民族特色的思想政治工作新经验。
“谈到把心理学和社会学应用到我们的企业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中来，有些同志总担心会出毛病，认为这些是唯心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是‘洋玩意儿’，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使不得。其实，这是一种偏见。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和社会学是无产阶级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列宁把心理学作为构成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基础科学之一……”
郑子云在讲些什么呀？ 那些个名词、概念全是吴国栋没有听到过的。
吴国栋对凡是自己弄不懂的东西，都有一种反感。这些让他反感的话，出自郑子云的口中，更让他感到一种压力。虽然郑子云说他不是以行政领导的身份讲话，谁要真这么认为，谁就是个傻瓜。这话，不过说说而已，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部长，谁能拿他的话不当话呢？ 这么一来，吴国栋没准就得重新调整那些多少年也没出过娄子，磨得溜光水滑，几乎靠着惯性就可以运转下去的观念和做法。郑子云说的那套，谁知道它灵不灵啊？！而且郑子去在讲话中所流露出来的热情，在吴国栋看来，是超越身份和地位的，是有损部长的威严和分量的。一个部长，有这样讲话的吗？两眼闪闪发光，还瞪得那么大，两颊泛红，声音激昂，一句连一句，前面一句话简直就像让后面一句话顶出来的。整个给吴国栋一种“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印象，这就使吴国栋对郑子云的讲话内容，越发地怀疑，越发地觉得不可信。他不由得环顾四周，带着一种说不清的意念去寻找，寻找什么？ 平时在厂子里传达文件和政治学习时司空见惯的扎着脑袋打瞌睡、闷着头织毛活、嘁嘁喳喳开小会、两眼朝天想心事、鬼鬼祟祟在别人后背上划小王八、大明大摆看报纸的情景全都没有了。好像郑子云把人人心里那个型号规格不同的发动机，全都发动起来了。别管是赞同的、反对的，全都支着耳朵在听。难道郑子云讲的话里，真有点镇人的东西不成？ 每每说到人的问题，郑子云总免不了有一些激动。
从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他经历过很多运动。他时常惋惜地想起，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那些无辜的、被伤害了的同志。他们其中，有些已经不在人世。比如在延安时，曾和他住过一个窑洞，就是灰土布军装穿在身上，也显得潇洒、整洁的那位同志，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戴上了一顶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文化大革命”初期，因为不堪忍受那许多人格上的侮辱：什么假党员、什么叛徒……自杀了。听说他在遗书上写过这样的话：“……我不能忍受对我的信仰的侮辱，然而现在，除此我没有别的办法来维护我的信仰的尊严……”
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同志，虽然有些孤傲。
然而孤傲一点又有什么不可以呢？ 人都有自己的脾性，只要无妨大局。难道一定要当个没皮没脸的下三烂，才叫改造好了的知识分子吗？ 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这是谁说的？ 他忘了。他的记忆力已经坏到这种地步。以前，凡是他看过的书，他认为重要的段落，几乎能大段、大段地背诵下来。
是啊，我们有很多的人，有不论水淹或是火烧都不可以毁灭的信仰，然而人在富足的时候，却容易挥霍。
难道他是个守财奴？！要知道，人，这是创造财富的财富，可是并非人人都能在实际工作中认识这一点。侮辱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侮辱；不尊重别人，也常被别人所不尊重。难道马克思曾将这行径，列入过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吗？唉，经不错，全让歪嘴的和尚给念坏了。
他自己就像处在这样一个两极之中的钟摆。郑子云觉得在很大程度上，他早已变得粗俗，还有些官僚。否认吗？ 不行，存在决定意识。哼哼哈哈，觉得自己即使不是全部人的，至少也是一部分人的上帝；对那些不是在抗战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革命工作的同志，情感上总有一段距离；听到某人不是共产党员的时候，立刻有一种不自觉的戒备……逢到下级没按自己意愿办事的时候，他照样吹胡子、瞪眼睛、拍桌子、打板凳……反过来，他也照样挨上一级的训，俯首帖耳，不敢说半个不字，别看他是个副部长。
他心里明白，他可以在一天之内什么都不是，如同别人，如同那些什么都不是的人一样。
当然，现在他还是个副部长，他得抓紧时机，把他想做的工作，尽可能地做好。
郑子云想起田守诚，想起部里的一些人，和那些离心离德、钩心斗角的事情。然而他并没有因为这一个角落而失去信心，失去希望。希望是黄金。不是还有杨小东那些人吗？ 新陈代谢，总是这样的。
好像到了深秋，树叶的绿色会变暗、发黄，最后还会脱落。但是到了来年春天，又会长出鲜绿、鲜绿的嫩叶，在同一棵树上，却不是在同一个树节上、枝桠上。
汪方亮微微地笑着。郑子云的话，在他看来是书呆子的呓语，咬文嚼字、天方夜谭、理想主义。他最好去科学院当个什么院士，当部长是不合适的。
改革是势在必行的一件事，但像郑子云这样的一个“洋务派”
是行不通的。在中国，办洋务一向以失败而告终。汪方亮觉得郑子云对中国的国民性，缺乏深刻的了解。从郑子云讲到的内容来看，大概是下了不少功夫。为什么不拿出些时间来研究一下中国的历史呢？ 要干大事情，不研究中国的历史是不行的。中国人从汉代开始，于的就是“重农抑商、舍本求末”的买卖。哼！ 螺旋式的上升。否定的否定。渗透在整个民族遗传基因里的小农意识。
在部里，人人都说汪方亮是“拥郑派”。按照他的能力，他的才情，他能甘居谁人之下呢？ 汪方亮不过是拥护改革而已，只是在这个前提下，他和郑子云，走到一块来了。
郑圆圆从来没见过父亲工作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他的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究竟有多少现实意义。照她的想象，无非是开会——那些常常是只有决议，没有结果的会议；作报告——根据××号文件和××号文件的精神；划圈——可以不置可否；传达文件；诸如此类，而已而已。她只能从家里了解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