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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任冠华的翻译，轻轻推了他一下点点那大杯虾，意思问他要不要。冠华似听
非听，似懂未懂，看了一眼服务员的银盘，一边还在说话，同时却看都不看地伸手
把那偌大一个玻璃杯一把抓在手里，拿到胸前，接连不断地吃起虾来了，一下子吃
掉了一小半。周围不少人都抿嘴含笑看着他一边吃虾，一边争论。我有点着急了，
本来就没有人会把那一杯虾全拿在手里，如果冠华把这十多个虾全都吃了，岂不闹
笑话？我赶紧从他手里拿过虾杯，放回银盘，并谢了服务员。冠华却丝毫没觉得手
里嘴里少了什么还是滔滔不绝在讲。
后来周围听众中有个外国代表走过来对我说：“请转告你们的团长先生，我太
喜欢他了！他如此雄辩，如此幽默，又如此有他独特风格！”我在听到这些评论时
自然是十分自豪的。
“乔的大笑”
每年出席联大，美国报纸都跟踪着冠华的身影作各种报道。这些报道与照片由
于冠华不同一般的气质因而也更为丰富多彩。例如那张冠华率代表团第一次就座中
国席位时在回答记者问他有何感想时他仰头大笑的照片就得了世界新闻摄影大奖。
它显示了新中国的气势，自信与自豪。纽约时报曾有一篇专题文章写冠华，题目就
是“乔的大笑”。另一张有趣的照片是冠华游览公园时怀抱一只小孟加拉虎。当他
看到记者拍照时，他大笑着说：“你们记者先生看，老虎有什么可怕？！它像只纸
老虎！”这是一语双关，因为当时在联合国的发言中，我们把美国比喻为“纸老虎”
（PaperTiger）。冠华以其娴熟的外交手段以及他的性格魅力征服了国际社会。我
深信将来有一天当强加在冠华身上的灰尘洗净之后，共和国将在她的历史上为有乔
冠华这样的战士而骄傲！直至今日，每当我在院中望着那悠悠白云时总不免还会浮
想联翩。假如不是那复杂的政治环境，假如没有当时外交部那“得天独厚”的“通
天”处境，也许冠华和我无论在事业上和生活上都会十分美满。可是那毕竟只是一
种幻想，现实是严酷的，答案也只能是叹息！1974年夏到1975年夏这一年也就是我
们惟一比较轻松的一段日子了。在那一段短短的日子里，冠华还能有时得到一些生
活的乐趣。
第四十九章
相濡以沫10年整
还记得197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我们从人大会堂活动后出来。在车里，我忽发
奇想，提议在这难得的我们两人都有空闲的晚上在外面饭馆吃顿饭。冠华立即响应
说好。于是我们决定就车中三人——冠华、我和司机杨尔纯同志。冠华说去吃涮羊
肉，我们就去了东来顺，老杨停车，我和冠华先上楼。
东来顺的经理见到冠华吃了一惊说没有接到通知有他的宴请。冠华笑着说今天
是个私人朋友。经理问哪个国家的，冠华说坦桑尼亚。我笑出声来了，冠华捏了一
下我的手还在开玩笑说总共三人，随便找个桌子来两三斤羊肉就行了，不必摆冷菜、
热菜。我知道冠华说的坦桑尼亚外宾是老杨，因为他身体壮实，脸色黝黑，大概在
坦桑尼亚使馆工作过。经理为难地说那天晚上所有包房都满了，只有宴会厅。冠华
连声说可以可以，摆个小桌子就行了。于是在可以摆二十桌宴席的大厅里，经理在
前面放了一张小方桌。此时，老杨停好车上楼来。冠华拍拍老杨说：“这就是我的
坦桑尼亚老朋友。”大家都笑了。这顿涮羊肉吃得非常开心。
冠华十分恋家。一周五六次的宴会对他来说只是工作而已。他往往基本不吃什
么，宁愿回家后吃一碗鸡汤面。他爱吃我做的南方菜，只要有时间我就亲自给他做。
他说哪里都没有家里好。原来他孤身一人，保健药品从来不记得吃。我们结婚后，
我从北京医院要来了十几个小小的粉剂针药瓶，把冠华每顿要吃的药———保护心
脏的、血压的加上维生素，都分好放入小瓶，每顿饭后倒一瓶就都有了。即使我不
在家也很方便。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看他倒出一瓶各种颜色的药片一下子往口里
倒很奇怪，问他吃的是什么药。冠华指指我说：“不知道，含之装的。她给我吃毒
药，我也吞！”
我在此之前的三十多年中从来没有照料过别人，也没有被别人悉心照料过。直
到和冠华恋爱，我才突然产生了要无微不至地去关怀照顾另一个人的强烈欲望。直
至今日，我都难以置信冠华大我二十二岁，因为我从来把冠华置于我的庇护下，而
冠华对我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一切生活上的事都听我的。我从照顾冠华的琐琐碎碎
的小事中得到爱的满足。有时候我觉得他简直像个大孩子。为了让他午睡后喝上新
鲜的西瓜水，我可以在炎热的夏季整个中午一粒粒地从半个西瓜中取出瓜籽后搅成
西瓜汁。连香蕉都由我剥去皮，切成一小段后插上牙签给冠华。我的朋友海鹰有一
次看着冠华吃香蕉，开玩笑说：“章老师再这样照顾乔伯伯，将来乔伯伯会像《大
林与小林》里的大林一样肉都快从指甲里长出来了！”然而，这是我的一种巨大的
满足！我们初结婚时，冠华不习惯也有点过意不去，但后来他懂得这是我的一种心
愿，也就坦然了。再后来，他几乎是一种依赖了。我没有研究过心理学，不知道是
不是每一个深深爱着一个人的女人，都是这样地愿意献出自己一切悉心地照料、庇
护她所爱的人，不论他比她年长或年少。至少我是这样的，我那十年就是这样度过
的。
灾难开始了
灾难的前夜1975年刚刚结束，巨大的不幸降临了。元旦过后的一周，这年的1
月8 日，周总理逝世！总理逝世之后，外交部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在中央各部委
中，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外交部大概是发难最早的。如今，周总理已不在人
世，冠华一生中足以信赖支持的力量失去了，我们在急风骤雨中飘荡、挣扎，试图
渡过又一次的政治危机。身为一部之长，冠华还想竭力保护老干部不至于再次受冲
击。但是，冠华和我都缺乏参与当时那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和角逐所需的深谋远虑，
更不懂得尔虞我诈的手段。我们又极容易感情激动，为情绪所支配做错事情。因而
当一场巨大的政治阴谋和陷阱铺设在我们面前时，我们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这也
许是冠华所说的“性格就是命运”吧！这一段往事虽已成历史，但它永远沉甸甸地
压在我的心头。
第五十章
搞垮冠华的前奏
1976年5 月下旬开始，一个矛头针对冠华的计谋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了。当
时“四人帮”正是嚣张一时，大权在握。5 月下旬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江青、张
春桥等人指责冠华在外交部不认真“批邓”，应当对部内“不团结”负责并做检查。
我们对这突然的袭击迷惑不解，因为在此之前，毛主席曾多次支持过冠华和我，说
外交部的问题是造反派要整一批老干部。
从这时开始，冠华的压力与日俱增。6 月1 日的“成都之行”成为对他发起总
攻的一个信号。这年的6 月2 日，尼泊尔国王访问成都、西藏。我们政府方面的主
要负责人以及外交部的冠华和韩念龙副部长都去成都同国王会谈。这时，周总理已
去世，邓小平同志蒙难去职，政府有了一位新的领导。出发之前，我们感到不解的
第一件事是一反过去周总理、小平同志的习惯，新的领导人不愿意与外交部领导同
机赴成都。6 月1 日凌晨，礼宾司接到通知要外交部人员早上先赴成都。而当我们
清晨出发飞抵成都，刚刚到达住所时，省里有关部门来电话通知说领导人的专机也
即将到达，相差仅两三个小时。我们外交部一行路途劳顿刚刚到达金牛坝宾馆，还
未来得及喝上一口水，吃上一口饭，四川省的领导与冠华、韩念龙等同志商量后决
定刚刚到达的外交部领导就不必立即再折回机场迎接领导人了。本来这是情理之中
的安排，而且也并非冠华一人所决定，没想到几天之后，有人利用此事掀起轩然大
波，成为冠华对抗“中央”的第一个罪状。偏偏又因为午饭后，外交部的许多同志
第一次到成都，想去看看杜甫草堂。冠华计算了一下时间，按我们上午的经验，领
导人大约要到下午五点左右到达宾馆，因此他关照说四点半之前必须赶回，在宾馆
迎候北京来的领导人。又谁能料到领导人到达后汽车走的是一条战备公路，比我们
穿过充满游行队伍的市区要快了一个多小时。因此他在我们回宾馆前半小时已到达。
于是，冠华的另一大罪状是“蔑视中央领导”，不仅不去机场迎接，也不在宾馆迎
候，而是“带了身边人”去逛杜甫草堂。
6 月5 日，当我们回到北京时，这些消息显然已先行传到部里。外交部院内贴
满了大字报，指责冠华在成都的这些“严重错误”。在这些恶意的歪曲中伤之中还
捏造了一条“花边新闻”，说冠华去杜甫草堂后在那里由“中国第一摄影师”（指
杜修贤同志）为他和“身边人”照“黄色照片”。一时部内哗然，纷纷好奇地猜测
冠华和我在杜甫圣像前照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照片。而实际上，只是我们面对面地坐
在一张一米多直径的石桌两旁说笑休息。当然全无“黄色”可言。有一点是明确的，
我们知道这都是搞垮冠华的前奏。
批判公开化了
从成都回京的第三天，6 月7 日晚，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召开了有关外交部问题
会议，会上江青、张春桥、毛远新等人严厉地批评冠华不抓外交部的“批邓”运动，
而是“打内战”，责令他回去开会，做检查。回家后冠华百思不得其解，给当时任
毛主席联络员的毛远新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