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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我才终于如愿以偿成了英语系舞台上的一名业余演员，我们先后演出了全本
萧伯纳的《AugustusDoesHisBit》、王尔德的《认真的重要性》以及莎士比亚的《
奥赛罗》，我扮演黛丝得蒙娜。每当朋友们看过戏说我颇有点演戏的才华时，我都
会叹口气说：“可惜我的戏剧才华还未降生到摇篮里就被我父亲扼杀在胚胎里了！”
第六章
失败的“投资”
不过，父亲那时也有需要我的时候。那是他要写字，叫我从另一端替他拉纸。
父亲是位大书法家，向他求字的人多极了。父亲稍一得空，就写几张“还债”。说
是“还债”，但一写上字，我可以感到那是父亲最好的休息。他很喜欢写字，一写
起来全神贯注，忘却了他要处理的千头万绪的事务。每当这时，他就会想到我，把
我叫去先替他研墨，然后在另一头替他拉纸。
我很讨厌这项工作，因为父亲一写上瘾就是一两个小时，替他拉纸简直是种惩
罚，既不能快又不能慢。快了，父亲还未欣赏完自己所写的那一个或那一行字；慢
了，他又等得不耐烦。不过每当他写字有求于我时，他总是很和蔼。高兴起来，还
有奖金。
我把父亲奖励的辛苦钱同春节时给长辈拜年所得的红包压岁钱存放在一起，舍
不得用。母亲说钞票贬值，不能存在钱包里。于是，她替我去囤积了几箱子洗衣服
的肥皂，说是涨价后卖掉就赚钱了。后来内战局势紧张，国民党统治区通货膨胀，
货物奇缺，母亲把那几箱子肥皂全用掉了，始终连本钱也未还给我。这是我一生惟
一一次失败的经商经验！
惜别上海1948年开始，局势日趋紧张。对于当时仅只十二三岁的我来说，只是
朦胧地感到世界正在动荡变化，我并不知道内战是怎么回事。一直到父亲1949年4
月作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正式和谈代表之一赴北平与中国共产党谈判时，我才意识到
这场战争波及到了我们家。父亲动身之前，母亲非常紧张，生怕父亲此去凶多吉少，
有去无回。记得父亲安慰她说不要怕，会有人照料我们一家的。他开导母亲说和谈
是国家大事，他希望出把力，把战争停下来。
1949年5 月27日上海解放时，父亲远在香港，这年11月，我们接到父亲的通知，
要我们立即北上，迁居北京。他在香港住了一小段时间后，在第一届全国政协开会
前，云集香港的大批民主人士、文化界人士由香港地下党组织的干部带队分批乘苏
联船只取道青岛、大连，转来北京参加政协会议，并参加了1949年10月1 日的开国
大典。
凑巧的是，我和冠华结婚后，有次谈起父亲，冠华说他当时是香港新华社社长，
地下党香港负责人之一，和父亲一起回北京的那批民主人士正是由他带队的。父亲
对冠华的才华评价很高，冠华也很尊重父亲。解放后他们见面不多；但自70年代初
父亲身体开始衰弱、经常住院后，冠华只要到病房探视朋友，听说父亲住院，他是
必定要去看望的。
父亲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决定定居北京。我们全家就按父亲意见立即打点行装
北上。1949年11月下旬，我们乘火车离开上海。同行的除母亲和我，还有大哥章可。
对于我来说，离开我生长的上海是极伤心的事。记得送我们上火车站的汽车拐
入当时的同孚路前，我对我最喜爱的那个“作家书屋”留下了临别的最后一瞥，又
无限留恋地看着那家我常常光顾的门面不大的糖果点心店从窗外消逝。此时我忍不
住哭了起来。我舍不得上海繁华的街道，夜间五光十色的灯光以及那轻轻拍岸的黄
浦江水。但一个14岁女孩子的命运只能由家中父亲安排，不可能独自留在上海。我
贪婪地看着我心爱的城市的每一条街道，不知何日才能重返上海。
到达北京时，已经完全是冬日景象。1949年的北京比我想象的还要萧瑟。街上
看不见店铺，所有的门不是紧闭就是挂着厚实的棉帘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挂棉帘子
的全是商店。那时，北京既没有上海那样的五彩缤纷的玻璃橱窗，更没有入夜时光
彩夺目的霓虹灯。古老的城墙，灰蒙蒙的风沙，妇女的穿着在我看来完全是上个世
纪人们穿的那种高领子长到脚面的宽大皮袍子，脸上整个地蒙一块大纱巾，看不出
是老是少，是美是丑。我坐在回家的汽车里又禁不住哭起来，想上海想得要命！
第七章
与老父冰释前嫌
那时，父亲在北京没有自己的寓所。他一辈子为人清廉，尽管过他手的钱财数
量极为可观，但正像他自己晚年时对我说的：“我这一生既无动产，也无不动产；
我一生从不富有，但也从不缺钱。”
初到北京时，国家初建，一下子照顾不到那么多民主人士的生活。父亲没有要
求分配住房，自己应老友朱启黔（桂莘）老先生之邀，搬进了朱桂老的后院与他合
住。我们来到北京也就以这后院为家，一住就是十年。说是后院，但还不是整个后
院，而是一半，即北房和东房。北房有一间大约20多平米的起居室，用隔扇隔开的
里面一小间约10平方米就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了。我就只好安顿在连接北屋和东屋
拐角上的一间过道，因为光线不够，屋顶开了天窗。整个院子没有暖气设备，每个
屋子都生炉子，我那间水泥地的过道最冷。这开头一年北京的生活对我来说从心理
上到身体上都极不适应。加之，我中途辍学来北京，进不了学校，心情真是坏极了。
我们全家迁居北京之后，我与父亲就天天朝夕相处了。父亲的生活与解放前大
不一样。他除去每周开几次会之外，就是会会朋友，也去听听京剧。过去那许多繁
忙的应酬少多了。他此时似乎很想重建我们父女之间失之荒疏的感情，但我却依然
对他冷漠、疏远。父亲见我总是避开与他谈话，于是向我建议每天教我一篇古文或
一首诗词。可惜，那时的我就是不愿意和父亲单独相处，心里埋怨他把我弄到北京
来，因此学了没有几天，就不愿继续下去了。父亲很伤心，又要我同大哥一起到一
个白俄老太太那里去学习俄语。他自己已70高龄，还天天晚饭后跟着“广播俄语”
从头开始一个字一句话地学习。父亲要我们从老太太那里学回来和他一起复习。可
是，我去了几次后也不肯去了。父亲很生气，问我为什么不肯去？我说这个白俄老
太太一上来就教《渔夫与金鱼的故事》，我听不懂。父亲说：“你小小年纪为什么
那么不好学，什么都不愿学，整天看小说？”我理直气壮地强辩说我不喜欢北京。
只要在北京，我什么也不想学。父亲气得摇头说，“没想到你这样不求上进！”我
可觉得十二万分委屈，整天躲在我那冰冷的小屋里看小说，望着窗外寒风凛冽的严
冬景象，对父亲的怨气更大了。
近年来，听人说，从心理学说，女孩子在15－20岁左右这个阶段有一种逆反心
理。家长要她干什么，她偏不干。只是我那时的“逆反心理”给我一生所带来的遗
憾太深了。在我步入中年之后，每当我想到这失去的大好机会总是追悔莫及。父亲
是个大学问家，我却把他要传授给我的中国文化瑰宝拒之千里之外，致使我至今患
有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贫血症。记得1972年我为周恩来总理做翻译，总理用了
“越俎代疱”这句成语，我傻眼了，翻不出来。总理温和地摇头说，“章行老的女
儿怎么都不懂‘越俎代疱’呢？你要好好跟行老学啊！”我无限羞惭又悔之晚矣，
父亲那时已90岁高龄，虽然我们父女之间终于达到一种冰释和理解，但他体弱耳聋，
已不可能教授我这个当年不肯学的不肖女儿了。
报考北外
1953年，我中学毕业。原来是要报考清华水利和建筑系的，但是在填写报考志
愿前，学校领导找我去说，朝鲜战争告诉我们帝国主义还要制造战争，因此我们要
时刻准备。战争需要外语干部，所以组织上希望我报考北京外国语学院。这个学校
虽然没有北大、清华的名声，也不叫“大学”，但它是从延安老区迁来的，是一所
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学校。从这一年开始列入北京高等学校招生。
尽管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学外语，但党的需要就是命令！我毫不犹豫地把第一志
愿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知道，当时的外国语学院是属“保密”招生范围。早
在高考之前，它就派出人事干部到全国几个大城市的一些中学去挑选学生了。所以
我们后来参加入学考试其实不过是走一个形式。内部名单早已定了。当时，从我所
在的女十二中（其前身为美国教会办的贝满女中）大概一共挑选了五个学生。
第八章
“蹩脚”的校园
报到那天，学校派车子从东华门把北京录取的学生接到学校，我和其他新生被
直接送到宿舍。那天下午的一切似乎还历历在目。我想我们所有人都被这所被称之
为“高等院校”的简陋惊呆了。
那里没有北京大学湖光塔影、曲径通幽的校园，也没有清华大学各个系配套齐
全的教室楼。北京外国语学院设在袁世凯当年的兵营里。那灰色陈旧的二层砖瓦楼
里，没有像样的房间，看起来更像个大仓库。我们被带到我们的宿舍，那是一间足
有一百平米大的空间，粗糙的水泥地，粗糙的墙，里面放了许多双层的十分粗糙的
木制大架子，后来我们才知道那就是我们的床铺！它粉碎了我对“上大学”这样一
个向往已久的梦想，我难以想象，二十多个大学生怎么能睡在这大仓库里？盥洗室
就在一进楼门的走廊的左边。在那长长的屋里，有好几排水泥抹的水槽，一大排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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