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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要讲的是司马迁怎样会创造出这一种新的历史体裁，就是列传体来？他怎样会提出一个新观点、新主张，把人物为历史中心？诸位今天不是大家做学问总喜欢要能创造，能开新吗？那么太史公《史记》在史学著作上，他是一个极大的创造，开了一条极新的路，使得人都跟他这条路跑，继续有二十五史到今天，请问司马迁怎么样走上这条路？我们能不能在这里用心研究一下呢？
诸位要知道，我已经讲过，做学问要懂得发生问题，这就是所谓“会疑”。有了问题才要求解决。诸位不愿意摹仿，要创造，那应先懂得别人怎样创造的。这问题不是一凌空的问题。司马迁怎会能创造出史学上的新体裁？我们上面已讲过，《西周书》和周公有关系，《春秋》则是孔子所作，即是孔子的创造。孔子最佩服周公，然而他来写历史，却是一个新创造。孔子为什么来写这部《春秋》？为什么要来一个新创造？我亦曾根据孟子书里的几句话来发挥孔子作《春秋》的大义。现在到了司马迁，他作《史记》，他自己曾有一番详细讲法，在他《史记》的“自序”里。诸位要懂得，读一部书，先该注意读这书的作者自序。这也就是一个新体。孔子《春秋》没有序，序是后来新兴的。如《庄子·天下篇》，叙述庄子为什么要讲这样一套思想，作这样一套学术？也就是庄子书的自序。但此序不是庄子自己所写。又如《孟子》七篇，最后一段就等于是孟子的自序。所以大史公自序这一体例，在孟子，庄子书中已经有了。以后人写序，不放在最后，而放到最前来，这不是一重要问题。那么我们要读一人的著作，最好应该注意先读他的“序”，他自己说怎样又为什么来写这一部书，应有一讲法，这部书的价值就在这地方。有的序只短短几句。如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儒学案》开头都有一篇序，都很重要。至于我们写了书请人家来写序，这又另当别论了。
今天我就根据《史记·太史公自序》来讲《史记》，或许诸位已经读过这序，但此文不易读。最好是读了《太史公自序》，便去读《史记》，待读了《史记》，再来读《自序》，庶乎易于明白。当知读一篇文章大不易。但只要能读一篇，就能读一切篇。这一篇不能读，别篇也一样不能读。今天大家读白话文，在学术上够标准的著作不多，大家只是随便翻，不懂得用心，都是一目十行地看过去，我们称之曰“翻书”，又或说“查书”，所查又称是参考书，没有说“读”书，这样总不行。照《太史公自序》讲，他们这个司马氏家是“世典周史”的，他的祖宗就掌管周史，做历史官。到了春秋时代，周惠王襄王时，司马氏跑到晋国，那时周朝已衰。到了晋国后，司马氏一家又分散到魏国、赵国，又到秦国。司马迁就生在黄河的西岸，陕西的龙门。他父亲司马谈“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他虽是一史官，也学天文、历法。学易、学老庄。曾写有一篇《论六家要指》，讨论战国诸子各家大义，这文章写得极好。他分别着战国时六大家思想，各自长处在哪里？短处在哪里？他自然写到儒家，当时的《易经》就算儒家了，但实际上《易经》就近于道家，所以司马谈的最后结论是佩服道家的。他在汉朝是做的太史令，但他不仅通经学，又通百家言，而推尊的是黄老。汉武帝去封禅泰山，司马谈同其他一般方士讲封禅的意见不同，汉武帝就不要司马谈跟着去，司马谈就留在洛阳。他儿子司马迁到外边去游历，那时还很年轻，回来时，他父亲在洛阳病了，就对司马迁说：若使我死后你再做史官，不要忘了我所要讨论的很多事，你须把它写出来。所以我们说太史公写《史记》是承他父亲遗命，这些或许诸位都知道。而《太史公自序》里讲他父亲的话，更重要的在下面，读《太史公自序》的人或许会不注意。《太史公自序》又记他父亲说：“天下称颂周公，言其能论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风，达太王王季之思虑，爱及公刘，以尊后稷。”他说：我们到现在为什么大家推尊周公？这因周公作了《诗经》之雅、颂、二南，而雅颂二南就是周人的历史，从后稷下来，一路到文、武、周、召。周朝人的历史，由周公写出。我也根据孟子说：“诗亡而后春秋作”，来证明《诗经》跟历史有关系，一部周代的开国史尽在《诗经》。不过我们今天来讲中国史学名著，照一般讲法，只讲《尚书》，不讲《诗经》。其实司马谈就以史学眼光来看重周公的《诗经》，而周公《诗经》的贡献依照这话讲，便在它能宣扬周代的历史。所以又有一句话：“汤武之隆，诗人歌之”，这是说诗人所歌的便是历史了。后来直到唐代，韩昌黎《平淮西碑》，李义山诗极称之，谓其：点窜尧典舜典字，涂改清庙生民诗。这就是把《尚书》和《诗经》并提。当然我们不能根据李义山来讲《尧典》丶舜典》是真《尚书》，但可讲《诗经》也就是历史。这里便见各人读书，可以有见识不同。诸位不要认为一句书只有一条路讲。我此所说，从古代直到唐时人，像李义山是一个诗人，他也懂得《诗川书》两经都同史学有关系。周公为什么被人称重？由司马谈讲，是因他在宣扬史学上有了贡献。周代到了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这就是孟子所说“诗亡而后春秋作”了。诸位至此应知，我此刻讲中国史学名著，从周公《西周书》讲到孔子《春秋》，接着讲太史公《史记》，其实太史公父亲就已这样讲。他又说：“汉兴，天下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他是说：我做汉朝的太史官，我没有能把汉代这些事情好好儿记下，那么这个天下的史文不是在我手里废了吗？这几句话，就是我上面所印“无忘吾所欲论者”的话。而后来读《太史公自序》的人，只注意了上一段，不注意到下一段。甚至于说：司马谈因汉武帝没有要他跟着上泰山，他气出病来，对他儿子说：等我死了，你做太史官，你该把许多事情写出来，于是遂说太史公史记是一部“谤书”，来谤毁汉武帝这个朝廷的。他父亲一口怨气死了，所以司马迁《史记》就是要写《封禅书》。请问这样，一部《史记》尚有何价值可言？太史公父亲司马谈就因做了汉朝太史官，而没有为汉朝写下一部历史，所以遗命司马迁要完成父志。今试问写历史从哪里来？岂不是从周公、孔子来，那岂不是历史应以人物为中心，也就跃然纸上了吗？
诸位听着我前面几堂讲，便知读书不易。读了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不是不懂这句话怎讲么？读了《太史公自序》，恰恰有如孟子“诗亡而后春秋作”的注脚。你能说司马谈没有读过《孟子》吗？诸位只有翻书的习惯，《史记·太史公自序》是翻得到的，孟子这句话便不易翻到。读到太史公这里，孟子这句话便有用了。此是书之不易读。而《太史公自序》记他父亲司马谈讲话，大家又只读了上一截不再读下一截，不是不曾读，乃是读了仍如不曾读，此是读书不易之又一例。
司马谈死了三年，果然司马迁接他父亲做太史官了。司马迁接着说：“先人有言曰：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他说他父亲讲过，周公卒后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这个作史责任，便在我的身上了。所以他来写《史记》，是跟着周公孔子而写的。五百年前有周公，五百年后有孔子，再后五百年有他。诸位试把此一番话去读《孟子》最后一章孟子也就是这么讲。尧舜后多少年有汤武，汤武后多少年有孔子，孔子后多少年该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