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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位读《史记》，首先该读《史记》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记》的目录，这些都约略讲了。此外我再举出几个另外的观点：第一，《史记》虽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亲虽都是汉朝的历史官，但《史记》并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说《史记》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门里照例要写的东西。换句话讲，这在当时是“百家言”，非“王官学”。太史公学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讲过：“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应由私家写，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来写了，所以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来辨太史公《史记》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举几个简单的例来说。《太史公自序》上就说：“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这明明说此书是一家之言了，明见不是部官书。又说：“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所以要“藏之名山”，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师——长安，易得识者和传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后世有圣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们现在，书没写好，就要流传，一出版就有人来买来看，这是观念上不同。而太史公《报任少卿书》里，还有两句更重要的话说：“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天人之际”者，“人事”和“天道”中间应有一分际，要到什么地方才是我们人事所不能为力，而必待之“天道”，这一问题极重要。太史公父亲看重道家言，道家就侧重讲这个天道，而太史公则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讲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间的这个分际何在？而在人事中则还要“通古今之变”——怎么从古代直变到近代，中间应有个血脉贯通。此十个字可以说乃是史学家所要追寻的一个最高境界，亦可说是一种历史哲学。西方人讲历史哲学乃是一套哲学，只把历史来讲。若说中国人也有历史哲学，应该不是一套哲学，而仍是一番历史，只是从历史里透出一套思想来。即如说“究天人之际”“明古今之变”，这才真是中国人的历史哲学。此后太史公《史记》被称为中国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写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这般“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伟大理想和伟大见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里只说“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此两句话十二个字，其实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国的学术分野：一个是王官之学，就是六经；一个则是百家之言。在六经中也就有各种讲法，如《春秋》有《公羊》、《谷梁》。《左传》。他著《史记》，要来“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整个学术之各部门，要来辨其异同，编排起来，而从此中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可是此处十二个字与上引十个字见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说要“成一家之言”，则两处一样，并无异说。
其次要讨论他的书名称“太史公书”，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谓“成一家之言”的，而后人称之为《史记》，这是后起的名字，只是一个普通的史官记载之名。现在要讲“太史公”三字，这更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司马迁的父亲做汉代的史官，司马迁书里就称之为“太史公”，而史记里有许多司马迁自己的言论，开头也便说“太史公曰”，则司马迁又自称“太史公”。此三个字究该怎解呢？《史记集解》引如湻说：‘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这应是一很高的官，待汉宣帝后，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这是如湻的说法。但在《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里，只有“太史令”，无“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说它位在丞相之上。但我们又怎知《汉书·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据了宣帝以后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话根据卫宏，而卫宏是东汉时人，那么这问题还该细探，不该如此便解决。在司马迁《报任少卿书》里说：“向者仆尝厕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议。”可见太史公自己也说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决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着说：“仆之先，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若位在丞相之上，则决不和卜祝并举。《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谈又说：“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可见司马迁父子当时是做的“太史令”，决没有错。但因尊称他父亲，故改称“太史公”，后来他写《史记》也便自称“太史公”，而其书即称《太史公书》。但为何司马迁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称“太史公”呢？有人说这是他的外甥杨恽称他的，也有人说是东方朔看他书时所增的。我想这些话都不可靠。他在《自序》里已称《太史公书》可证。但他《报任少卿书》开头就有：“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再拜言”云云，那时的司马迁已经不做太史令，而为武帝之“中书令”，为何一开头便自称“太史公”？至于“牛马走”三字应是对任少卿之谦辞，不应说是对自己父亲太史公之谦辞。那么此书首太史公三字，或许可能是后人增添进去的。现在再复述一遍，专查《汉书·百官公卿表），《后汉书·百官志》，来驳集解如湻说，这最多只有到七八分，未达十分。今引太史公自己。的文章《报任少卿书》，明云“厕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证据。《史记》上究竟是“卒三岁而迁为太史令”呢？抑为“太史公”呢？则又要追究到《史记》的版本问题上去。至于像“太史公牛马走司马迁”九字，却尽可存而不论，而摇动不了我所要作的最后定论。这不是已经解决到十分之见了吗？然而我还有一讲法，讲到书的背面，字的夹缝里去。所以考据之学有时很有趣味、很撩人！诸位当知，卫宏如湻所说：天下计书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为何如此般信口胡说，在我认为那是卫宏如湻误以当时司马迁充当了“中书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报任少卿书》是一篇千古难读的好文章，清代包世臣《艺舟双揖》中曾提到他读懂了这文章，我今也敢说，我也读懂了这一篇文章，那文章难在一时捉不到要领。我试约略叙说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汉武帝生他气，但爱他之才，并不愿意杀他。定了他死罪，还可自赎。但太史公家贫，货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