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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孤独相伴的是无助。我在京城虽有几个朋友，但他们却像晨星般散布在这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城市里，因此我除了遇到特大的困难时可以向他们求助之外，必须自己处理一切事物。当我走在人流滔滔、车流滚滚的马路上时，我感到自己渺小得像一粒微尘，一阵风就可以使我渺无踪影，感到自己的生命脆弱得像一个气球，稍一碰撞便会破碎。为了在出门万一遇到不测时，让人通知我的朋友前来救助，或让警察等陌生的救助者弄清我的身份与原籍，我出门时一直随身带着电话号码簿和身份证。我来京不久，又与已断绝关系两年的香烟重归于好，由于在无助状态中，事无巨细都要自己决断，我只有自我商讨如何行事，一支点燃的香烟，就像一支小小的火炬，可以助我于迷茫中找准方向，或是如一位善于参谋的朋友，可以助我于犹豫之后变得果断。而尼古丁的袅袅青烟，也可以多少驱去一些不断叮咬我心灵的叫做“孤独”的蚊虫。
然而，漂泊虽苦，却是苦中有乐。我来北京之后，那令我神往已久的诸多名胜古迹，由远隔千里变为近在咫尺。我可以随时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前往揽胜：去领略故宫的恢宏、天坛的奇巧、颐和园的秀丽、长城的雄伟，或是去感受一下四合院的古风遗韵。除了有许多古迹可供游览之外，那层峦叠嶂般的建筑群、交错盘桓的立交桥、装修或豪华或别致的商店餐馆，甚至连那名称奇特、设计新颖的种种招牌，均是可供观赏的风景。初来这古老而又现代的都市，真可谓目之所及，皆感新奇。浏览市容，只是认识这座城市的外表，而长时间的居住，则使我渐渐了解它的内容。我曾在某杂志社打了5个月的工，时间虽短，但我却因此能够以记者的身份出入一些国家部委机关和星级宾馆。我为找一个藏身之所，走进过许多地处城乡结合部的村庄。我为改变环境，或改善居住条件，曾多次迁址，住过狭小的平房、幽静的独院和环境优美的生活小区。这些经历使我得以了解都市不同的社会层面。
虽然每当寻找藏身之所时，都会使我真切地体验到漂泊的苦涩，但不断变换住处，则可以使我保持对生活的新鲜感，甚至可以从中体味到某种诗意。我初来北京时，住在清华大学附近一个叫“前八家”的村子里，向全国报刊投稿。每天中午前后，身穿绿装的邮递员便会在院门外按响自行车铃，高喊：“来信了！”这时我便闻声而出，从他手中领取信件或汇款单。后来我向一位女诗人讲述这段生活经历时，她说：“这种生活，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想象沈从文、丁玲所处的时代。”我曾在远郊一个叫“东三旗”的村子里租住过一所农家院，小院建于几十年前，房屋虽已破陋，但院内多树木花草，清晨可闻群鸟鸣啭，傍晚可见鸽子归巢。木格窗上糊着窗纸，房东老太睡的还是几十年前的土炕，村里不少人家的屋檐下，挂着一束束玉米棒、大蒜头和红辣椒……，这一切，我以前只能从小说中读到。在此居住，使我得以重温久违的乡村生活。
漂泊者所能感受到的另一种乐趣，是与旧友新知的交往。当我在五道口的一间民房里，与20多年未见的少年时代的朋友韩金吾回忆儿时的趣事时，当我在前八家的一个餐馆里与阔别多年的老同学吴大蚌共叙同窗之情时，其喜悦的心情是在家乡所无法体会的。“他乡遇故知”之所以被视为人生四大喜之一，我想可能是因为“他乡”与“故知”这两个特定的条件往往难以共具之故。生活环境在不断改变，新朋友也在不断增加，今天遇到一位操“皖普”口音的老乡，明天遇到一位为了共同目标闯京城的同行，两人叙一叙以往的经历，说一说现在的情况，于是便成朋友，正所谓：“同是天涯漂泊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至于那些神交已久的文友，相逢之际，更是一见如故，开口多为肺腑之言，所谈话题无所不包。其中乐趣，为久居故乡者所不能享。
漂泊异乡的人，有的是出于被迫，有的是出于一种选择。无论是出于被迫，还是出于选择，漂泊者无不怀着一种希望，那就是希望漂泊会给他带来机遇，希望在经历一番漂泊的艰辛之后，过上优于以往的生活。而漂泊异乡的孤独与无助，对大多数漂泊者来说，只是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因为漂泊者在异乡生活一久，其感受也会如在故乡：有朋友、有亲人、有家庭、有事业，有一个人应有的生活条件和社会基础。漂泊的生活可以磨炼一个的意志，锻炼一个的生存能力，可以使多愁者变得乐观，使柔弱者变得坚强。我相信，一个曾饱尝漂泊之苦的人，是不会轻易被困难和挫折吓倒的。
说“随遇而安”
“随遇而安”亦作“随寓而安”，旧版《辞海》对该词的解释含有贬义：“剥削阶级所提倡的一种消极处世的态度。处在各种环境中都要安然自得，满足现状。”后一句的解释，尚较贴近该词的本意，称其为“消极的处世态度”；不免有失偏颇；而将这种处世态度扣上“剥削阶级”的帽子，更是大失其当。
平时，不少人爱用“随遇而安”一词来批评他人或自嘲，以至使其成了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同义词。我年轻时，对此词并无深解，于活了一把年纪之后，细细品味这四个字，觉得不但含义颇深，而且包含着两层意思。“随遇”者，顺随境遇也，“安”者，一可理解为听天由命，安于现状；二可理解为心灵不为不如意之境遇所扰，无论于何种处境，均能保持一种平和安然的心态，并继续坚持自己的追求。前者之“安”，或许可以称之为“消极处世”，而后者之“安”，则需要一种良好的心理调节能力、甚至需要一种超脱、豁达的胸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
庄子有言：“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庄子·大宗师》）真人者，道家心目中的圣人也，而若在任何处境中都能做到睡觉时不做梦，醒来时无忧愁，饮食不求精美，呼吸均匀深沉，就要能够随遇而安。这种“安”，当然是心灵之安，而非安于现状之安了。这种心灵之安，不仅可以使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而且可以使人乐观处世，长葆青春。苏轼的友人王定国有一歌女，名叫柔奴，眉目娟丽，善于应对，其家世代居住京师，后王定国迁官岭南，柔奴随之，多年后，复随王定国还京。苏轼拜访王定国时见到柔奴，问她：“岭南的风土应该不好吧？”不料柔奴却答道：“此心安处，便是吾乡。”苏轼闻之，心有所感，遂填词一首，这首词的后半阙是：“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在苏轼看来，偏远荒凉的岭南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柔奴却能像生活在故乡京城一样处之安然。从岭南归来的柔奴，看上去似乎比以前更加年轻，笑容仿佛带着岭南梅花的馨香，这便是随遇而安，并且是心灵之安的结果了。倘若柔奴到了岭南，时觉自己身处异乡，对那里的环境处处感到不适应，当她万里归来之后，恐怕就不会是“年愈少”，她的笑容，也可能带着漂泊的风霜，而不是岭南的梅香了。
“此心安处是吾乡”，直到今天，仍然被无数漂泊者当作自况、自慰之语。多少“身在异乡为异客”的人，因能随遇而安，故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均能安之若素。能安之若素，方可心无烦忧，一心做自己应做或爱做之事。抗日战争期间，世居北平，生活优裕的梁实秋先生，为避兵燹，南迁重庆，在城郊租住陋室两间，这两间临时居所其陋如何，先生在《雅舍》一文中有所描述，不仅是“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而且夜晚鼠子猖獗，夏夜聚蚊成雷，但这并不妨碍梁公安然，怡然，潜心写他的文章，并将自己在这陋室中的精神产品，冠以《雅舍小品》之名。我的学问才华自不敢与梁公相比，但若论随遇而安，似乎尚值一提。我客居北京六年，七迁其家，虽然后三年半租住了一套条件尚可的两居室，前两年半却住过七平方米的斗室、破陋不堪的农家院，且一度以鬼为邻（门前屋后皆有坟墓，附近数十米便是坟场），但每次迁入“新居”，睡时难免有梦，醒来却无忧烦，于张罗必备家用，整理生活杂物之后，便架起电脑，读书写作，或曰“开张营业”。而所写文章，或剑拔弩张，嬉笑怒骂，或幽默闲适，平和恬淡，有匕首投枪，亦有风花雪月，随想随写，不拘一格。何故？只因心境不为环境所扰也。“我有一几一椅一榻，酣睡写读，均已有着，我亦不复他求”，梁公在《雅舍》中之夫子自道，正合我心。
第二辑 品味人生简单地活着
1997年末，一张凤阳至北京的火车票，使我几乎抛弃了原先拥有的一切，并与我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割断了联系。我的生活从此变得十分简单，我从此开始十分简单地活着。
我来北京时携带的全部行李，是一台电脑、一台打印机、一箱衣物和一箱书籍，两个箱子的剩余空间里，塞着一些生活和文化用品。在我的贴身衣袋里，有我的全部积蓄——4000元钱，如果说我是一棵树，这一切便是此树在移植时所带上的可供暂时存活的泥土了。由于我打算在北京以写作为业，所带的东西中，用于工作的要比用于生活的为多。成千上万的外地人，只是背着一只旅行包，揣着一点可供暂时活命的钱，便来到京城，一试运气。比起他们，我已算是富有的了。
对于来京的前景，我颇为自信，但自信并不等于现实，将来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