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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想，一个人心理上失衡，除了看书读文之外，恐怕主要靠自己来解决。书本只能充当一个开导、劝慰者的角色，而能否摆平外因所引起的心理失衡，与一个人的性格、阅历、素养、志向等等有很大关系。对于如何解决心理失衡的问题，我之切身体会约为两点，一曰隐忍，二曰发愤，共四个字，今免费奉送读者诸君，仅供参考，不算指南。
多年前，我在西北大学作家班谋文凭，一日，某讲现代文学史的教授在讲到鲁迅的代表作《阿Ｑ正传》时，居然宣称：“阿Ｑ精神不仅具有民族性，而且具有世界性。与其说是我国国民的劣根性，不如说是人类的劣根性。许多人常动辄说别人是阿Ｑ，其实他自己说不定就曾得阿Ｑ先生的真传。”众学员闻之，都以为该教授在故作惊人语，或是在发牢骚。一时间，窃笑者有之，交头结耳者有之，但大家都曾进过学堂，懂得尊师之道，不便与其辩论，只得洗耳恭听。接着，该教授又对他的立论加以诠释道：“同学们自踏入社会以来，恐怕或多或少地受到过一些不公平的待遇。现在我要问你们，当你们在分房、评职称、调工资等等问题上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你们应该怎么办？你们是拿起菜刀斧头去跟领导拼命呢，还是愤而跳楼上吊？我想这两种方式你们都不会采取。你们要是这样干了，今天也就不会坐在这里听我讲课了。我可以断言，你们十之有九会这样安慰自己说，分不到房子又怎样？我照样当我的作家；评不上职称又怎样？我一篇千字文的稿酬就抵得上他一、两个月的职称工资……同学们哪，你们虽然没有像阿Ｑ那样，说人家打他是‘儿子打老子’，但是，这样安慰自己，是不是也属于精神胜利法的范畴啊？……”课堂上一时鸦雀无声，交头结耳者变成面面相觑。
该教授大概因为讲的是文学史，故未进一步从其他方面对他的立论加以诠释。其实精神胜利法也是使人们在遭受挫折、打击以及歧视而无力抗争时所经常采取的一种无奈的隐忍态度，并非阿Ｑ的专利。而“能忍自安”、“退一步海阔天空”等劝人隐忍的古训也早已为国人所熟知并随时加以运用。
然而，一味的隐忍，只是弱者的处事态度，只知隐忍，不愿发愤，隐忍便成为苟且偷安的同一语，莫说鲁迅先生，就连我也要“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我所说的隐忍，不过是一种免添烦恼之策，是使失衡的心理得到初步调整的权宜之计，而发愤，才能使失衡的心理真正得到平衡。
于逆境成大业者，古今不乏其例。也许有人会说，那些于逆境中成其大业者都是伟人，一般人不可企及，此言不无道理。然而，凡人自有凡人的事业，下决心在本职工作上超过周围的人是发愤；在本职工作之外选择一个较为远大的奋斗目标是发愤；毅然炒老板的鱿鱼，重新选择适合自己发挥才能的环境是发愤；就连凭自己一技之长搞第二职业，以求在经济上“堤内损失堤外补”也是一种发愤……唯发愤才能不靠别人而靠自己来体现自身的价值，在某一方面有所成就；而有所成就，才是医治心理失衡的良药！
也许又有人要说，发愤，仅是一种愿望，并非都能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倘若一旦失败，将会产生新的心理失衡。我认为，一个人既然将所受到的待遇视为不公，那么他必有过人之处，否则他不会感到不公。而既有过人之处，他就有可能在为之奋斗的某个方面取得一定的成功。即使不能成功，也已尽其所能，非遭受不公平待遇所致，因此多半不会造成新的心理失衡。只有弱者才会因害怕失败而在那里瞻前顾后，怨天尤人，而其心理上也将永远难以平衡。
德国心理学家弗洛姆说：“如果动物的本能平衡不能有效地应付变化的环境，这类动物就会绝种。动物能通过在身体中改变自己来顺应变化着的环境条件，而不是全面地改变环境条件。靠这种方式，动物和谐地生活着。”动物尚且可以靠本能来应付变化中的环境条件，作为具有超越自身种种感官的局限而无限飞升的想象力，具有认识和理解世界的理性与智慧的人，则不仅能够顺应变化着的环境条件，而且要改变他所处的环境条件，否则他只有永远处在心理失衡的状态之中。
第二辑 品味人生说故乡
我曾经读过不少思故乡、忆故乡的诗文，在我的记忆之中，除了鲁迅的《故乡》之外，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故乡描绘的很美，不是山明水秀，便是民风淳朴，而且无不在字里行间透出对故乡的思念与爱恋之情。写到他们客居的城市，总要流露出种种无奈与厌恶。此类文章读得多了，我不禁从中读出一个问号来：这些人既然如此怀念与热爱故乡，为何不回到自己美丽的故乡安居乐业，而是硬要居住在讨厌的异乡——居住在他们通过努力、通过奋斗、或者千方百计才得以进入的城市里，直到老死？
我早年还在一篇怀念故乡的文章中读到过这样一句话：“一个不爱自己的故乡的人，是不会爱自己的祖国的。”说这话的人是一位很革命的作家，他的话使我在很长时间里有一种负罪感，因为在我心中，无论如何也挖掘不出一丝对故乡的爱意。因为有这样一顶高悬的巨帽，我始终不敢向人暴露我的“阴暗”心理。然而当我逃离故乡，来到北京之后，我这种负罪感消逝了，因为我虽然不爱故乡，但却爱异乡北京。因为北京有巨大的包容性和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且有相对公平的竞争环境。如果说我爱的异乡是华盛顿，这顶巨帽便可以扣到我的头上，但我所爱的异乡是北京，这顶巨帽只有仍然悬在空中，另觅可扣之头了。我有时觉得，那些坐在城市一隅的书斋里喝着咖啡或品着香茗，大写思乡文章的人，未免虚伪得可笑，而说什么不爱故乡便不爱国的人真是左得可怕。为此我很早便想写一篇文章，谈谈人与故乡的关系。
人皆有其故乡，但未必人人都在故乡永远生活下去。那些久居故乡，乃至终生不曾迁徙的人，有他的原因：或是故乡确实美好，使其恋土难移；或是已在故乡深深扎根，一旦离开，生存便觉艰难。那些离开故乡，另择生存之地的人，也有他的原因：或是为了逃避天灾人祸，或是为了寻求优于故乡的生活，或是为了使自己的某种潜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故乡与祖籍，对于一个人来说，虽然均不可选择，但两者的含意却不尽相同。故乡是我们的生长之地，而祖籍却可能与我们的诞生与成长无关。比如有些北京人的祖籍是辽宁或河北，其原因也许是他们的祖先于明清时期从军或服劳役后而留在京城；有些上海人的祖籍是安徽或浙江，其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祖先于一百年前“跑单帮”而定居于上海；有些东北人的祖籍是山东或河南，其原因可能是他们的祖先于数十年前“闯关东”，从而落户于东北。有一位北京籍的朋友和我聊天，说他的祖籍在安徽某地，不过他只是听爷爷这么说，自己从未去过那里。“从未去过”与“好久未去过”，便是祖籍与故乡的不同之处了。
从故乡与祖籍的区别来看，故乡对我们自己来说是故乡，但对父辈、祖父辈或更上一辈的人来说，则可能是异乡，而祖籍才是他们的故乡。再往上推，连祖籍也无法确定，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自己几百年前的祖先是何方人氏。当然，祖先若是名垂史册的人物，则另当别论。中国尽管自秦代便有了户籍制度，但并未能从此彻底阻止百姓的迁徙。战争、灾荒、瘟疫、入仕、从军、经商、婚嫁等等，均可能使人离开故乡，在异乡长久地生活下去，而这“异乡”，又成了下一代人的故乡。
人对于曾经生活过的地方，只要那里不是虎狼横行或难以活命，总是会怀着不同程度的眷念之情的，而故乡更是令人终生难忘。一个成年人到了异乡，不论是多么遥远的异乡，他都不会忘记故乡那块土地。他离开故乡时所携带的东西，时日一久，可能丢弃，但对于故乡的记忆却会永远深藏于心中。因为在那块土地上，有他的亲人、朋友、或是爱恋过的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已经与那块土地融合在一起。多少年后，当他重返故土时，一棵树可能勾起儿时的一段往事，一间房可能使他忆起昔日的苦乐悲欢。而与那依然健在的亲朋追忆往事，更是会生出无限感慨，感慨时光易逝，人生苦短，感慨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即使故乡是虎狼横行或难以活命之地，一朝重返，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所谓故乡情，其实是人情，是自我对在故乡逝去的那部分生命的追怀之情。
但是，古今无数事实证明，故乡的人情与自我的追怀之情，并不具有使一个人离开生活已久的异乡而回故乡定居的力量。刘邦干上皇帝之后，曾率文武大臣荣归故里，并慷慨赋诗一首：“大风起兮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