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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邓小平谈话的口气仍是十分严肃的，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妥协的余地，但提到有用词、方式上的灵活性。布什回国后把中方的坚定立场转告了里根总统。美方经过慎重研究，终于有所松动。里根总统于7月13日致信邓小平，承诺“不会无限期地向台湾出售武器”，预期在一段时间内逐步减少对台军售，以致最终导致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中美谈判代表在这一基础上经过进一步讨论，最后于1982年8月17日达成了限制美国售台武器的联合公报，简称《八一七公报》。
布什在当副总统前后两度访华，试图解决中美之间的难题，总算对中美缓解紧张关系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第一部分上台伊始出访中国
1988年11月布什竞选总统获胜，正在忙于组阁时，他就向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写信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12月22日，布什一家到韩叙大使官邸共度圣诞节时，布什向韩叙透露说，正式上台后将访问北京。
1989年1月20日布什总统宣誓就职后，就考虑出访问题。美国总统一上任就访问中国，这在美国总统中是绝无仅有的，因此受到一些共和党保守派的反对。布什必须为访问东亚找到理由。正在这时，日本天皇去世，给布什出访“先亚后欧”提供了机遇。1月26日，即布什上台才六天，就正式宣布，将于参加日本天皇葬礼后，于2月25日至26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1989年2月25日，当布什总统夫妇的车队行经天安门时，路两旁聚集了成千上万的人群，有些人向布什夫妇挥手致意。布什停下车，与市民招手和握手。这种情景令他们极为感动。
布什到北京后最重要的活动当然是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见和宴请活动。25日晚，杨尚昆主席和李鹏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布什总统和夫人到访。杨尚昆在讲话中说，中国政府历来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基础上进一步增进相互了解和信任，使中美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布什致答词说：中国人民正在进行大胆的改革，你们栽的改革之树，将在这一代开花结果。今天中国人民有了更多表达自己的机会，也有了更多生活和职业上的选择机会，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国际关系正在扩大，为世界和平、繁荣发挥着重要作用。他表示，美国将信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规定，根据只有一个中国的原则，推进中美关系进一步发展。布什在席间谈话时高度评价邓小平所起的伟大作用。他说：过去十年来，邓小平的思想以及行动，使10亿中国人的生活和中国与他国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和鲜明的变化，树立了一个创新发展和经济改革的榜样。
2月26日，邓小平会见了布什。邓小平对当时中美关系感到满意，认为总的来说是平稳的，希望在布什总统任内有新的发展。对于美方关切的中苏关系，邓小平讲了苏、日过去侵略和干涉中国的历史后指出：中苏改善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件好事，中国发展同美、日和西欧等国关系的战略抉择不是打什么牌和权宜之计，戈尔巴乔夫将于5月访华，如果谈得好，中苏关系可以正常化，但中苏不会恢复到20世纪50年代的关系。布什对此表示理解，强调美国在同苏联的军控谈判中，决不损害中国的利益，美中关系有其自身的价值，今后仍具有很大发展潜力。谈到中国国内情况时，邓小平着重指出：“压倒一切的需要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吹了。已取得的成果，也会丢掉。”
同日，李鹏总理在会见布什时表示，“美国有些人试图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影响中国的政策，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对此是不高兴的”，他们试图“用美国观点来干预中国的事情，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李鹏还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支持台湾奉行目的在于制造“两个中国”的“弹性外交”。布什承诺不做任何鼓励台湾独立的言论和行动，将遵循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行事。他保证，“在我四年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这次访问总的来说是顺利的，遗憾的是美方不经中方同意，故意邀请反对中国政府的方励之出席布什总统26日晚举行的答谢宴会，造成了双方不愉快的事件。事后美方又在方励之未能出席宴会问题上公开讲话指责中方，美国媒体对此大做文章，使双方关系受到损害。一次成功的访问因此蒙上了阴影。关于这次事件，始作俑者是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布什本人事前并不知晓（详见第六章）。但有一点需加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中美关系经历了一段稳定发展时期，到1989年6月之前，由于名义上冷战已经结束，而美国国内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思潮反而有所上升，中美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已经出现频繁的摩擦，特别是在西藏和人权等问题上，方励之事件只是其中的一个表现而已。乌云正在上空聚拢，阴雨即将来临。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1989年春夏之交，北京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美国舆论掀起反华浪潮，美国政府对中国进行制裁，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布什总统6月5日宣布暂停中美间的一切军售和商业性武器出口，暂停军事领导人之间的互访。6月20日，布什又宣布暂停同中国的一切高级官员互访，并推迟国际金融机构考虑新的对华贷款。美国国会在此期间通过了多项制裁中国的修正案。美国还对逃入美国驻华使馆的方励之夫妇给予“政治庇护”，美国高级官员会见逃往美国的多名“民运分子”。
布什总统一方面迎合国会和舆论压力，对中国进行制裁；另一方面也从美国的战略利益考虑，有意在行动中留有余地，设法保住中美关系的基本框架。布什两度派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访华（1989年6月为秘密访华，12月为公开访华），表明他有意冒一定风险与中方沟通和对话，以防两国关系失去控制。由于当时的形势，两国未能达成和解，但双方并未失去信心。邓小平在1989年末，向美方提出了消除中美分歧的“一揽子解决方案”，包括中方有条件地放走方励之和美方取消制裁等建议。美方也同意研究后做出答复。
恰在此时，笔者本人经历了一个小的插曲，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布什的上述心情。1989年底，作者被派往美国芝加哥任总领事。
在我启程前夕，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为我上任举行欢送午宴，我夫人和外交部美大司的多位同事也应邀出席。李洁明在午宴上对我说，布什总统要他告诉我，布什仍记得1977年的长江三峡之行，那时王立先生讲了李白的诗句，布什认为那首诗的意境有点像当今的中美关系：航船正驶入水流湍急的险要峡道，两面都有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声音，就像“两岸猿声啼不住”一样，但布什相信，中美关系这艘航船，还会克服困难，越过险滩，冲过万重山。这就是说，布什当时对中美关系仍抱乐观态度，这与他两度派高级特使访华的意图是一致的。
从客观上说，布什当时的态度还是较慎重的。1989年下半年，美国的许多议员、学者，甚至高级官员都认为，苏联已经摇摇欲坠，中国必然步其后尘，“中国速亡论”甚嚣尘上。而布什在一批经过选择的记者和国会议员的吹风会上却说，“中国学生及民主运动”看起来轰轰烈烈，实际上不过是一群争吵不休的小集团，由于缺少广泛的社会基础，它不可能代替现存的领导。试图通过公开谴责或孤立中国的政策来影响中国，只会有害无利，任何鲁莽的行动可能把“中国推向苏联的手中”。这种看法在“乱云飞渡”的局面下还是颇有见地的。
可惜的是，不久又发生了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重大国际事件，整个国际格局出现了美国一超独强的局面，形势的这一变化，加上美国国内反华意识形态的增强，使布什错估了形势，认为美国头号对手已消失，国际共产主义已被打入低潮，中国的战略地位已今非昔比，他没有必要为改善对华关系而付出代价。在此情况下，中美关系的航船长期在长江三峡徘徊，在布什总统任内，始终未能冲过万重山，驶入“江面宽阔，水波不惊”的安全航道。
第一部分布什在中美关系上留下的遗憾
1992年是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也是美国的大选年。对华政策成了布什总统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辩论的问题之一，对华关系成了美国国内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克林顿在布什对华“过于软弱”上大做文章，攻击中国是“镇压民主”与“扼杀自由的暴君”，肆无忌惮地把中国与伊拉克相提并论，以哗众取宠的手法捞取选票。这种辩论只会煽起新的反华情绪，无助于改善已被严重歪曲了的中国形象，更不利于美国调整对华政策，改善双方关系。到1992年下半年，由于美国经济回升乏力，失业严重，布什又提不出扭转局势的良策，在总统竞选中逐渐处于下风。克林顿以年轻有为、新人新面貌的姿态，迎合了美国选民“人心思变”的心理，在竞选中一路领先。
在此关键时刻，布什为了扭转颓势，竟附和一些亲台议员的要求，不顾中国政府的反对，采取了错误的对策：于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