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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模式，盘活国有存量文化生产资源。
社会资本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激励下，早就无法按捺追逐文化领域巨大利润空间的冲动，在旧有体制的夹缝中求生存，为发展和壮大文化产业进行了积极探索，单一的公有制模式正在一点点被打破。在部分领域，社会资本甚至已变为事实上的主导力量。我们必须勇于承认这一现实，而且还应该看到，正是由于民营、私有、外资等多种形式的社会资本的介入，文化消费市场才开始显露出初步繁荣的迹象，文化消费品才有了多样化的可能。因此，在文化经济领域，应该与其他经济领域一样，放宽市场准入，法律法规未明令禁入的就要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只要执法权和舆论控制权始终牢牢掌握在我们的手里，只要在国家宪法及相关法规的大框架内制定合理规则，严格实行市场退出制度，就没有理由担心社会资本（包括外资）的介入会改变文化产业的社会主义性质，会使我们失去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权。
（五）关于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才问题
文化产业既有与其他产业带有共性的一般发展规律，更有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每一件文化产品的生产，都与人的创作灵感和激情密切相关；每一次文化产品消费，都是消费者对文化的一种体验与认知。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化产业才被人们视为创意产业。这一特殊规律，决定了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有着格外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也可以说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从实践的角度来看，要发挥人才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基础是发现和培养人才，关键是使用好人才。
首先，要用不拘一格的眼光去发现人才。看一个人是否是人才，主要是要看其是否具备创新能力、操作能力，是否具备文化产业发展所需的才质，有所长就能有所用。而不能求全责备，总是盯着其是否有缺点、有毛病。其次，要树立“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新型人才观。对于有用的人才，要有博大的开放胸怀，不拘泥于其发挥作用的方式，不应考虑其最终是否归自己所有。第三，要改革现存的不利于人才组合和流动的管理体制以及不利于人才成长和培养的人事制度，建立起与文化生产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相适应，与现代企业制度相协调的人事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文化人才培养、引进、选拔和激励机制，努力营造良好的人才创业和成长环境，使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充分体现自己的价值，使一切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把想干事、能干事、干得成事的人才整合起来。第四，是要在人才成长与产业发展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使人才在产业发展中成长、提高，使产业在人才的推动下发展、壮大。
《文化彗眼读云南》 题记引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理论思考（1）
三、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理论思考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信息传播的高效、高速和全方位发展，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的地理距离和文化距离被迅速拉近。面对这样一个历史趋势，如何使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在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走向世界，进一步被世界所了解，进一步焕发勃勃生机，是建设中华文化首当其冲的重任。正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同时，相比较中国对世界的了解而言，世界对中国的了解更少，更有限。牛津大学教授雷蒙·道森在1967年出版的名著《中国变色龙：对于欧洲中国文明观的分析》（常绍民、明毅译，北京时事出版社，1999年版）中详尽而具体地介绍了西方对中国的种种看法，并总结说：在西方人眼中，中国的形象似乎在两个极端间变化：或者是理想的王国，或者是停滞与落后的象征。中国时而被描绘为富裕的、先进的、聪明的、美好的、强大的和诚实的，时而被描绘为贫穷的、落后的、愚蠢的、丑陋的、脆弱的和狡诈的。从这本书中可以看出，西方对中国的认识与中国的实际有很大的距离。这些都表明，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的日益繁荣、中国和平崛起的日益坚定、中国声音的日益壮大，世界更需要了解中国！这就要求中华文化必须主动“走出去”，在世界上充分展示自己真实的面貌，一方面澄清曾经的偏见和误解，还中华文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在“走出去”的过程中培育和弘扬中华精神，在不断融合的世界文化史中凸显中华文化的绵延张力。
最后，我国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使中华文化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与国际文化不断交流的过程中，中华文化也持续地了解和吸收着各国的先进文化。在多样文化的世界里，我们只有以广博的胸怀和时代的远见认准先进文化的方向，保持和发展民族文化的特性，着力弘扬它契合时代的智慧，实现“文化自觉”，才可能推陈出新、与时俱进，也才可能为世界文明作出新的贡献。也就是说，打开大门，是在保持自己民族优良传统的同时，吸取世界上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走向世界，是带着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融入世界文明的主流之中。
（一）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前提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也是一个开放的国家。这种开放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表现在文化上。开放的经济和封闭的文化不可能并存，这就决定了我国在文化上同样不能闭关自守。而走向世界，是以下三个前提的必然产物。
首先，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历史前提。尽管在某些时期，中华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有所黯淡，但是不能否认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独具一格和不可替代。从历史时态来看，中华文化拥有五千年来没有中断过的悠久历史，其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为世界文化史上所仅见。中华文化中的“中国特色”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凝聚精神，关心社稷的爱国精神，追求崇高的人格精神等，鼓舞和激励着中国人的前进步伐。中华文化是在长期历史积淀中形成的，其中包含着许多中国人特有的智慧，有些对解决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万物并育而不害”的智慧，为解决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正确的指导思想；孔子提倡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应该成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处理不同民族国家和不同文化的关系时，现实的最佳选择就是“和平共处”、“和而不同”……从纵时态来看，中华文化在数千年的文明史中，不断吸收、改造、融汇外来文化，逐渐确立了独有的价值取向，从来都是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华文化以各种形式与世界文化发生联系，相互影响、交融和促进，在世界文化大家庭中打下了深深的“中国烙印”，如此等等，彰显出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不可替代和独特的“中华智慧”，为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供了历史前提。此外，从中西文化的比较来看，中华文化及优秀传统更多地是源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或者说在中华文化长期的演化进程中较少地受到来自工业文明的影响和冲击，较多地保留了文化的自然与人性的特性。正是由于这一特质，使中华文化对世界产生了独特的魅力，在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格局中占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对于日趋进入后工业时代、信息化和知识经济特征日益显现的世界而言，强调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中华文化具备了更为强烈的吸引力。
其次，全球化进程是发展前提。所谓全球化的进程，是指经济、政治、文化不断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的特殊性，日益形成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世界体系的过程。在全球化潮流的推动下，产生了一种要求所有民族的和区域的文化朝着一定方向发展的适应压力，从而促使文化的全球化正在冲破国家的、民族的文化壁垒。这里所说的文化全球化，简单说来，就是各民族文化通过交流、融合、互渗和互补，不断突破本民族文化的地域和模式的局限性而走向世界，不断超越本民族文化的国界并在人类的评判和取舍中获得文化认同和价值认同，不断将本民族文化区域的资源转变为人类共享、共有的资源。但全球化进程不等于文化多样性逐渐消失，恰恰相反，在透过全球化过程增加相互共同性的同时，各民族和地域的文化个性亦应发扬光大。也就是说，中华文化越是走向全球化，越需要重视全球其他成员之间的平等和互相尊重，包括尊重文化的多样性。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中强调和提倡的“和而不同”的境界。
最后，世界对中华文化的需要是现实前提。中国和平崛起已成为全球不争的事实，全球政治经济新秩序的重构与全人类和平发展事业越来越需要中国的参与。“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的民族滋生出不同的地方文化，不同的地方文化又滋养着不同民族的人民。要深入知晓中国，离不开滋养它的文化。在我国不断取得长足发展、不断融入世界格局的今天，世界需要全方位认识、了解、接纳中国，而深厚的中华文化自然而然地进入世界的视野。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来华留学生，越来越受欢迎的中国民俗、歌舞、艺术，越来越成为焦点的中国新闻，都是世界对中华文化不断攀升需求的真实写照。因此，迫切的外界需要提供了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现实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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