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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我的计划是将一支作战部队空降到西北方向的一个高地上，然后派一支特种部队行动小组来到海拔12，000英尺的北部山脊，迫使敌人沿山脊向下撤退，进入我们的主力包围圈中。
这支特种部队行动小组乘坐的正是上文提及的、遭到袭击的那两架直升机。我们原计划秘密空降；原本有情报告诉我们，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位于山脊上，我们计划空降的地点应该比他们所处的海拔位置高出很多。被击中的直升机损坏严重，它刚一进入安全地区，机组人员就发现尼尔·罗伯茨中士不见了。他们根本不知道他掉在了什么地方。
与此同时，哈根贝克将军在他的掠夺者监控器上发现了情况。他看到山腰处距离我军驻扎地数英里以外的地方有人在交火。这实在不可思议；他怀疑是不是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之间发生了内讧。接着，他得知刚才有一名海豹特种部队土兵在某个地点从直升机上掉了下来。突然间，事情一目了然。特种部队立即派遣了一架新的直升机前去营救这个士兵。
哈根贝克将军目睹了事件的全过程。我们的士兵四下开火，歼灭了许多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他中弹了，但仍坚持战斗，可是恐怖分子不断上前，距离他越来越近。接着，他倒下了。哈根贝克将军看着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却无能为力。从热像仪显示的模糊身形中可以看出，恐怖分子来到他跟前，抓起他的身体，将他拖走了。
前往救援的直升机一来到山脊处的一片可降落地带就遭到猛烈的攻击，结果也被击落了。基地组织成员包围上来，对我们的20名特种部队士兵发起了进攻，我们的士兵随即进行还击，可是他们陷入了包围。我们必须进行增援，但是在这样的高纬度地带，我们的攻击型直升机难以起飞，而且事发地点是陡峭崎岖的山地，再加上敌人火力猛烈，坠毁的直升机碎片还使惟一安全的降落点也无法使用了，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他们搭救出去。而且我们也无法派兵从山下前去营救他们——他们在海拔12，000英尺高的地方，要赶到他们所在的地方必须爬上几个小时的山。我们也不能投放大型炸弹，因为基地组织的恐怖分子距离我们自己人太近，只有50码远。
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用飞机上的机枪进行扫射。我们派出了A10和AC130战斗机，在我们士兵的四周猛烈扫射。这种保护措施施行的难度非常大，因为敌人距离太近了，双方之间只有几码的空地。但是他们持续扫射了一夜，而我们地面上的士兵也奋战了一夜。
白天一到，我们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己人所处的位置，可以增派更多的火力支援了。此时，地面上只有三名特种部队士兵还没有受伤：已经阵亡了六个人，另有十一人受伤。而基地组织的人几乎没剩下几个。
显然，我们需要召集更多的人来施行蟒蛇行动。我们派出了更多的部队，要将基地组织沿着山脊向下赶，进入我们封锁部队的火力范围，此时参与封锁的兵力已经增加到了5，000人。我们有情报显示，本·拉登或者穆拉·奥玛尔可能就在那里，所以我们不想疏忽大意。基地组织分子负隅顽抗，但是我们还是把他们逼向了山谷。在这些基地组织分子当中有一部分乌兹别克人和其他国家的人，他们都是在这片山区里生活战斗了一辈子的人。而对我们来说，这是迄今为止遭遇的最艰难、最残酷的战斗，第一个星期就有八名美国士兵和三名联军士兵阵亡。但是，同样在这一周，我们也歼灭了数百名敌人。那些没有被歼灭的人消失在村子里，或者找到了其他的逃跑路线。到3月8日，蟒蛇行动经历了六天的时间后宣告结束。这次行动非常成功，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本·拉登。
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悬赏2，500万美元给任何提供重要信息、有助于我们抓捕本·拉登的人。2，500万美元几乎可以把整个阿富汗买下来。但是没有任何人前来领赏。
联军的地面部队曾经问阿富汗人：“你们知道2，500万美元到底是多少钱吗？”
阿富汗人说自己知道。他们说，用2，500万美元“可以买20个气球”送给孩子做生日礼物，“还可以买来很多吃的，足够一家人吃一年的”。
“副部长要去密歇根州的迪尔本（Dearborn），”沃尔福威茨的助手说，“去会见一群流亡国外的伊拉克人。您愿意一同前往吗？”
这个邀请有点奇怪。我给弗兰克斯打了个电话。
“你觉得要去吗？”
“总之没有什么坏处。”
我挺喜欢沃尔福威茨的，因为他待人彬彬有礼、风度翩翩——他和你说话的时候总是注视着你的眼睛——而且他是我所认识的、干起工作来最不分昼夜的人。他很有教授学者的气质，他喜欢与人长谈，而且在谈话期间提出的问题会多得让人难以想像。弗兰克斯和我出于礼貌都叫他“部长先生”。他喜欢我们这样称呼他。
我们乘坐一架C9飞机，共同来到了迪尔本。一路上，他给我讲了他是如何把这500名左右的伊拉克流亡人士召集到一起的，他认为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伊拉克以及伊拉克政府的情况。他们从前在伊拉克都是专业人才——包括医生、律师、银行家和离任的将军。他们在迪尔本的一家老福特剧院内的“金色巷道俱乐部”内等待迎接我们。
我们一走进房间不禁吃了一惊，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伊拉克。在密歇根州迪尔本的市中心，站在我们面前的却是500名身着民族服装的伊拉克人。
沃尔福威茨和我交换了一个眼神后，迅速走上了前台。
“如果萨达姆不做出任何让步的话，”他对这些人说，“我们就不得不对他采取行动。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所有不同的部落和所有不同的宗教振别会不会和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
他们异口同声说会的。
“我请来了中央司令部的德龙将军，”他接着说道，“你们要是有人认为自己对战后的伊拉克有所了解，自愿为我们未来的行动提供帮助，就请和他好好谈谈。”
大概有一百多个人来到我面前，向我通报了他们的姓名和头衔。他们说如果要发动战争，他们愿意助我们一臂之力。我们列出了一个名单，战争爆发后，我们也确实和这些人取得了联系，让他们为我们做翻译。可是大多数人表示拒绝；他们想要的只是在新的伊拉克政府中掌权或担当要职。今天伊拉克新政府的总统、总理、副总理都曾经流亡国外。
我想沃尔福威茨一定是太相信伊拉克流亡人员所做的承诺了，尤其是艾哈迈德·沙拉比（Ahmad Chalabi）。很少有人知道沙拉比曾经是沃尔福威茨在就读研究生院时的同窗。不幸的是，沃尔福威茨很信任他，而我们发现沙拉比提供给我们的大部分情报非常可疑，中央情报局和国务院也从来没有看好他。另外，沙拉比还怂恿沃尔福威茨提出了另一个建议，而事实最终证明，该建议纯粹是浪费我们的时间与精力：这就是让伊拉克“自由战士”参与作战。
我们中央司令部很清楚，伊拉克人不会像阿富汗人那样与我们并肩作战，因为在伊拉克不存在像北方联盟这样我们比较了解的组织，而且这场战争的规模更大、更接近常规战争。不过，对我们所能得到的任何来自于当地人的援助，我们还是表示欢迎。沙拉比声称自己有一大批训练有素的流亡在外的伊拉克战士愿意参与我们的行动；有的流亡在欧洲，另有一大部分人在伊拉克。他促使国防部同意将这些人纳入我们的战斗编队中。
于是我们在东欧开展了一次演练，参加演练的都是所谓的伊拉克“自由战士”。在大概五千多人当中，只有500人能通过最初的安全检查。他们被派到一个海军新兵训练营，然后被分派到各个分队做翻译，或者做顾问，告诉我们该如何帮助伊拉克人民。
另一个媒体没有披露的事情是，这些“自由战士”并不像他们自己承诺的那样无所不能。他们当中有的人确实在一些小规模战役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接到了许多投诉报告，称他们在巴格达有抢劫和偷盗的行为。该城陷落之后，他们就混到当地的平民当中去了。据说沙拉比把其中一部分人留做了自己的个人保镖。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战的可能性似乎越来越大，而我们也在马不停蹄地加紧备战。我们继续以军事演习为由悄无声息地把我们的地面部队运送到该地区去，我们成功地将8．000人的地面部队驻扎在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却丝毫不被人察觉。我们还将炸弹、子弹、食品和其他补给存放在科威特和卡塔尔的大规模库房中。我们不断地对伊拉克作战计划进行更新、提炼和修改，将每一种“万一”都考虑在内，把所有可能出现的偏差都思考了一遍。这份作战计划我们调整了不下60次。
在制定伊拉克战争的作战计划时，我们还要完成一个棘手的任务：走进性情乖戾的萨达姆·侯赛因的内心深处，分析他即将采取的行动，保持先发制人。我们问自己：如果换了是我们的话，我们会采取哪些行动？向以色列和约旦发射带有生化武器的飞毛腿导弹？点燃所有的油田？攻打并屠杀北方的库尔德人？用大水淹没平原地带？让美军近前，然后向他们喷洒生化武器？将共和国卫队驻扎在巴格达内外，迫使美军打一场持久的、短兵相接的市区巷战？答案是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而且此外还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萨达姆孤注一掷，他就能进行极其严重的破坏，而一旦战争引起了如此重大的灾难，那他就能挑起全世界的反美呼声，甚至还有可能迫使我们撤军。我们如何才能阻止这一切呢？
答案非常清楚：我们可以抢在他前面，在他有机会采取行动之前就发动进攻。因此，我们的计划一旦施行，那它与现代历来的战争相比，就将在更大的程度上要求我们在开战之前先发制人。我们将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特种部队所进行的秘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