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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几十年前，贫农是值得炫耀的，越穷越光荣嘛。根红苗正、满脑袋革命思想的父亲是儿子不遭横祸的根源。后来则是父亲有钱值得炫耀，富二代是个好词儿，现在是父亲有钱、有权都行，反正可以使得某些人获得一种优越感。但这些都是表面的现象，好的价值观始终没有消失，只是它们平时没有被人看到。这次被人写出来并且被人看到，我们才能欣慰地说一句：这个社会并没有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堕落。或许有人还是挺羡慕那些富二代、官二代，但他们心里知道什么才是对的。
有时候想起我父亲。他老人家是“文革”前的大学生，一生谨小慎微地过日子，主要还是“文革”把他这个国民党军官的儿子折腾惨了。以至于到现在他也很少读专业之外的书，免得有时候会胡思乱想。
我其实不喜欢他给我指点的道路，可以这么说，我这半辈子基本是按照他给设计的人生道路反向飞奔，至今过得也算是不错。前几年他有一次跟我说：你做对了，我错了。我想这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他一辈子就是个工程师与技术型的厂长，没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
但正如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有点儿小气、有点儿自私，但不会去坑别人，在自己能做到的时候尽量去帮别人，说出话要做到。后来我做生意的时候，始终不能做出拖欠货款之类的事情，想必得益于他老人家的言传身教，这也让我初期的生意比较艰难，扛过去也就越来越顺。以诚待人不是坏事，别人对你的底线其实也是你对别人的底线。我想我也有个值得炫耀的父亲。
追星族的进化
追星这件事大概从古到今从未消失过，中国古代最牛的一次追星大概要算“看煞卫玠”了，传说这位美男子被人围观而死，一帮女士手拉手把他围在当中。好像还有某人出行时满车都被水果给覆盖了，这些水果都是他的粉丝送的。幸好那时候没有西瓜，那东西扔上去就比较容易悲剧了。话说也幸好是在没有西瓜的时代，人们似乎还没有后来那么拘谨。这个习惯到了宋朝还有，苏东坡、柳咏等文学大腕也能享受这种待遇。与后世类似的是，那个时代能够被追星的基本上都是文化艺术方面的人士，但不如后世的是，企业家不在其列。现在嘛，马云与乔布斯等人的粉丝不会比演艺人士少。
但真正的追星要说还是晚清与民国时期，那时候追星追的都是所谓的“角儿”，也就是唱戏的明星们。梅兰芳老师以及“四大须生”之类的相信大家也算是耳熟能详，但实际上京剧发展成型并不算早，从“四大徽班”进京到成为全民爱好之间并没有多少年。
而京剧能够有这种成就，必然要提的是一帮八旗子弟，其中又以宗室为多。宗室就是指清朝皇帝的亲属，都是姓爱新觉罗的。清朝的八旗子弟本身就是铁杆庄稼，不用生产就能有俸禄，宗室更是了得。要是祖上做了官或者本身就有个闲职，就算是有钱有闲的一分子了。北京这地方最牛的就属这帮人，把所有能够玩儿的东西都玩儿到了极致的程度，养点儿鸽子都不仅仅拼品种，连鸽哨都制作得异常精美。
尤其是文化艺术等层面的东西群众参与性比较强，跟现在的卡拉OK似的，看别人唱自己就会唱上两段。这种人在戏剧界叫做“票友”，有时候觉得这个“票”是通假字，但通哪个字就不好说出来了。而宗室要是成为“票友”的话，被行内很专业的称为“龙票”，不是大龙邮票的意思，而是说这帮人是龙子龙孙们来票戏。
“票友”因为有钱有闲有文化，很多时候要是先天条件不那么糟糕的话，都还算票的有点儿样子。更为重要的是，凡是票戏就都是打算露一脸儿的，但“龙票”们总不能在台上当个匪兵乙或者小妖什么的，必然是主角才行。而最牛的就是要用真正的职业演员当配角而“票”，才算是没白辛苦一场。主角“龙票”们是权贵，配角演员们算是艺术，权贵加上艺术，一个社会风气形成就不是问题了，而追星追到自己上台演、星星们当做陪衬，也算是追星的最高境界了吧。
自晚清、民国之后，这样的追星盛况是见不到了，主要是文化程度不足以及根基不深，没有贵族就不能这么追星，最多也就是在台下每次都到捧场、鼓掌以及包养而已。
这样的临时工我也想做
曾几何时，在中国的语言当中“临时工”不算是个好称谓，大致相当于不靠谱的代名词。盖因在一个一潭死水的社会里，做临时工就证明你没有本事找到一个很稳定的工作。后来情况多少有点好转，毕竟社会多元了嘛，找份临时的工作赚点小钱后再去追求自己的生活，已经成为某种时尚。但目前看来，“临时工”这个词的命运有可能像“小姐”之类的词句一样被转义，成为某种不堪的代名词。
前段时间有报纸爆料说，深圳市第二次保障性住房申请受理初审合格家庭公示期正式结束，在公示的过程中有细心者发现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扎推出现，至少有299户初审通过者在政府部门工作，而齐齐哈尔市驻深办主任也通过了申请——该人啥资产都没有，就是有个在法国读私立学校的儿子——同时，不少申请者甚至还拥有每平方米售价超过5万元的豪宅。
这件事出来之后，别说友邦惊诧了，我们这些已经生活在这个神奇国度很多年的人都惊诧莫名：咦，居然这样也行啊。鉴于舆论的心神不宁，这两天深圳的有关部门出来回应说，这些人都是临时工——“他们都是属于面向深圳户籍招聘的临时人员，扣完税后只有1616元，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公务员”。
这就造成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悖论：如果工资真的这么低而这些人又拥有豪宅的话，这个临时公务员所要求的就不单单只是业务能力，还有那种无私奉献的精神，这种精神类似于身为千万富豪而竞选成功的纽约市长、年薪只有一美元的那种。美国才有一个这样的市长，我们就一个小小的深圳至少就有了这么多人，深圳的精神文明建设可见一斑。
但如果工资只有这么一点而本身又不是具有献身精神的富豪，这些钱是怎么来的估计就值得探究了。当然，我们知道探究也不会探究出太多东西，毕竟喊了这么多年的官员财产公示制没有任何效果，这些被宣布的“临时工”甚至都不算在正式编制当中，恐怕就更是没有财产阳光制什么事了。只是这未免让人浮想联翩：要是政府的临时工都能这么有钱，那正式工会是什么样？
说实在的，关于“临时工”这件事我个人觉得实在算是没啥技术含量的辩护词了。自从不知道那次公共事件开始，“该人是临时工”的说法就成为了标准的辩护词之一，这次深圳只是创造了人数上的记录，比之其他地方“城管打死人是临时工干的、警察打死人是临时工干的”来说，除了一下子发现了这么多临时工之外，并无什么新意在其中。而这件事也没什么新意，只不过是借用权力为自己谋福利，没想到大家都心同此念，从而玩儿得过头儿而已，找其他借口也是掩饰不住这层真相的。北京最近被暴出机关单位的所谓集资房比周边的房产便宜太多，应该可以为这件事做一个备注吧。
顺便说一句，这些年总是听说精简公务员队伍，如果深圳关于“公务员临时工”的说法为真，这个精简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当地的机构不但不需要精简，甚至还有人员不足的态势？如果不是这样，对于那些正式工的工作效率，恐怕要打上另外一个问号了。
您看，说谎就是这么麻烦，因为每次说谎都会让真相暴露得更多一些。
认可选择就是最大的尊重
近日，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镇高杰村村委会主任的职位，被一个十九岁的小丫头“拿下”。这当然是引发了争论。支持者说，别看人家年纪小，说不定就能真的称职，年轻有活力总是好事。这个辩论的路子大致相当于“甘罗十二为丞相”，十八岁统帅千军万马之类的话头儿。而反对者自然也是从能力上入手，英明地指出年纪太小、承诺太多，将来做不到会如何如何。
关于这个小姑娘的能力问题，如果加入进去讨论就基本上变成举例大赛了。人类这么多年的历史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如果想举例的话，基本上都能举出各种正反的例子，到最后就成了一锅例子糨糊汤，除了重温一遍历史故事以外，对于事情到底应该如何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信息含量虽然未必为零，但《故事会》要是能解决《商业评论》的问题，这个世界倒是简单了。
如果世界上的事情没有这么简单的话，这个事件就能告诉我们一些其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与能力以及年龄并不相关，唯一相关的是我们是否有权利进行选择。
不知道支持与反对的两者注意到没有，这个小姑娘是通过村民选举而得到这个职位的。第一次选举中，原来的候选人都没有得到足够的票数，小姑娘加入选举，一共461票，她得到450票。在选举的过程中，她不但阐述了自己关于未来的想法，还做了现在很流行的才艺表演，能够得到这么多的票，恐怕并非偶然。
我们也是有选举的，不过，请回忆一下阁下曾经的投票经历，是否有候选人为您表演过任何才艺？是否有候选人曾经对你说过，如果他或者她当选，会给你的生活带来变化？是否有候选人告诉过你，如果你的生活有了问题，他们会为你做什么样的工作？如果这一切都没有的话，选择一个能够这么做的人，难道有什么错么？
基层选举这件事往往被人所诟病，往往有人用“例子糨糊汤”的形式列举出各种各样的例子来说明这种选举会出现的问题。但我们要明白的是，这绝对不是选举本身有问题，而是选举这件事没有完全地、真正地交给老百姓去做。如果这个权利是完整的，这次选上去，下次就能把他们选下来。只要真正的选举权利在手，所谓选举的弊端就是个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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