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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沙。”
我把视线从书本上挪开，见维卡站在沙发旁边。
“我留神听着呢，亲爱的。”我极其礼貌地说。
“萨沙，你究竟怎么啦？简直像换了个人似的。”
“只有产房里的婴儿才可以被调换，没有人需要调换成年男人的。行行好，不要胡思乱想。”
“我没有胡思乱想，我看得出来，你在变。你变得凶狠而又枯燥了……”
“怎么会呢。我和从前一样。是你变了，所以此刻才会把苍蝇说成是大象。你激动什么？就因为我不喜欢你的裙子？可那得怨你自己，怪不得我。这么愚蠢的玩意是你买的，又不是我买的。从前你可是从未给自己买过不适合你的东西，所以，没听我说过这样的话。至于说你一个四十岁的人啦，还把一条只适合二十岁小姑娘穿的裙子穿在自己身上，只能说明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是你而不是我变了。你可不要把病人的帽子往好人头上戴。”
“要我看，如果说有谁的脑袋生了病的话，那就是你。你是鬼迷心窍了吧？你身体不舒服？”
“我身体好得很。至于说鬼，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如果你忘了伟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就请你读一读他吧。而且，有请你了，劳驾了，不要大白天喝什么酒精饮料，这样不好。”
“好吧，”她简短地说，“能否也请你劳一小驾呢？”
“可以。我在听着呐，亲爱的。”
“找一下心理医生吧。据说，这种病可以遗传，我觉得你该关心一下自己大脑的状况了，显然，你的大脑不正常了。”
她走出房间，恶狠狠地把门一甩。一段时间里，厨房里响起了了了当当的餐具声，随后，飘出一阵阵诱人食欲的肉炒洋葱的香味儿。维卡的这道菜做得非常之好，我又读了几页书。这时，电话铃响了。厨房里另有一个电话，所以，我没起身。让维卡去接电话吧，或许还是我们那位外省人打来的，他想知道维卡是怎么到的家，来不来得及在丈夫回来以前换上一副无辜的表情。
过了一会儿后，维卡又走进了屋子。
“斯维塔·柳巴尔斯卡娅刚来过电话。”她说话的口气就好像我一听这话，就会立刻洞悉此事的悲剧性，并撕扯自己的头发似的。
“斯维塔说什么了？”我懒洋洋地问道，眼睛仍然望着书本，尽管我对斯维塔为什么来电话以及她说什么一清二楚。
“你真的对维塔丽娅说你不参加他们的纪念会了？”
“真的说了。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讨论的。”
“为什么？为什么你说你不去了？”
“因为我不去了，但这并不等于说你也可以不去。我只是说我自己。”
“怎么回事，萨沙？柳巴尔斯基一家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你怎么，跟维塔丽娅扑嘴了？”
“没有。我只不过是不想去罢了，这就是一切。”
“为什么？”
“因为不想。我不想听那些白痴侈谈我不感兴趣的事；我不想看到那个维塔利，一喝点儿酒，就伴着吉他以自己那公山羊似的嗓子，唱什么哭哭啼啼的旅游者歌；也看不惯他那位徐娘半老的老婆挨个儿向所有客人边抛媚眼，边嘿嘿嘿嘿笑个不停。我——不——想——去。你明白了吧？”
“你怎么能这样？”维卡生气了，“维塔利唱得很好，你不是一直都喜欢吗？而斯维塔也压根不是什么半老徐娘，她是我们的同龄人，你这么怒气冲冲的，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是我们的好朋友。”
“我从来就不喜欢听他唱歌。我之所以一直假装和忍受，恰恰是因为——正如你所说——他们是我们的朋友。至于说到斯维塔，那么我劝你好好照照镜子，想想你是哪年出生的吧。你已经到了不再感到自己年轻，同时也不认为自己的同龄人年轻的时候了。”
“维塔利很生你的气，斯维塔也很伤心。你不能这样，萨沙，”她责备道，“你干吗要得罪人呢？我们大家身上的缺点还少吗？应该学会容人，要不然你会发疯的，因为你会发现大家都有小的失误。是啊，维塔利不是什么维兹博尔，也不是什么谢尔盖·尼基丁，但他是个正派的好人，他和你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和斯维塔结婚就要满二十年了，你的拒绝会深深伤害他们的。马上给他们打电话，告诉他们，说情况变了，你一定去，而你预定在周六晚上办，而由此你不得不拒绝的那件事，改期了。去吧，萨沙，起来打个电话去吧。”
这一段炽热的话语，其潜台词我听得很清楚。她是想说，你不该注意我老了丑了，因为我是你妻子，和你已经过了这么些年了，而这一切是不能一笔勾销的，而你之所以欺负我，不过是因为你不喜欢我的那条裙子而已。好一个维克多丽娅·乌兰诺娃，嗬，好一个女演员！就好像一般说她会马上生我的气似的！至于我嘛，可以说，一只脚已经进坟墓里了，冲我经常到墓地散步这一点，早就该对我实行严厉的谴责了，可她依然像跟一个她打算与之白头到老的活人那样跟我说话。好吧，年轻人，好吧，小姑娘，你总是那么聪明，那么细腻。话说回来，这话似乎我已经说过了。
“我不给任何人打电话，”我平静地翻着书说，“我星期六也不去柳巴尔斯基家。要去你一个人去。”
“他们会生气的。”她严厉地说。
“随便。”
“什么——随便？”
“只管让她们生气好了。”
“你会失去朋友的。”
“同样随便它好了。”
“你不需要朋友？”
“需要。但只是原则上需要。可以这么说。我只是不需要维塔利克·柳巴尔斯基和他那位蠢婆娘。他们只会穷折腾。他只会一味求我安排对他的车维修和年检，只会借钱或托人情。”
“可要知道毕竟他也帮助过你。”她反驳道，可是，语气不十分坚决。
“真的？”我从书上移开视线，好奇地盯着妻子说，“有意思，帮什么了？请举个例子。”
她发火了，眼睛里冒火，嘴唇发白。
“你怎么能这样！”她几乎哭喊道，“你难道就不害羞？难道能根据他们所提供的帮助来评价朋友们吗？朋友就是朋友，对待朋友不能有任何算计。马上打电话，明天一早我和你去买礼物。”
“没我你自己也能买礼物，”我又一头扎进书里，“我是不会去他家过什么纪念日的。就这么着。咱们到此为止。”
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转身出去，随手把门轻轻合上，就好像我是个重病人，需要安静似的。好吧，在某种意义上这也的确是那么回事。但在我一生中，至少我是第一次在长达几乎一小时的过程中，让自己绝对真诚，并大声宣布了自己的想法，既无需以礼貌用语乔装打扮，也没有在想说“不”的时候说“是的”。
访问私人侦探所用了娜斯佳和扎哈洛夫整整一天时间，莫斯科主干道上不知出了什么事，车堵得水泄不通，就连平常不堵车的地方也发生了堵塞，正常情况下只需不到40分钟的路，他们却用了整整三个半小时。在他巡访的三个公司中，他们所需要的人恰好是在最后一家公司里找到的。
“是的，我们有这么一位顾客。”公司负责人，一个个头不高，有一把浓密的麦黄色胡髭和儿童般鲜艳红唇的金发男子，小心翼翼地说道。
“是有过。”娜斯佳纠正地道。
那金发男子的眉峰挑了起来，但在他那张圆脸上，惊奇的表情很快就被理解的表情取代了。
“这人出什么事了？”
“她被杀死了。因此我认为您应当为我们提供一切必要信息，而不要一味坚持您这些信息的保密性及要求出示官方文件。您以前在警察局干过？”
“是啊，”负责人笑了，“不然的话我会干私人侦探这行吗？压根儿我就想不到有这么个行当。倒也是，我在警察局时，刑侦组还没女的呢。”
“您是不是想说，如今的警察局已经不是当年了，警察队伍肯定后继无人了，竟然连女的也给吸收进来了。”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规定变得比较民主了，”金发男子巧妙地说，“好吧，你们对什么感兴趣？”
“一切，”娜斯佳一脸灿烂的笑容，“有关这位死者的一切，无论您能讲什么，我们都感兴趣。”
“好吧，既是这样，”事务所负责人同样也以一脸灿烂的笑容回答道，“好在只需查一下登记簿，看我们是否有过这么一位女顾客就行。可管登记的是我们的另一位同事。”
“在哪儿可以找到他？”
“一般说，人们往往爱到哪儿去寻找所有的侦探呢？他们像田野上的风一样自由。他们才不会整天坐在办公室里，他们得完成任务。”
“是啊，”娜斯佳笑了，“既然如此，尊敬的先生，我和您该怎么摆脱这一困境呢？”
“您把自己的电话留下，一旦可能，让他自己给您回电话。”
“他什么时候能回电话？”
“喏，这我就不知道了，”金发男子摊开双手道，“大概等他回到这儿的时候吧。不会更早。”
“可以理解。这么说，大约过两星期。他有BP机吗？”
“没有。”他说道。他回答得极快，快得能令人立刻明白：他们有BP机，而且，那人此刻就在附近的某个地方，或许可能就在旁边那间屋里。
娜斯佳很快就正确地估量了情况，并对之做好了准备。这位私人侦探事务所的负责人如果不想失去营业执照的话，他应当极其小心才是。因此，在让刑侦组与此人直接联系前，他应当亲自检查一下，他们要的是什么信息，有没有，此外还有，上帝保佑，是什么刑事犯罪，对此，私人侦探已经知道，而他呢，则还没来得及不受法律约束地通报给应予通报的人。如果到底还是有犯罪，那就得把所有文件及其报表的副本——其最初的几份是给预约者看的——仔细整理一番，清除掉能引起注意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