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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上等咖啡，因为尽管娜斯佳在警察局所挣的工资微薄得可笑，可她总是只买上等好咖啡，为此而不惜在其他许多方面，比方说吃饭，有时甚至在连裤袜方面节省开支。第三，在她那里，任何时候都可以抽支烟，跟她一起抱怨生活上的种种不便，发泄一番对局长瞎指挥的不满，心情愉快地侃一会儿。不十分喜欢交际而喜欢独处的娜斯佳，有时对同事的这种做法很恼火，可她明白，假如她彻底改变这种处境，其结果只能是一个：那就是会出现好多与她为敌的和潜在的“好心肠的”人。你总不能把人家给推开，更不能把人家都给得罪了吧，即使你很想这么做也不能。
伊戈尔几乎是一转眼工夫就到了——至少按娜斯佳的概念说是这样。如果是她，从值班室到办公室这段路，至少要花三倍的时间。娜斯佳每次见到列斯尼科夫就会止不住在心里感到惊讶，一般说最“狡猾”的猎色之徒往往都是那些外表出众的男士，而像伊戈尔·列斯尼科夫这样的美男子难能可贵地成为用情专一的模范丈夫——你根本不可能诱惑他使他偏离夫妻恩爱的正道。许多在彼得罗夫卡工作的年轻姑娘，都对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暗自倾慕，可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以从他那里得到些许青睐而炫耀。列斯尼科夫对人并不十分热情，平常总是少言寡语，脸上总是很严肃，有时甚至阴沉沉的，跟谁都不套近乎，不套交情。有关他的私生活，同事们所知道的，就只是他是二婚，非常疼爱自己的女儿。但他具有很强的自制力，而且，如果他想使交谈继续下去的话，他会变得非常可爱迷人，以至谈话对手会觉得无论如何无法对他撒谎。他居然会从“值班室”打电话过来，据此可以判断，那位心理分析医师家里发生的盗窃案，某些地方使他很感兴趣，如若不然，他是不会向娜斯佳提任何问题的。医师的诊所可不是什么特列季亚科画廊或珠宝库，而行窃案也自有管片民警，或至少如果判明丢失的是贵重金属、宝石或古董的话——也会有行窃科的同事管，无论如何也不会找到“凶杀”组的头上。而列斯尼科夫，根据娜斯佳的印象，也不是一个好奇心重、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极少对别人的秘密感兴趣，因此，推断他只是出于一个值班员的好奇心是没有根据的。这么说，这件窃案有些蹊跷了……
“别兜圈子了，伊戈列克，”娜斯佳给他倒满一杯浓咖啡，说，“你怎么对这桩窃案这么上心？”
“窃案本身倒没什么，很正常，”他含糊地说，“只是那主人我不喜欢。他不知为什么十分惊恐。而且，矢口否认有任何东西失窃。”
“或许是你有点夸大了？看见自己的屋子被人翻过，任何人都会害怕的。即使什么东西都没丢，总归不好受，总归会惊慌的。万一那窃贼明天又来了呢？况且，一般说，对别人财产失窃的事感兴趣，这不是你固有的性格。还有什么，为什么不都吐出来呢？”
“不，没有了，”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懒洋洋地耸了耸肩，“今天不知怎么有点累。往常这时我还精神饱满，情绪愉快，像个婴儿，可今天却觉得，好像我已经值班值了两昼夜多了。您那件电视狂的案子怎么样了？有进展吗？”
“很难啊。收集了一些材料，受害人在临终前的十天当中，什么时候，在哪儿跟谁在一块儿，喏，这不，翻跟头打滚儿地，正想拟出一份准确的所有事件发生顺序表来。顺便问一句，你以前看过这个节目吗？”
“什么节目？”
“素面朝天。”
“不，没看过。”
娜斯佳瞥了一眼手表。
“想看吗？巧得很，这节目三分钟后开始。为了能了解这个节目，我特意跟科洛布克要了一台小电视。不然，节目播放时，我还在班上。”
“好吧，”列斯尼科夫点头道，“趁现在没人叫我。”
可是，跟往常一样，他的话又招了邪了。娜斯佳刚把一台老旧的“希利亚利斯”牌黑白电视机从立柜里端出来，插上电源，中校库金就从值班室打来电话。“娜斯佳，给我把列斯尼科夫快撵走，我知道他到你那儿去了。让他给我快点儿跑，发现一具死尸。”
伊戈尔一口气把剩下的咖啡喝尽，气喘吁吁上楼去保卫纳税人的安宁去了。娜斯佳只得一个人测览新的一期“素面朝天”。
可从第一分钟起她就开始警觉起来。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主持人好像换了个人儿似的，就连特邀嘉宾的样子，也不敢恭维。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说朋友和同事的死居然令亚历山大·乌兰诺夫如此失常，以致面对镜头也把握不住自己了？噢，不，不像，悲剧发生后已经又播放了五期，每次娜斯佳从荧屏上看到的都是一个平静安详、充满善意、聪明睿智、全然不带任何刻薄和做作的、机智的主持人呀。
这次的特邀嘉宾是一位名气不大的电影制片人。至于他制作的那些影片的标题，娜斯佳连听都没听说过。制片人在咕哝着什么莫名其妙的话，不时在脱口说出一两句明显的蠢话时打个结巴，而乌兰诺夫却根本就不帮他的忙，而是表情有些漠然地看着这位电影工作者如何笨拙地想要使自己显得聪明而又独特。当然尽管我们得承认，他也并未妨碍这位制片人。看起来，主持人作为一个人似乎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坐在那儿，好像是一台没心肝的机器人，机械地提出头脑里随便想到的头一个问题，然后便开始表情漠然地等待谈话对手马马虎虎地回答问题。
在主持人和嘉宾面前的茶几上，放着几只巨杯，上面写着广告词“别拉因”。制片人端起杯子，颤颤巍巍地啜了一口，不小心呛了一下，于是，便开始长久而艰难地咳嗽起来。镜头知趣地挪到了一边，于是，整个荧屏立刻被乌兰诺夫的脸给占满了。这张脸正以冰冷的好奇心关注着咳嗽不已的对谈者。娜斯佳恍然大悟：这是在直播。如果是录像带的话，那么，一些冗长而又与信息完全无关的场面早就会被剪掉的。那么，在此之前也是这样？
一切都清楚不过。以前的节目都已上了录像带。如今，在编导和记者死去后，工作方式不得不改变了。以前剪辑过的片子都已放过了，上礼拜新拍的录像带根本来不及剪辑。在那辆被炸毁的车里，人和录音带录像带一起都烧光了……以后节目备用的全部素材，统统被毁掉了。如今乌兰诺夫不得不在一段时期里从事直播，直到新材料准备好为止。
然而，即使考虑到是为了应急，他的表现也还是很反常。的确，他肯定很难过，或许还很痛苦，可这首先理应对他的反应和运动机能产生影响，而无论如何也不会影响到他的技巧和这个节目的整个精神呀。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技巧这玩艺儿不会因酗酒而挥霍。而且，显然，任何人都未改变这个节目的理念。那他为什么根本不帮自己的嘉宾，好让他们的样子多少能比较体面一些呢？
节目播放完了，荧光屏上闪烁着一组彩色广告的画面，娜斯佳在自己那堆文件里摸索了一会儿，找到了演播室的电话号码，沉吟了几分钟后，毅然拨了号码。
“我是卡敏斯卡桠，”当她听到话筒里传来乌兰诺夫的声音时，便自我介绍道，“看来咱们还是得谈一谈。您什么时候方便呢？”
“非今天不可吗？”
“是的。当然，明天也行，如果您很忙的话。”
“好吧，就今天吧。您该不会非要我到您的彼得罗夫卡去吧？”
“不必。我们可以在中间地带，比方说，从市中心到奥斯坦基诺中间的某个地方。”
“那审讯笔录怎么办？”乌兰诺夫嘿嘿一笑，而娜斯佳却从这笑声里捕捉到了某种不祥的意味，“该不会蹲在地上写吧？”
“我们不做笔录，通常只有侦查才做笔录。我和您就只是随便聊聊，看能不能找到我感兴趣的问题的答案。”
“可形形色色的问题我已经回答了不止一次了，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说了。我跟您说不出任何新鲜的了。都一个礼拜过去了，您不去寻找罪犯，反倒问题提个没完，这是什么，一种新的工作作风？”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这不过是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耍嘴皮上，”娜斯佳轻声细语道，“说到工作作风问题，等见了面我再跟您说吧。那么，什么时候，在哪儿？”
乌兰诺夫说定了时间和地点。从他的声音里，娜斯佳听出他并不情愿，但公正地说，也没有什么不满意。一个疲惫不堪的人自然了无意趣。这是怎么回事，是精神负担过重的结果还是另有原因？她想弄清这个问题。就让多岑科调查金钱动机吧，而她要研究感情问题。她对此类动机更感兴趣。
“依我看，您的计谋太复杂。您就不能想个简单的吗？”
“可以。这当然可以。但计谋只有复杂才有意义。不能让他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的天呐。您说的这都是老生常谈！当然不能让他知道了。”
“您没听我说完。一个人，当他感到用以形成完整画面的信息不足时，就会对所发生的事虚拟和构想出自己的方案。你我想出的这条妙计，使他不可能构想出任何一种哪怕多少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会饱受折磨，会绞尽脑汁儿，可还是想不出任何合情合理、符合逻辑的解释，于是，他会对自己思维是否正常产生怀疑。而这会使他日常行为反常。这，将起到销毁金属的腐蚀和锈蚀作用。”
“可假如他终于想出了答案，而他又觉得这种解释理由充足了呢？观察表明，他远非什么蠢货，而且，他有一定的想像力。”
“要的就是想像力。如果他对所发生的事有其自己的解释，那么，他必定会把臆想当做十足的痴人说梦。迫害狂，物质化了的绝对恶的理念，黑暗的势力，外来人——一切的一切，无奇不有。就让他任意构想好了。反正这会以某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