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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她许诺，在另一种生活中她将自由独立地创作，不再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再孤独彷徨，郁郁寡欢。”
“就是这样！”戈尔杰耶夫伸出一根手指，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注意听娜斯佳讲？你们怎么了？当成耳旁风了？我再强调一遍。在卢托夫向塔姬雅娜提供的生活中不会有人排挤她。遭受了别人给她精心安排的一切之后，她应该走投无路，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据他们设想——她该到自裁的时候了。而‘格兰特’侦探所的兄弟们完成维卡的任务时找到了些什么线索呢？他们确认，出钱登载署名某个海伊娜文章的人同某个帮助危机处境的人的慈善机构的头头有来往。我的孩子们，你们是睡醒了呢，还是准备接着睡？我和娜斯佳在这儿说这些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等等，戈尔杰耶夫，”格梅里亚嘶哑着嗓子，“你说得有些不连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就是说罪犯很蠢。您不是说塔姬雅娜在等孩子出生吗？那她就会唾弃报刊的污言秽语，经受住丈夫背叛的打击——您可以相信我，我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等待孩子的出生，如果是热切盼望的，又是第一次，那完全会改变一个女人的世界观。生活对她来说是如此的美好，要当母亲的喜悦超越了一切，什么都无法改变。难道罪犯没觉察到这点吗？孩子的出生这个事实会使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白费。”
“他说得对，”斯塔索夫望着戈尔杰耶夫低沉地说，他的脸紧张得苍白，“他说得很对。如果事情像我们预料的那么严重，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是不会放过塔姬雅娜的——不使我们失去孩子，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尤拉在娜斯佳狭窄的办公室里激动得踱来踱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连个影子都没抓到！活见鬼！我在杜马坐坏了三条裤子，找所有的议员谈话，脑子里寒得满满的，却全是些没用的东西！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政治家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和我们一样生活，却根本没用。只要某个议员遇害了，马上向全民疾呼：‘啊，是政治阴谋！连议员都杀死了！简直是场噩梦！举行游行示威！让国家解决！国家法律机关太无能了！’假如死的是普普通通的钳工瓦夏，这就很正常；而触动了议员则是灭顶之灾！瓦夏被杀，警察局还不赖，而一旦杀死了国家议员，警察局可就倒了霉。而议员被杀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点没有人说出。很快，立案调查。每天撕破了脸皮和人交谈，还要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否带有政治倾向。只要侦查员一提交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普通材料，马上就怀疑你：可能被收买了，企图消灭政治犯罪的罪证。”
娜斯佳坐在桌旁静静地拟订着某种方案，使尤拉有机会发泄，陶瓷高杯里的水哗哗地开着，娜斯佳拿出两个干净的杯子和一个速溶咖啡罐。
“来点吗？”待他歇气时，她插话简短地问道。
“倒吧，”尤拉嘟哝着，“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指什么？”
娜斯佳把咖啡倒进杯子里，每个杯里放了两块方糖，然后注入开水：
“说得清楚一些，我的不落的太阳，要不然你的激情在废墟中将荡然无存。”
尤拉突然在办公室中间停了下来，放声大笑：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崇拜你。你是惟一一个不费吹灰之力控制我心情的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笑笑，把杯子递给他。
“凭直觉。我认识你已经很多年了。小心，杯子烫。那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为什么这些异想天开的家伙招惹上了我们的丹娘？”
“你不明白吗？是为了钱，尤拉，一大笔钱。成为她的作品惟一的出版商，可以赚一大笔钱，用它来胡作非为。我和塔姬雅娜昨天谈话后，她给彼得堡出版她的书的出版商打电话，得知前不久一个在彼得堡没人听说的不占编制的外乌拉尔报记者到过他那儿，对著名女作家的个性、她作品的发行量及稿酬数额极感兴趣。当我们在科洛布克的办公室描绘市民大会的场面时，我们的朋友高里亚去查阅，发现没有这种报纸——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所假定的团伙对塔姬雅娜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她是个作家。还有一点，塔姬雅娜的出版商按塔姬雅娜的请求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她是侦查员。很久前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后来塔姬雅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只对读者说自己是个作家。她是侦查员这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我们的这个隐秘的团伙就更是无从得知了。这就是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
“你根据什么断定他们不知道？”
“假如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东奔西跑地忙活她了。这很容易看得出。这里还有一个绝妙的有利时机：这个团伙不是黑社会组织。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瞒过黑社会很难，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情报被窃是常有的事。而我们这个团伙没有在权利保护机关安插奸细，所以他们不知道塔姬雅娜的真实身份，只把她当做能给他们赚钱的作家而已。企图把她弄到束手就擒的地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迷惑她，温柔地待她，使她驯服，唤起她深入骨髓的、至死不渝的感激之情，牢牢地拴住她的心，并获得她终生的版权。”
“好吧，你说服我了。那乌兰诺夫呢？他们要他有什么用？他难道有一百万美金的私房钱？”
“好像没有，”娜斯佳摇摇头，“从他妻子的谈话中能听出他们的家境不错，但不至于为了这些钱惹上大麻烦。他们只不过赚的比花的多罢了。请设想一下：杀死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雇佣杀手追踪乌兰诺夫，在这之前处理掉了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又杀害尤丽娅，在十家报刊花钱登载……还要行点贿赂。——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是的，伙计们，这是有点老生常谈。我立刻注意到乌兰诺夫夫妻一夜就办好了离婚手续。我请求米沙去了他们住址所在的户籍登记处，迷惑那个女负责人。她当然不承认受贿，但没有否认代理辩护。并且据她讲，不是为政府机关辩护，只不过来了一个人请求她，令人无法拒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假设这个团伙不需要每次都雇帮手，他们有自己所辖的窃贼、杀手和装门面的人，那么这个组织很阔绰。如果追逐小钱，他们就没有什么资产。他们需要乌兰诺夫有什么用，我搞不清。应当同他谈谈，但我不知道怎么使他说出卢托夫。这需要一种办法，让他克服对卢托夫的忠心。会想出方案的……”
尤拉把杯子放在桌上，伸手去摸烟。
“你感到不安？”她问。
“是的。我从来没这么工作过。”
“我懂了，”她笑了，“嘿，应当开始了。你别想做‘老姑娘’了，该出嫁了。”
我不可能再回家了。自娜斯佳对我讲了一切之后，我不能像往常那样望着她的眼睛，再把她的温顺忍让看做是她在为雇佣杀手而赎罪。可怜的维卡，她是怎么挨过这些天的！我是个懦夫，但我不能见她，只好寄宿在母亲那儿。甚至母亲的神经质我都能忍受，而同维卡、忍辱负重的维卡在一起我却无法接受。错误，荒谬透顶的罪过！我竟然怀疑妻子，罪不容恕！现如今我怎么摆脱出来？老天！幸好我还有卢托夫！只要再挺两天，等手续正式办完，就着手解决母亲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一切就完结了——可以彻底告别过去了。危机中心将接受我，我将在那里工作，不必每天和维卡碰面，被难耐的负罪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从彼得罗夫卡直接到母亲家的那天晚上，我给维卡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过夜了。
“你未婚妻的亲戚搬走了？”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敌意。
“是，”我怯懦地撒着谎，“现在我要在这儿住了。”
“你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不拿走吗？”
“有空再说。”我敷衍道。
“如果有人找你，怎么跟他们说？”
“让他们留言。我会给你去电话的。”
维卡没问我的联系电话，我很庆幸。
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三天，听她那喋喋不休的“敌人要彻底歼灭俄罗斯人”的呓语。但不管怎样，这要比维卡的默默顺从好受。母亲虽然是精神病，但不是一点理智也没有，她很快就问我怎么不在家过夜。既然儿子不会编造丝毫梦话，只好在关于反俄罗斯倾向的呓语之后，脑子里涌出冗长、激情洋溢的独自：维卡是一条母狗，一个下流的妓女，一个糟透了的家庭主妇，我一丁点也不爱她。
第四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电话给维卡，了解一下谁找过我。听说娜斯佳从刑侦处打来电话，并留下号码，让我回话。我照办了。
“我需要和你再见一次面。”她说。
“好吧，我就来。”我听话地答道。
这次见到我，她显得很冷淡，目光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像变了一个人。
“您找到杀死维佳和奥克桑娜的凶手了吗？”我问。
“没有，暂时还没找到。乌兰诺夫，这可有些怨您。”
“我不明白。”我困惑不解。
“您没对我说出所有参与安德烈耶夫节目赚钱勾当的人。”
“您怎么这么想？我全说了。”
“大概，您忘记了某个人？”
“不可能，”我强烈抗议，“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没漏掉。”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娜斯佳思忖着说，“我们找到了花钱登载有关您节目文章的那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坏事也没卷入过。仅仅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从他那儿什么也搞不到。他从没与您说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接触。他的熟人中只有一个曾被邀请为您的节目嘉宾，但您却没提到他。这是怎么回事，乌兰诺夫先生？结论是——您故意漏掉了一个人。这很不像话。”
我怒火上升。她在干什么蠢事？！我谁也没漏掉，除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