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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戈德华特曾经说过：“在西部和中西部，我们并不常为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所困扰，这里确实有风险，但我们总是在冒险。”＇54＇他对新技术简直着了迷。在亚利桑那州他家的屋后面，高高竖起一根由光电机械控制的25英尺的旗杆。沙漠上的黎明来临时，旗杆的发动机在光的作用下使星条旗升起，黄昏时分，国旗又自动降下来。＇55＇
这名参议员发现，一些最支持他的人来自欣欣向荣的西部地区。他们有的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沙漠城市，有的来自洛杉矶杂乱发展的大市郊地区，有的则是奥伦治县的伙夫厨娘。这些西部美国人，天性上就是个人主义者。他们住的是平房，而不是街区公寓；他们依靠的是私人小汽车，而不是公共交通——尽管“依靠”一词并不足以传达出那种近似于顶礼膜拜的生活态度。用戈德华特的话来说，他们每天见证着“个人的主动性怎样使沙漠变得繁荣”。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不是出身，而是成就。＇56＇
西部美国人的这种发自内心的个人主义与强烈反对“权势集团”的情绪融合到了一起。他们中的许多人搬到西部，是为了躲开操控东海岸商界的那些密不透风的小型俱乐部，主宰蓝领工人生活的工会核心机构以及控制市区政治的种族大佬。他们憎恨东海岸精英们继续享有过多的权力——在亚利桑那州掌握了超过40％的权力，在阿拉斯加州掌握了90％的权力。经济活力正迅速从以前的核心集团所在地外移：与1945年相比，1964年纽约拥有的金融资源，从占全国的25％下降到12。5％，减了一半。＇57＇同年，加利福尼亚州美国银行的规模变得与洛克菲勒的大通银行一样大。然而，东海岸精英依然对全国大部分地区视而不见。1964年竞选期间，爱达荷州的共和党州长罗伯特·E．斯迈利（Robert E．Smylie）说道：“国家的重心发生变化了，但东部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人们有一种‘一站飞过’的情结，以为从纽约艾德瓦德国际机场——现在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后的下一站就是洛杉矶。”＇58＇因此，当戈德华特痛斥大政府，或者宣称“如果告别东海岸，让它在海里随波逐流，美国将变得更加富足”时，人们对此当然是赞赏有加。
西部是各种各样右派团体的孕育之地。保守派开办“自由论坛”书店，这些书店里销售书名响亮的书籍，如《赤裸裸的共产主义者》（The Naked munist）、《欺骗大师》（Masters of Deceit）、《你可以相信共产党人》（You Can Trust munists）［又名《即将成为共产主义者》（To Be munists）］等，这些书与《圣经》、美国国旗摆放在一起销售。他们竞选校董会，为共和党服务，参加各种私下播放《地图上的共产主义》（munism on the Map）和《消除行动》（Operation Abolition）等影片的反共协会。他们纷纷去听右派演说家的演讲，如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师罗伯特·舒勒（Robert Schuller）和来自澳大利亚的世俗传道者弗雷德·施瓦茨（Fred Schwarz）。舒勒是一个煽动家，他警告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味着“彻底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真正的民主自由”。施瓦茨则在中途放弃了所从事的医学工作，全身心投入“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组织（Christian Antimunism Crusade）的管理工作中。施瓦茨还开办了一所“反共学校”，该校1961年春季一期吸引了多达7000名学生，其中许多学生是经当地校董会允许，放弃自己正常的课业而来到这里的。＇59＇
西部保守派人人必读的一本书是《保守派的良心》。到1964年总统竞选时，这部戈德华特的个人宣言已经卖出了350万本。他写道：“我对使政府合理化或者提高政府效率不感兴趣，因为我的目的是要减小它的规模；我不想提高福利，因为我的建议是要扩展自由；我的目标不是通过法律，而是废除法律。”戈德华特对现代共和主义核心地区的政府机构膨胀怀抱的敌意比任何人都深。他很高兴地呼吁取消普通中产阶级的权利，并认为联邦政府用于国内项目的费用应该每年减少10％并实行统一税。这对于总统候选人来说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
这一切都在朝里根主义的方向发展。这个饰演过“吉普”的里根定期到施瓦茨的反共学校发表演讲。他在全国政治舞台的首次冒险，是在1964年的共和党旧金山大会上提名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里根将这些思想发扬光大。正如乔治·威尔（Gee Will）曾讽刺的，戈德华特终于赢得了总统选举——那是在1980年。
右派是在戈德华特的旗帜下开始联合的——尽管肯定是少数派，但却纪律严明、意志坚定。1960年，尼克松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不足5万，1964年，戈德华特的竞选吸引到的个人捐助者达6。5万人。戈德华特的选举注定失败，但他的共和党志愿者却有390万，是约翰逊民主党志愿者人数的两倍。＇60＇在汽车保险杆上张贴支持戈德华特广告的人是支持约翰逊人数的10倍。支持戈德华特的人有时候会对高层进行审核，就像在1964年的共和党大会上把纳尔逊·洛克菲勒轰下台一样，但他们是毫不留情地使共和党向右转的核心活动的成员。戈德华特加强了保守派基层战士与保守派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戈德华特的《保守派的良心》是由威廉·巴克利的妹夫布伦特·博泽尔（Brent Bozell）捉笔代劳的。1964年，戈德华特在共和党大会上的演讲中声称“捍卫自由的极端主义噤声了”，而这次的演讲稿是由哈里·贾菲（Harry Jaffe）——列奥·斯特劳斯的首批信徒之一——撰写的，后者后来成了新保守派宠爱的哲学家。无论是《国民评论》，还是像拉塞尔·柯克和安·兰德这样大相径庭的保守派，都热情支持戈德华特成为候选人。威廉·巴鲁迪把美国企业研究所变成了戈德华特的智囊团，并说服保守派知识分子投入戈德华特阵营，这些人之中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罗伯特·博克（Robert Bork）、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以及名字预兆不祥的沃伦·纳特（Warren Nutter）（4）。
注定要失败的选举
这一切都不能阻止1964年11月选举灾难的发生。尽管戈德华特是一个沉闷的候选人，但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他本人的性格，问题出在右派的整个反叛核心。许多今天被尊为智慧巨人的人，那时普遍被视为小怪物。常春藤盟校的权势集团瞧不起那些“芝加哥小伙计”。当时受尊敬的罗伯特·莱卡赫曼（Robert Lekachman）唐突地认定，芝加哥学派不过是个“有点机灵的流派”。＇61＇一些凯恩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通过游说，成功地将弗里德曼的《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一书从大学图书馆中清除出去。＇62＇那时候刚刚开始合伙从事新闻业的罗兰·埃文斯（Rowland Evans）和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概括出了受人尊敬的观点。他们写道，戈德华特的竞选是由这些人来进行的，他们是由“一小群毫无名气的学者和政治评论家，与一个华盛顿默默无闻的免税教育基金会组成的松散联盟，基金会的名字是美国公共政策企业研究所（the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而即便是戈德华特最坦率的支持者，也对他治理国家的能力心怀疑虑。《时代》周刊当时问威廉·巴克利：“如果他当选美国总统会发生什么事情？”巴克利回答：“那可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63＇
显而易见，保守主义运动中还有太多的怪异之人。如果说施瓦茨的反共学校是过分警觉，那么同样兴于加利福尼亚州奥伦治县的约翰·伯奇社团（John Birch Society），则比麦卡锡分子更为偏执。该组织由马萨诸塞州的退休糖果制造商罗伯特·韦尔奇（Robert Welch）于1958年创立，组织的名称起自一名军国主义新教传教士。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一次3天的讲课中，韦尔奇成立了这个组织，他用独裁者的铁腕政策统治组织。该组织确实有一个管理委员会，但它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创始人”被共产党暗杀后，选择一个新的领导人。20世纪60年代初，该组织成员已经达到2。5万人，包括弗雷德·科克（Fred Koch）和哈里·布拉德利（Harry Bradley），这两名实业家是保守派运动的最大捐助者，还包括无数的城市官员以及约翰·鲁斯洛（John Rousselot）——共和党国会新议员干部会议主席。
阴谋论是约翰·伯奇社团赖以生存的根源。韦尔奇断定，艾森豪威尔是“为共产主义阴谋自觉献身的间谍”，并宣称这一论断是基于“累积起来的详细证据，这些罪证广泛而确凿，不容有任何理由对此怀疑”。其他的“阴谋分子”包括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乔治·马歇尔，似乎常常还包括半数的美国人。为什么不是这样呢？否则怎么来解释美国失去了中国和朝鲜呢？或者说，阿尔杰·希斯为什么能升到这样的高位？又或者说，为什么要允许卡斯特罗领导古巴？又或者说，为什么政府在不断膨胀？民意调查显示，5％的美国人大体同意该组织的观点。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但是还不足以成为民众反叛的基础。＇64＇
然而，保守主义运动的主要障碍，与其说是其极端主义者的胡言乱语，不如说是现状的成功。如果让戈德华特和弗里德曼或者巴克利同处一个讲台，少数人会同意他们的所有观点，但大部分听众只会摇头耸肩。美国的问题有这么严重吗？美国经济繁荣，政府在解决社会问题，共产主义被挡在海外。数年之后当国家失控时，这种信念发生动摇了。另一个为现代保守主义助一臂之力的人，恰恰是在民意调查中把戈德华特打得一败涂地的人——林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