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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思想家为右派提供了巨大的推动力。首先，他们非常国际化。诺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是莱昂内尔·特里林的门生，并于1950年至1952年间在剑桥大学求学于F．R．利维斯（F．R．Leavis）。1953年至1958年间，克里斯托尔以伦敦为据点，与他人合编杂志《遭遇》（Encounter），并把儿子比尔送到法国国立高等学校里学习。＇27＇至关重要的是，新保守派讲的是社会科学的语言。保守派长期以来坚持认为，政府计划会弱化社会的自然契约。新保守派表示，社会问题比其自身显现的要难理解得多，而“伟大社会计划”之类的社会工程，受尽了自身乖张后果的折磨。福利支持会强化依赖性。优惠待遇使人免于竞争，因此可能会使本该获益的人受损。过分热心的平等主义会侵蚀像纽约城市大学这样的教育机构，从而减少社会流动性。新保守派爱揭发右派的丑事，就像当年怀疑强盗式资本家的那些人所做过的一样。
新保守派也详述了非正规组织机构的重要性，而这是其他社会科学家所忽视的。1965年，美国劳工部年轻的官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因一份文件而引起轰动，文件的原件上并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但该文件随后立即有了一个别名——莫伊尼汉报告。该报告认为，城市黑人的贫穷大部分源于家庭的瓦解。＇28＇其他的新保守派则表示，一个社会的“小团组”——自愿组织机构——对社会健康起到的作用要比雄心勃勃的政府计划重要得多。他们同时发出警告，社会的失序状态对社会安宁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宽容的自由主义者的想象。换言之，他们以社会科学的语言来装点自己传统的保守主义洞察力。
新保守派用不着赢得每场争论，他们只要发出不同的声音，就能够打破自由派权势集团宣称自己对专门权威见解的垄断。＇29＇自由主义者此前一直享有或许只有决策者才能拥有的宝贵资源——人们认为他们代表着客观科学的智慧。他们会说，这不仅是他们自己的意见，这是科学的正统。新保守派终结了这种信手拈来的虚构说辞。
新保守派还为右派批评自由主义外交政策增添了一柄锐利的武器。激起新保守派对自由主义外交政策进行批评的诱因之一，是联合国对以色列不断增加的敌意（1967年中东战争以后，以色列占领了巴勒斯坦的领土，联合国对以色列的敌意也由此增加）。新保守派也日渐相信，美国正在冷战中失败，军控变成了绥靖，苏联正以越南的胜利为基础建设共产主义。“越南综合征”使美国的核心集团陷于瘫痪。如果说右派的《国民评论》打破了孤立主义的控制，那么新保守派则远为坚定地将这一宏伟的运动推向国际主义的营垒。
外交政策的道德路径，有一个理智的教父。除利用社会科学外，新保守派也依靠列奥·斯特劳斯的思想洞察力。斯特劳斯是战后时期最晦涩难懂的政治思想家之一。在某些方面，列奥·斯特劳斯之于新保守派是一个奇怪的选择。他是一个精英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对社会政策的细枝末节毫无兴趣。他的职业生涯是在芝加哥度过的，而不是在新保守派的世界波士顿、纽约和华盛顿。然而，斯特劳斯的影响不容低估。他与莱昂内尔·特里林一样，是在理论上影响克里斯托尔的主要人物。克里斯托尔把自己被引入“非乌托邦的政治学”领域——这种政治学的基础，是帮助人们应对真实的世界，而非构建一个理想的理论——归功于斯特劳斯。＇30＇
斯特劳斯挑战了美国最为珍视的有关进步、民主和普通人智慧的一些设想。他认为启蒙运动没有改善人的状况；相反，他坚持认为，伟大的思想繁荣乃是古希腊人的成就。他鼓励学生专心研读古人的伟大作品，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如果刻苦学习的话，这将使他们有机会从望远镜的另一端来注视这个世界——不是现代人俯视古代人，而是古代人注视现代人。
斯特劳斯坚持认为，从民主的自我毁灭之途中拯救民主的最佳途径，就是能够引领大众的受教育精英。按照米尔顿·希梅尔法布（Milton Himmelfarb）的说法，斯特劳斯主义就像克里斯托尔的近亲，“邀请人们加入少数特权阶层的队伍。这些少数特权阶层才刚刚从洞中爬出，一边裸眼凝视太阳，一边还在留心黑洞中的其他人”＇31＇。斯特劳斯远离自由主义的道德相对主义潮流，他使用世俗话语中长期被禁用的词语，如“善”与“恶”、“美德”与“恶行”。他认为，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健康的标准，不是人们享有的自由度（这是哈耶克一类的自由意志论者所特别钟爱的），而是该社会公民的善良程度。斯特劳斯不断地使新保守派坚信，美国的问题根本不在于人们缺乏自由，而在于个人美德的沦丧。
乍听起来，这有点像威廉·巴克利的信仰。但是，斯特劳斯学派的传统来自于雅典而非罗马。巴克利的保守主义是建立在他的天主教信仰基础之上的，而斯特劳斯学派的保守主义则是建立在古代（希腊）哲学基础之上的。当涉及宗教信仰时，斯特劳斯学派大部分是不可知论者，但是，他们却认为宗教有助于社会团结和美德。他们的作品中随处可见“高尚神话”。他们似乎想说，宗教虽不真实，却可以在维持社会秩序方面，实现有益的社会目标。
他们乐意接受“高尚神话”，只要这是由他们促成的，只要这有助于将新保守派打造成“马基雅维利式的幕后操纵者”。他们真的组织良好吗？如果暗示说，团结一致根本不曾在这一运动的发起者之间存在过，这种说法当然是很危险的。20世纪60年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依然是民主党人：莫伊尼汉最终将成为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而新保守派的一大特点就是能够建立起一个组织网络，以使保守主义思想在自由主义主导的知识界常新。他们着手利用基金会，大力发展组织，创办杂志。1965年4月，季刊《公共利益》（Public Interest）面世，试图为“伟大社会计划”开一剂“治疗现实”的猛药。在诺曼·波德霍雷茨编辑的美国犹太人委员会（the American Jewish mittee）的月刊《评论》（mentary）里，充塞着诸如《社会政策的局限》（The Limits of Social Policy）、《自由主义与自由教育》（Liberalism Versus Liberal Education）和《增长及其敌人》（Growth and Its Enemy）之类标题的文章。
在使新保守主义从一种冲动变为一场运动的过程中，欧文·克里斯托尔是最竭尽全力的一个人。青年时代在纽约城市大学就读时，克里斯托尔是一个托派分子。1942年他在军中服役，开始不断朝右派方向发展，从此再也没有回头过。他的职业生涯包括：长期合作编辑《遭遇》杂志，在基础图书公司（Basic Books）任过一小阵的高级编辑，是《公共利益》杂志以及再过一代人后出现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的主要创办者之一。《国家利益》主要关注外交事务。克里斯托尔思维敏锐、具有沟通交流和组建机构的才干，且富于幽默感（他曾经这样定义自由主义者：他们认为，只要能够拿到最低工资，18岁的姑娘演色情电影也没关系）。他与富有的捐款人建立了紧密的关系，如尼克松的财政部部长威廉·西蒙（William Simon）。他非常善于鼓动别人提供助学金和研究生奖学金资助，以至于他的保守派同事戏称他为教父。供给学派经济学家祖德·万尼斯基（Jude Wanniski）给克里斯托尔起名为保守主义运动的“无形的手”。
智库及其捐助者
新保守派和其他保守主义思想家聚会的地方是威廉·巴鲁迪领导的美国企业研究所。然而，巴鲁迪要实现梦想，把美国企业研究所转变成为保守派的智囊团，却遇到不少障碍。由于他对戈德华特的支持引起了国会中民主党人的注意，美国国内收入局对该研究所的免税待遇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巴鲁迪手下的成员尽力对国会议案进行不偏不倚的分析，他还特地尽可能多地聘用自由派人士。从美国企业研究所的观点来看，聘任前民主党人欧文·克里斯托尔或者年轻聪明的外交事务专家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所展现出的公平，值得称道。
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消逝，美国企业研究所离巴鲁迪的梦想越来越近。它日益受到人们的尊崇，部分原因是，人们认识到它的思想可能是切合实际的。20世纪60年代，人们把那些疯狂主张撤销管制的经济学家看作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者，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就连卡特政府也在撤销对运输业的管制。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收入，一下子从1960年的90万美元（不及布鲁金斯学会当年收入的1/5）飙升到1980年的970万美元（比布鲁金斯学会当年的收入多出50万美元）。到20世纪70年代末，该所拥有常任全职学者45人、更多的在各大学工作的兼职学者、四份期刊，以及每月一次的电视节目。研究所甚至出钱给杰拉尔德·福特和美联储前主席阿瑟·伯恩斯颁发高级学者研究金。唉，巴鲁迪不可能看到这一切了，保守派政府现正利用他的智囊团呢。巴鲁迪于1980年去世，此前两年他已经把研究所的控制权交给了他的儿子小比尔（Bill Jr．）。这位长者崇拜开放的市场竞争，但他对裙带关系的处理却明显不明智。福特和里根两位总统都在他的追思宴上发表了讲话，标志着巴鲁迪的成就得到了肯定。
那时，美国企业研究所已经不再是保守主义独此一家的智库了。传统基金会创立于1973年，相对于美国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