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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后测验显示，88％上教堂的基督教福音派白人把“家庭价值”当作影响投票决定主要因素。＇42＇
这些基层战士中，相当多的人现在有了一个新的消息渠道——广为人知的拉什电台。直到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圈内一直认为他们的信念无法被人了解。自由派权势集团完全控制了电视网和多数大城市的报纸，只有可敬的《华尔街日报》是个例外。为应对这一局面，1991年4月，保罗·韦里奇创办了美国全国授权电视台（National Empowerment Television）——一个保守主义类型的《反斗智多星》（Wayne's World）（8）电视台。节目从他的办公室播出，电视台工作人员由他在自由国会基金会的雇员充当。当电视台的立场不再独立，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不过这家电视台还是给人相当陈旧的感觉——既有卡托论坛有关自由意志主义的观点，又有家庭研究委员会（the Family Research Council）对家庭的看法，还有美国步枪协会有关枪支的观点。
大的突破不是来自电视节目，而是来自电台脱口秀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的节目。林博是一个大腹便便的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在得到堪萨斯城市电台一份播报新闻的工作之前，他在生活中成就平平。1984年，萨克拉门托电台刚刚解雇了它的电台名嘴，林博被雇用，这使他有了展示自己的机会。林博尝试出新，他的节目中并没有客串嘉宾，而是由他一个人神侃。不久他就展示出自己具有P．J．奥罗克（P．J．O'Rourke）般的罕见才能：一个逗人发笑的右派成员。但那并不是说林博可以没有限度。把12岁的切尔西·克林顿（Chelsea Clinton）称为“白宫的小狗”＇43＇，那一点也不会叫人觉得有趣。他独有的滑稽是展现一个普通人被疯狂的制度弄得目瞪口呆。我们为什么要纳税来支持那种把十字架浸在尿里的所谓艺术家？为什么把钱给大学教授开会，让他们指责所有人都是强奸犯？拉什的追随者强烈认同他的观点，以至于他们自称为“应声虫”。拉什为这些人提供的最强大的政治资源之一是让他们知道自己并不是单兵作战。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他每周拥有660家电台的2000万听众。
思匪夷所思
如果说林博为金里奇革命提供了配音，那么乐曲则是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卡托研究所和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te）谱写的。迪克·阿米在其1995年所著的《自由革命》（The Freedom Revolution）一书中将金里奇革命简练归纳为一个思想，即“市场是理性的，而政府是愚蠢的”。这会淡化右派思想的复杂性和愤怒色彩。
左倾的监察组织美国国家响应公益慈善委员会（the National mittee for Responsive Philanthropy）计算过，在20世纪90年代，保守派智库花费了10亿美元来推广其思想。打前锋的是美国企业研究所，克里斯·德穆思（Chris DeMuth）使这一组织得到了新的动力。他是一名积极进取的保守派，具有像美国企业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巴鲁迪那样的组织才干。在纽约，曼哈顿研究所为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这个严肃认真的市长提供了许多思想。在得克萨斯州，小布什在竞选州长时利用了马文·奥拉斯基（Marvin Olasky）和迈伦·马格尼特（Myron Mag）的“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思想。奥拉斯基是一个以得克萨斯州为基地的“福音派基督徒”（他最初是一个纽约的犹太马克思主义分子）。马格尼特是一名留着鬓角的曼哈顿研究所学者。新一代极端活跃的新保守派登场了，他们中许多人都是第一代新保守派的后代（迈克尔·林德把他们称为“迷你型保守派”）。例如，比尔·克里斯托尔离开老布什的白宫以后效力于布拉德利基金会，对右派进行了短暂的考察。之后，他创立了一个小型智库——“为了共和党的未来”（the Project for the Republican Future），他因顽固地反对“希拉里保险计划”而扬名（这位前第一夫人在她的传记中指出，克里斯托尔就是那个使她的高尚计划变成党派之争的人）。＇44＇他还于1995年创办了杂志《旗帜周刊》（Weekly Standard），并于1997年创建了另一个倾向于外交政策的小型智库——“新美国世纪计划”（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我们暂且打住，在本书的第六章再来重点讨论这些组织。但有一项内容却不能就此停下，那就是福利改革。广义地说，从住房补贴到食品券，福利无所不包。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在帮助有需要的人的各类计划上花费了2300亿美元，其中有差不多一半用作医疗保险的补贴。＇45＇但引起政客们喋喋不休的是“对有子女的家庭补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这一计划中的125亿美元几乎全部以现金的形式发放给了单身妈妈。1994年，该计划涵盖了500万个家庭的1400万人。在美国，几乎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一人依靠福利生活，且黑人和拉丁裔所占比例特别高，分别为40％和20％。
福利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右派津津乐道的话题。20世纪80年代，里根曾经反对1935年建立的照顾寡妇的制度被那些“福利王后”所利用。里根和老布什都曾试图使福利接受者去找工作，但力度不是很大。福利改革事业因而留待共和党的各州州长去完成，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是威斯康星州州长汤米·汤普森（Tommy Thompson）进行的福利改革。他削减福利开支，进行各种实验，例如惩罚那些靠福利生活的同时再生孩子的妈妈。1992年，克林顿借用了其中的一个思想，提出福利支付时限的主张。名单上领取福利的妈妈，两年后必须去工作——如果必要的话，国家可以为她们提供工作。
但在共和党圈内，流传着远为咄咄逼人的想法。有两部杰作谴责20世纪60年代是罪恶之源：迈伦·马格尼特所著的《梦想与梦魇》（The Dream and the Nightmare）和马文·奥拉斯基所著的《美国同情心的悲剧》（The Tragedy of American passion）。老布什的反毒品大王比尔·贝内特（Bill Bent）则在1992年写出了《美国贬值：为我们的文化和孩子而战》（The DeValuing of America：The Fight for Our Culture and Our Children）一书，且在1993年推出了畅销书《美德书》（The Book of Virtues）——虽然后来他被爆出不光彩地把部分收益贡献给了老虎机。朱利亚尼在纽约实施的“零宽容执法”政策（zerotolerance policing），集中防范墙上涂鸦和行窃之类的轻罪，因为他相信这些轻罪会鼓励人们犯更多的重罪。朱利亚尼的这项政策极大地利用了最初由乔治·凯林（Gee Kelling）和詹姆斯·Q．威尔逊（James Q．Wilson）勾勒的“破窗效应”（9）战略。＇46＇
然而，对福利改革争论产生最强烈影响的人，是查尔斯·默里（Charles Murray）。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于1994年创作的畅销书《钟曲线》（The Bell Curve）。该书认为，标准化测试中不同种族群体的得分不同，是由遗传因素造成的。但他首次为人所知，则是作为贫穷问题专家。他在1984年所著的《脱离实际：美国1950—1980年的社会政策》（Losing Ground）一书中认为，政府正在使问题变得更糟，并建议，作为一种“思想试验”，干脆取消为劳动年龄人口而建立的福利制度。1993年10月，在他发表于《华尔街日报》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即将来临的白人下层社会》（The ing White Underclass）中，默里将他的思想试验演变成政策建议——政府应干脆停止为那些有私生子的妇女付款。＇47＇既然单亲家庭在经济上无力养活孩子，那为什么还要鼓励他们呢？尽管默里明智地在文章中将矛头直指白人，但他还是很快激起了一场愤怒的风暴。这种对“伟大社会计划”的攻击，比起当初新保守派的反叛来说，给人的印象要深刻得多。最先使人们关注黑人家庭破裂问题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仍然认为政府的帮助才是解决之道。默里认为，政府的社会项目不仅是无效的，而且完全是残忍和不道德的。问题在于，美国公众是否真的准备好了面对此类事情。
金里奇：过于张扬的共和党人
1995年，美国第104届国会开会选举一个新的众议院议长。在就职典礼上，当金里奇的名字被宣布时，他大步走进众议院，像帝王般地登上了讲坛。有人大声呼喊：“这是一个纽特的世界。”＇48＇
共和党已经有40年没有控制众议院了。金里奇不知使用什么魔法取得了这一胜利。1994年11月，包括众议院议长汤姆·福利（Tom Foley）在内的52个民主党人失去了众议院的席位；另有10个民主党人失去了参议院的席位，从而将参议院的控制权拱手相让给共和党。这是一次建立在保守主义宣言基础上的保守主义的彻底胜利。国会共和党人制定的《与美国签约》（Contract With America）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文件，其中列举的10项政策建议，得到了老大党300多个候选人的支持。文件末尾许诺：“如果我们违背协议，就把我们赶出去”＇49＇。这一协议概括了反制政府的保守主义内容，包括平衡预算修正案、任期限制和福利改革。金里奇坚持的“60％议题”轻而易举地获得了多数支持，从而排除了堕胎和学校祈祷等更具争议性的社会问题。基督教右派得到的最大好处是，每个孩子有500美元的抵税金额，以帮助困难家庭。
至此，金里奇把自己看作一名共和党首相——他不仅是该党下议院强有力的领袖，而且是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共和党人认为，国会恢复了美国宪法制定者计划赋予它的角色——制定国内政策。这一届国会的头三个月里，共和党当然可以这样认为。那时候，金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