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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国主义的悉尼·韦布们见识到了17街1150号是如何催生小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政策。时光回溯到1997年12月1日，比尔·克里斯托尔和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共同为《旗帜周刊》写了一篇题为《萨达姆必须滚蛋》（Sadam Must Go）的封面社论。1998年，“新美国世纪计划”派人送了一封信给比尔·克林顿，敦促他“竭尽全力”地采取外交和军事措施赶走萨达姆。信中的签名者包括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和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与此同时，美国企业研究所为许多最为咄咄逼人的鹰派人物提供了栖身之所，他们炮制出大量对中东进行民主化改造的小册子，主办有关无赖国家的会议。小布什是在2003年2月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个大型餐会上下定决心致力于中东的民主化事业，还有什么比这更合适的呢？总统许诺，一个民主的伊拉克“将为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树立一个引人注目、振奋人心的自由榜样”。总统整个讲话过程中唯一一次冷漠肃静，就是试探性地建议以色列人应该停止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扩建定居点。近10年来，17街1150号一直在敦促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战争，而这次餐会仅过了两个多星期，战争就开始了。
研发部门
17街1150号的存在表明，对于小布什的总统职务来说，思想信念是多么重要。但这并不是要否认小布什领导下的白宫对智力的关注不如前任。比尔·克林顿当政时，宾夕法尼亚大街1600号看上去感觉更像是大学的公共休息室，而不像政府单位的所在地。它夸耀说里面有6位罗德学者（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本人）。在克林顿最早任命的518名官员中，有1/3的人上过哈佛大学或耶鲁大学。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在小布什最初的14位内阁成员中，只有两人在本科时上过常春藤盟校。从任何的学术标准衡量，小布什政府中都缺乏能与智力水平一流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和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比肩的人。＇4＇小布什欣赏的是一个机构的灵魂，而非它的智能。他最不喜欢的人之一，就是与他同时期在耶鲁大学读书的斯特罗布·塔尔博特（Strobe Talbott）——那时候，他傻乎乎地研究书本、参加讲座，不与兄弟会的哥们一道喝酒。相反，克林顿则很喜欢塔尔博特。
但是，小布什从一开始就明白，保守派知识分子就像研发部门之于企业总裁那样能够为其所用。他在华盛顿得到的经验是，父亲所领导的政府因为缺乏某种“虚幻东西”而分崩离析。小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卡尔·罗夫为了确保他的老板能进入全国性的政策辩论中，向他推荐受人敬重的詹姆斯·Q．威尔逊的作品，以及马文·奥拉斯基和迈伦·马格尼特这些更年轻的煽动家的作品。担任总统时，小布什特地在清一色的前企业总裁组成的内阁中，用几位思想家来装点门面——康多莉扎·赖斯是斯坦福大学的校监；约翰·迪伊乌里奥是一位杰出的社会科学家（也是詹姆斯·Q．威尔逊的门生），他暂时管理着“基于宗教信仰和社区首创精神”的项目办公室。与小布什总统任期一开始就相伴相随的那些构想——减税、教育改革、充满同情心的保守主义以及导弹防御——在河右岸的各处早已酝酿了几十年了。
在小布什领导下的华盛顿，斯特劳斯分子的数量是显示思想信念重要性的晴雨表。每年大约有60位斯特劳斯的追随者参加国庆日野餐会。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是阿伦·布鲁姆（Allan Bloom）的学生，而后者则是斯特劳斯出类拔萃的门生。他甚至出现在索尔·贝洛有关布鲁姆的小说《拉维斯坦》（Ravelstein）（1）中，这部小说受到知识分子的推崇。其他斯特劳斯分子还包括国防部特别计划办公室（Office of Special Plans）主任艾布拉姆·舒尔斯基（Abram Shulsky）、国家药品控制政策局局长约翰·沃尔特斯（John Walters）、生物技术委员会主席利昂·卡斯。没有人会真的相信，像小布什这样一个把耶鲁大学当作酒量比拼场所的人——还差一点点就赢了——会挑灯夜读斯特劳斯的著作《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对话》（Xenophon's Socratic Discourse）。但是，小布什知道那些人物的重要性。
居于小布什研发部门中心位置的是右派智库。在国会不远处是8层楼高的传统基金会，其年收入达3000万美元，雇员大约有200人，每年举办的讲座、辩论会和会议大约有700场。2003年，传统基金会在国会山总部的面积扩大了一倍多。新的办公场所里有供实习生和研究员使用的套间、一个250席的礼堂和一个运动中心。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支持约翰·阿什克罗夫特所称的“传统基金会进行的了不起的真理研究工作”。位于马萨诸塞街和第10街交叉口的卡托研究所，则在一幢十分显眼的玻璃建筑中宣讲自由意志论。由前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创办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就像弗兰克·加夫尼（Frank Gaffney）领导的安全政策中心（Center for Security Policy）所做的那样，已经介入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制定之中了。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则试图恢复“犹太－基督教的道德传统”，使之对政治辩论产生影响。
传统基金会并不是唯一同时进行思想传播和采取实际行动的保守派机构。在主张减税的右派一边，斯蒂夫·穆尔（Steve Moore）的“增长俱乐部”（Club for Growth）和格罗弗·诺奎斯特的“为了税改的美国人”，大力推广统一税等概念。乔治·威尔把“正义研究所”（Institute for Justice）描述为“一个欢乐的诉讼者团队”——它为争取学券制，反对约束地方企业而斗争。
河右岸并不只是华盛顿的事情。自由派只有少数几个智库，而遍布全国的保守派智库现在有50个左右。赫德森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不仅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和威斯康星州的麦迪逊设有办公室，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也有。它折中地同时雇用自由意志论者和斯特劳斯分子，以非传统的方式集中考虑未来问题。华盛顿以外最大的保守派智库是胡佛研究所，它号称拥有250名雇员，并且接纳了里根总统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Gee Shultz）以及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由于某种原因，他选择在美国最具自由主义色彩的城市旧金山退休）等自由市场经济学家。胡佛研究所的《胡佛文摘》（Hoover Digest）和《政策评论》（Policy Review）杂志广为人传阅，它还有自己的电视节目《常识》（mon Knowledge）。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们聚集喝茶的公共休息室，给人一种身临牛津剑桥的感觉——一群身穿粗花呢外衣的绅士在礼貌地，时而也很活泼地谈话。但如果有人期望在那里听到牛津剑桥公共休息室里的经典话题——抱怨国家资助的削减，谈论美帝国主义的邪恶——那么他进去后定会吃惊不已。胡佛研究所的研究员会一边喝茶一边愧疚地向你告诫：他们担心学券制是一种逃避，因为在其中还保留了国家在教育中的作用；他们彬彬有礼地为扩大小布什政府减税幅度的计划进行辩论，或者考虑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美国需要大量地增加军备。
其他的保守派智库规模要比胡佛研究所小。例如，曼哈顿研究所给人一种完全局限于自己一方天地的感觉。每个这样的智库都有意使自己显得特异。比如说，许多西海岸的智库都有一种自由意志论者的腔调。由洛杉矶的高风险债券（junkbond）之王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创办的同名智库米尔肯研究所（Milken Institute），是撤销管制规定的温床，而它对社会保守主义则无暇顾及。
另一个例子是西雅图的发现研究所（Discovery Institute），由布鲁斯·查普曼（Bruce Chapman）于1990年创办。查普曼是一名理性右派，他在1966年与乔治·吉尔德（Gee Gilder）合著了一本有关共和党的书——《失去头脑的政党》（The Party That Lost Its Head）。他被召进里根总统的白宫之前在人口调查局工作了一段时间，工作就是与智库保持联系。离开政府创办发现研究所之前，他先是栖身于赫德森研究所，而后曾试图在西雅图创办一个西部版本的赫德森研究所。发现研究所的使命是“使未来的光明前景成为现实”——这听起来有点像《星际迷航》（Star Trek）（2）中的台词。该所专注于未来主义与自由市场的结合，这项使命使该所最著名的研究员吉尔德终身充满激情。发现研究所的一大兴趣是交通运输，它一直提议修建一条连接西雅图、波特兰和温哥华的铁路，而在有关“美铁”（Amtrak）（3）的私有化问题上，小布什曾咨询过查普曼。发现研究所对西部环境问题（大马哈鱼和伐木）、侵权行为改革、宽频安装等，都有自己的主张。它坚持不懈地批评针对微软公司的反垄断诉讼。
发现研究所尽管有种种离奇之处，但显然是保守派网络的一部分。该所的研究人员在《华尔街日报》和《国民评论》杂志上频频现身。为了在税收改革和撤销对电信的管制规定上向政府施压，发现研究所已经同卡托研究所、增长俱乐部以及来自达拉斯的积极主张私有化的全国政策分析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形成了一个松散的同盟，将案例直接交给卡尔·罗夫。在华盛顿州，发现研究所与其他两个自由市场的智库——位于华盛顿州州府奥林匹亚的自由常青基金会（Evergreen Freedom Foundation）和杰克·肯普冠以“西北传统基金会”的华盛顿政策中心（Washington Policy Center）——紧密协调工作。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