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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华盛顿州2000年投票支持阿尔·戈尔，只有两位共和党人当选为全州性的官员，但它为催生保守主义思想而投入的资源不比大多数欧洲国家少。
发现研究所还是右派中影响日增的“智能设计”思想的主要支持者。根据查普曼的说法，智能设计运动坚持认为，“宇宙和生物的某些特点，如自然选择，并不是一个无计划过程的组成部分，因此这种情况最好用智能因素来解释”。换言之，达尔文理论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生命的起源和物种的发展。作为一名坚定的基督徒，查普曼起先之所以对此话题感兴趣，是出于他对言论自由的担心。1995年，一位加利福尼亚州的科学教授仅仅因为认为进化并不能解释一切，就受到遭解雇的威胁，查普曼奋起替这位教授辩护。大多数正统的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看成是高档的神创论而不予理睬。但是发现研究所科学文化中心（Discovery's Center for Science and Culture）推出了著作和研究报告，查普曼在反击他所称的新达尔文主义的战斗中赢得了一些胜利。2002年10月，俄亥俄州率先确立了科学标准，要求学生知道“科学家是如何继续研究和批判性分析进化理论的方方面面”。佐治亚州科布县的一个学区，现在敦促教师要对进化的“争议性观点”进行讨论。保守派共和党人也设法把一段文字强塞进《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中，敦促（尽管不是强迫）学校教授“全面完整的科学观点”。
智能设计运动的例子显示，右派越来越愿意在自由主义“科学权势集团”的领地上，用自由主义自己的科学研究向自由主义开战。右派智库已经在干细胞问题上对科学正统发起了攻击，认为不需要储存胚胎，就像不应有从成人身上提取干细胞的可能性一样。他们也专心研究全球气候变暖的数据。比约恩·隆伯格（Bjorn Lomb）是2001年出版的《持怀疑论的环境论者》（The Skeptical Environmentalist）一书的作者，在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发现研究所这样的地方，他受到英雄般的崇拜。在动物权利、安乐死、同性恋的科学起源等问题上，他们也在酝酿战斗。到目前为止，保守派的傲慢之举并未使之在科学权势集团中谋得一席之地，智能设计更是如此。在俄亥俄州，有些科学家把智能设计的支持者等同于塔利班分子。但是，就像40年前米尔顿·弗里德曼和其他人在经济学领域中所做的那样，右派显然也在把思想战斗扩展到新的领域中。
人员和资金
保守派智库是孕育思想和人才的地方。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康多莉扎·赖斯以及1/4的国防政策委员会（Defence Policy Board）成员，都是胡佛研究所的老兵；劳工部长赵小兰（Elaine Chao）和人事管理局局长凯·克尔斯·詹姆斯是传统基金会的毕业生；前预算管理局局长米奇·丹尼尔斯（Mitch Daniels）是赫德森研究所的前所长；负责小布什政府中东事务的埃里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 Abrams）是伦理与公共政策中心的主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吹嘘自己有许多政府高官，以至于它有个绰号叫“国家安全顾问的种马场”。数以百计较低级别的政府雇员从智库中分享到好处，他们在那里受训于前中央政府的保守派官员，传统基金会聘任里根政府的司法部长埃德·米斯（Ed Meese）和教育部长比尔·贝内特（Bill Bent）。传统基金会主席埃德温·福伊尔纳常说，如果“政策是人制定的话”，那么，智库则变成了美国的影子政府。
智库也是右派知识分子的总指挥中心。传统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聚会，参加者包括全国大约375个保守派政策团体。会上，他们有机会交流观点。传统基金会2003年的政策专家手册上列举了2200人和420个政策组织，他们都热切地等待有人来咨询他们。这听起来使人觉得背后有个秘密的总体规划，某种程度上的确如此。大量的保守派基金会在背后支撑右派智库、政策中心、大学奖学金、高品位季刊、学生出版物、电视网络和电台节目。前五大捐赠者——库尔斯家族、斯凯夫家族、科克家族、林德与哈里·布拉德利基金会和约翰·M．奥林基金会——至今依然重要，但重要性比以前小得多了。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司捐赠还在继续，直到最近，安然公司的肯·莱还与另一位能源大老板的迪克·切尼，同为美国企业研究所的理事会成员。最大的变化在于由直邮方式带来的个人捐赠。传统基金会现在有20万个个人捐赠者，他们提供了传统基金会超过一半的资金。理查德·梅隆·斯凯夫的支持占资金总数40％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美国，许多决策都是由智库来完成的，而别的国家则是由政党来进行。如果把共和党描绘成知识贫乏的组织，那是有点不公平的，不过今天它主要是作为募集和分配竞选捐赠资金的工具而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无论是全国性的共和党还是州一级的共和党，它们的研究部门都致力于挖出民主党对手那些令人恶心的丑事，而不去做诸如重新界定州所扮演角色之类的事情。民主党对手同样热衷于揭发丑闻。与此同时，国会中每一位有野心的共和党人，都是一个半独立的政策企业家型人物，他们寻求能使自己获得声誉的思想观点。由于他们总是时间不够（一切重又归结到资金募集上面），因此让智库来为他们进行政策研究，是再合理不过的了。进而言之，智库已经成为盘剥华盛顿分权制度的高手。如果白宫没有采纳他们的想法，还可以到国会去试试——就像河右岸在处理福利改革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如果遭到参议院的反对，还可以去游说总统——就像他们在处理对股息进行双重征税问题时所做的那样。
终于轮到右派媒体了
2002年12月，发生了一件特别异常的事情：阿尔·戈尔抱怨美国新闻界存在保守主义的偏见。戈尔满腹牢骚地对《纽约观察家报》（New York Observer）说：“目前的媒体在政治问题上表现得有点怪异，说真的，一些主要机构的声音是共和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戈尔的抱怨因以下揭露的这件事而显得格外引人注目：“9·11”事件一发生，福克斯电视新闻频道主席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就向卡尔·罗夫送去了为其提出建议的备忘录。
数十年来，保守派一直抱怨在电视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小布什当政时，福克斯新闻频道茁壮成长，在2002年取代CNN（4）［或者像保守派所说的是克林顿新闻网（Clinton News work）］，成为最受欢迎的新闻频道，并且使保守主义运动以全新的方式来传播自己的思想。福克斯新闻频道这家有线新闻网，实际上是在1996年诞生的。该新闻网的拥有者鲁珀特·默多克认定，大多数电台的左倾化，正好为那些收听拉什·林博节目的“应声虫”在右面创造了一个观众空间。艾尔斯既在老布什的白宫任过职，又担任过林博广播节目的制作人，他提出了一种后来大获成功的运作公式：侧重廉价的电视受访者，而非昂贵的国外报道；强调节目的争议性——最好是让接受电视采访者在争议性的话题中相互用智力战胜对方；通过把整件事报道成“公平的和平衡的”，使自由派权势集团抓狂。
比尔·奥赖利（Bill O'Reilly）是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拉什·林博”。《奥赖利因素》（The O'Reilly Factor）是有线电视一流的新闻节目——人们如此喜欢奥赖利牌的民粹主义怒火，以至于他现在还同时主持一档电台节目。在每天晚间的《奥赖利因素》中，奥赖利都会遇上几个代表自由派权势集团的倒霉蛋——要么是还没完全明白20世纪60年代已经过去了的长须飘飘的教授，要么是戴着耳环、扎着马尾辫的和平抗议者。奥赖利在节目中大肆奚落他们，说他们的观点荒诞不经（我们这个时代最叫人不解的事情之一，就是不明白这些人为什么总要接受奥赖利的邀请上节目）。
奥赖利坚决认为自己“不关心政治”，是受到整个权势集团厌恶的普通人的代言人。事实上，他是一个典型的民粹主义保守派：他是爱尔兰中下层阶级（或者说工人阶级，如果你相信奥赖利自己那套社会地位下降了的说法）的产儿，他们厌恶自由派精英在平权法案和校车制度中，以对待人质的方式对待自己。在他的办公桌下有一个门垫，上面有希拉里·克林顿的脸部图像，并且自豪地认为，他的节目是“唯一代表工人阶级观点的节目”＇5＇。
福克斯电视台的准则是“我报道，你决定”——这可能是美国新闻业界最令人开心的笑话。该新闻网最恬不知耻地表现其党派性的时候，往往就是它最为成功的时候。2003年的一个早间节目以一场令人恐惧的有关《纽约时报》偏见的讨论开场（讨论的是该报电视评论员最近指责福克斯电视台是保守的，这显示了他那可恶的自由主义偏见）。接下来的时段里，内容是有关抗议者反对曾对小布什不敬的乡村乐队“南方小鸡合唱团”（Dixie Chicks）（5）。绝不会让政治干预新闻网文化性新闻报道的福克斯电台主持人，马上就说她准备把自己所有的“南方小鸡合唱团”的唱片烧毁。
反恐战争究竟使福克斯新闻频道迈向了辉煌还是跌至了低谷，这取决于不同人的观点。该电视台有位名叫杰拉尔德·里韦拉（Gerald Rivera）的记者买了把枪，宣称他热切盼望把奥萨马·本·拉登干掉。＇6＇在纽约市的一次反战游行中，福克斯电视台的电子彩带上这样写道：“抗议者们请注意，迈克尔·穆尔（6）影迷俱乐部（Michael Moore Fan Club）星期四要在第六大道和50街街角的电话亭聚会。”＇7＇在法国的某个抗议现场，出现令人喜悦的一幕：有位福克斯电视台的记者被要求解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