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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或许是极端的无稽之谈。但是保守派把“罗伊诉韦德案”作为自由派必胜信念的例证，是有一定道理的。欧洲国家通过立法，偶尔也通过全民公决，来使堕胎自由化。这使得立法获得了多数人的支持，取得了合法性，并且使各国可以用各种条件来限制堕胎的实施。在美国，最高法院——或者如保守派所说，是5名没有经过选举的、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法官——裁决认为，生育权包含在隐私权这一根本权利之中，就像言论自由和宗教自由一样，是受到宪法保证的，他们允许最晚在怀孕至26周时进行堕胎。退一步说，由于堕胎权并不像言论自由一样，以一种明显的方式铭记于宪法之中，因此这样做是具有挑衅性的。而自那时以来，右派就一直在设法改变最高法院的法官构成。通过立法途径解决问题，欧洲人设法使堕胎问题的争论中立化；美国则依靠最高法院的小锤子，使堕胎问题的争论制度化了。
堕胎问题说明了美国的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又是宗教狂热。在美国，95％的人信奉上帝，而英国、法国和瑞典的比例则分别为72％、62％和52％。超过75％的美国人属于某个教会，40％的美国人每周上一次教堂，10％的美国人每周上数次教堂，25％的美国人拥有5本或5本以上的《圣经》。＇39＇皮尤研究中心全球观点项目（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显示，60％的美国人认为宗教在他们的生活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比例大约是自称有宗教信仰的加拿大人的两倍，而与日本和欧洲人相比则更高。如果要找到可比较的数字，可能要到发展中国家才行。美国人所说的“非常重要的”，意思是说他们中39％的人把自己描述为再生的基督徒。＇40＇没有哪个地方的福音派新教徒像在美国那样，占有如此大的比重：在美国，与1987年的不到1/4相比，他们现在占选民人数的1/3。欧洲的教会正试图紧紧抓住它们能够召集的几个郊区选民而已，而美国的教会却似乎处于一种几乎永远欣欣向荣的状态之中。表现最佳的教会是那些坚持热心献身于基督的教会，而非那些与之竞争的更温和的教会。
美国极端主义者的一个焦点是“被提”（the Rapture），人们相信那是真正的基督徒将被带到天堂的一刻。这是基于《新约》中的一个段落：“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41＇极端主义者不认为这是一个象征，而是视之为即刻发生的事实。在佛罗里达州，你可以看到汽车保险杠上的招贴广告写道：“被提”来临的时刻，汽车会自动驾驶。在南得克萨斯州的有些地方似乎只有两种电台：西班牙语电台和播放福音派基督徒关于被提的电台。《末世迷踪》这一研究被提之后的世界的丛书，从1995年首度出版以来，已经卖出了5500万册。
欧洲人把美国人描述为《圣经》狂热者，他们对这些事实加以斥责。欧洲人喜欢把自己看作是启蒙运动的理性继承人：对于一个相信童女生子的人数是相信进化论者的3倍的国家，他们怎能应对呢？＇42＇同样，分歧也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美国人会轻蔑地将其看作是欧洲邪恶的世俗主义。以下是一位美国保守派对欧洲的描述：
欧洲人是唯物主义的。由于欧盟是由被贸易和金钱所迷恋住的官僚来设计的，因此它在战略议题上姿态很低。欧洲人比我们更在意肉欲，他们以欢愉做交易［由夜间付费电视或《凯瑟琳·M的性生活》（The Sexual Life of Catherine M）这样的畅销书，即可做出此种判断］。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在一个如此多的人不喜欢要孩子（欧盟的生育率为每个妇女平均1。47个孩子）的地方，是很难有家庭传统的。当只有不到20％的人上教堂的时候，那个地方是很难有宗教价值观的。＇43＇
美国的第二个特点是非常喜欢争论原则问题，尤以对堕胎问题的辩论为典型。欧洲人按部就班地将道德问题转变成技术问题，然后交给技术官僚精英去处理。由于立宪传统、法律文化或许还有它的清教遗产，美国拥有各种各样极端主义者，既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的。在欧洲，堕胎是按照医疗而非道德方式来进行的。与此很相似的是干细胞问题。对于美国人来说，堕胎似乎绝不可能仅仅是个健康问题，它是一个两种绝对的对立物之间的冲突——选择权与生命权之间的对立。
美国的第三个特点是右派本身的特殊作用。民主党人在利用“罗伊诉韦德案”来动员其支持大军的时候并未懈怠过。但是由于价值观在美国政治中胜过阶级问题，保守派首先在南方将堕胎问题变成一个重大问题。堕胎并不是第一个重新界定现代政治文化的问题——那一荣誉要归于民权运动。但是它肯定是最有影响力的问题之一。1972年，共和党给乔治·麦戈文起了个“三A”［特赦、迷幻药和堕胎（amnesty，acid and abortion）＇候选人的绰号。自那时以来，他们就一直利用这个问题汇聚南方的福音派基督徒和北方的天主教徒。共和党里依然有赞成选择权的人，如科林·鲍威尔和阿诺德·施瓦辛格，但他们都是逆潮流而动的人。大约88％的州一级共和党政纲反对堕胎，没有一个州的共和党政纲支持堕胎。2000年的大选中，认为堕胎为非法的人当中，74％投票支持小布什；而认为堕胎可以随时进行的人当中，则有70％投票支持戈尔。在堕胎问题上，美国总是比其他国家显得紧张不安，但是右派肯定要卖力使这一问题升温。在对待堕胎问题的态度上，美国没有机会变成“欧洲式”。
价值观和右派
堕胎问题是美国例外论症结的范例，因为它显示了两个主要元素之间的相互补充：一套与众不同的价值和一场不同寻常的保守主义强大运动，这一运动滋养、增强并利用了这些价值。对这些价值观和这场运动都要稍微再做进一步的解释。
考察美国的价值观时，马上就会碰到一个明显的矛盾现象。美国人既比欧洲大陆的人更加个人主义，又比他们更加传统。美国的个人主义远比仅仅是蔑视社会安全网要深厚得多。美国人也更愿意相信自己的能力。在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中，有65％的美国人不赞成“人生的成功很大一部分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看法。在欧洲，除英国、捷克和斯洛伐克以外的所有国家，多数人接受了这一令人沮丧的观点，而即使在上述三国中，也有一半的人持这种观点。今天，相信成功取决于人们自身不能控制的外力的人数百分比，从1988年的41％下降到了32％；相反，德国持此种看法的人数却从1991年的59％上升到了今天的61％。
然而，如果说美国人是自利的个人主义者，那么他们同样也是上教堂的爱国者。密歇根大学一项覆盖78个国家的定期调查最好地表明了这一点。这项调查由两场广泛的计划组成。一场测试中所问的问题与优先考虑的事情有关。人们被问及，食品和安全之类的基本东西比起自我表现和宽容之类更缥缈的东西，哪个更重要。就像大多数富裕国家的居民一样，美国人趋向于自我表现的一端。另一场测试试图衡量传统主义（对国家、上帝和家庭的奉献）与“世俗－理性价值观”（如支持安乐死、离婚和堕胎）之间的关系。在此，美国与世界其他富裕地区分道扬镳了。结果是，美国比除爱尔兰以外的所有欧洲国家都远为传统。调查还发现，美国人最爱国——72％的美国人说他们对自己的国家非常自豪（虽然这一调查是在2001年9月之前进行的），80％的美国人认为他们对婚姻和家庭持“老式的”观点。就宗教狂热而言，美国人更接近于尼日利亚和土耳其人，而不是德国或瑞典人。有趣的是，自从1981年首度进行这项调查以来，美国人在这些方面变得更加传统了。
美国是怎样变得如此例外的呢？当然，原因之一是美国极端的保守主义运动。但是，美国为什么有这样肥沃的保守主义土壤呢？我们需要回溯一下美国经常具有的保守特点，这些特点既先于现代美国的保守主义而存在，又很可能比它存在得更久远。本书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市遇见的青年活动分子达斯廷，把他的朋友描述为“不自知的保守主义者”。作为一个整体，美国也可以作如是观。
＇1＇Daniel Yergin and Joseph Stanislaw，The manding Heights：The Battle Between Government and the Marketplace That Is Remaking the Moden World（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98），p．300。
＇2＇捷克电视台的采访，采访记录于2002年11月19日发表，参见。whitehouse。gov。
＇3＇“Views of a Changing World 2003：War with Iraq Further Divides Global Publics，”The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and the Press，June 3，2003．
＇4＇Ibid．，p．29．
＇5＇Transatlantic Trends 2003：A Project of the 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agnia di San Paulo，pp．4~5．
＇6＇Andrew Gimson，“A Sad Case of Schadenfreude，”The Spectator，September 13，2003．
＇7＇采访泰德·克普尔（Ted Koppel），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夜线节目，1998年2月18日。
＇8＇Clyde Prestowitz，Rogue Nation（New York：Basic Books，2003），p．212．
＇9＇小布什2002年4月18日的演讲。
＇10＇Philip Gordon，“Bridging t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