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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s in Name Only）。
美国民主党例外论最为生动的例子莫过于它在死刑问题上的立场。在文明世界，支持死刑是极端分子的特权（尤其是极端右派的特权）。欧盟拒绝接纳不放弃死刑的国家入盟。（除非是叛国罪这样的极端例子）110个国家禁止死刑。在处刑的规模上，唯有伊朗、沙特阿拉伯和刚果与美国处于同一水平；除美国外，唯一一个支持死刑的先进国家是日本。年轻的民主国家通常会禁止死刑，以证明自己适合加入值得尊敬的国家共同体行列。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当上南非总统，就着手废除死刑。美国热衷死刑的做法，长期以来一直是它与其他先进国家之间发生摩擦的根源——尤其是因为它给许多被指控的人提供差劲的辩护。有份瑞士的著名报纸找到了小布什担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被处死的152名囚犯的照片，并把这些照片同小布什的就职典礼新闻放在一起；法国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雅克·朗（Jack Lang）甚至把小布什称作“杀人犯”。
为什么民主党的美国无此同感呢？毕竟，反对死刑可以看作是美国伟大传统的一部分。1846年，当死刑在欧洲国家还很普遍的时候，密歇根州就已宣布这种做法为非法。20世纪60年代，把死刑这一野蛮的南方做法废除曾是自由派权势集团的一大目标。此外，按照许多客观标准，美国的死亡机器漏洞百出。这一制度的反复无常令人绝望，让人们对这个拥有如此多律师的政党产生反感。得克萨斯州的罪犯比加利福尼亚州的罪犯更可能被判死刑。自从1976年重新采纳死刑以来，有100多个被处以死刑的人后来被发现是无辜的。这种制度对穷人和少数族裔也存有偏见，而这些人恰恰是民主党宣称在政治上对自己有帮助的人。贫穷的被告很可能请到无能的律师。在得克萨斯州一个臭名昭著的案子中，辩护律师竟然在辩护中睡着了。另一个案子里，辩护律师被证明是兼职的，他还经营一家名为“非凡者酒店”的酒吧。
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民主党准备改变想法。按理说，自由派的约翰·克里最不含糊地反对的，除了恐怖分子应该就是死刑了。但是，作为总统候选人，他的例外作为大大多于对原则的遵守。更为典型的例子是2003年成为伊利诺伊州州长的罗德·巴戈捷维奇（Rod Blagojevich）。有独立见解的前任共和党州长乔治·瑞安（Gee Ryan）因为担心审判制度有缺陷，所以为167名被判无期徒刑的人减刑，而巴戈捷维奇立即谴责了这种做法。小布什总是同死刑连在一起，但比尔·克林顿任期内死刑数量的增长，是所有总统中最急剧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死刑数量攀升了近5倍，而采用死刑的州也翻了一番多——由13个州上升到32个州。1996年俄克拉何马城爆炸发生后，克林顿签署了一项名为《反恐怖及实际死刑惩罚法》（Antiterrorism and Effective Death Penalty Act）的法案。在1998年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选举中，格雷·戴维斯斥责共和党对手丹·伦格伦对死刑案件没有足够的热情，他说：“如果你们共和党人表现得更好，我们就不会拖延15年来进行死刑上诉了。”他以支持死刑作为任命法官的先决条件。其他的民主党州长，如亚拉巴马州州长唐·西格尔曼（Don Siegelman）最近也已试图加快死刑。除了2003年的24位民主党州长之外，我们很难找出还有谁会反对死刑。
在大多数情况下，反对死刑更多出于选举的谋算而非原则。民主党依然在为其最坦率直言的反对死刑者的失败而担惊受怕，特别是迈克尔·杜卡基斯和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的失败。后者在1994年纽约州的州长选举中败给了乔治·帕塔基（Gee Pataki），部分因为他12次否决了死刑法案。按照盖洛普的数据，70％的美国人支持死刑，而在1966年只有42％。即使是自命为温和派的人也以52％对46％的比例支持死刑。大多数美国人认为，执行死刑的频率不高。（2002年被判死刑的3700人中，有71人被执行死刑。）认为执行死刑频率不高的民主党人为40％，高于持此观点的民主党人（36％）。
死刑这个议题是如此容易获取选票，以至于在州长选举年里，各州执行死刑的可能性要比非选举年高出25％；死刑是如此地与“封闭性”联系在一起，以至于现在又逐渐变得半公开了。2001年蒂莫西·麦克维被处以死刑的时候，差不多有300人——大部分是俄克拉何马城爆炸中受害者的亲属——选择“现场”观看死刑的执行，大约有30人透过监狱中的玻璃墙观看死刑的执行，其他人则是通过闭路电视看到的。这是自从1936年在肯塔基州的欧文斯伯勒（Owensboro）公开绞死雷尼·贝西娅（Rainey Bethea）（当时有2万人乐滋滋地观看死刑的执行）以来，美国最大的一批观看行刑的人。
乔治·瑞安大规模减刑的反响，显示民主党对这一问题的警惕有多么正确。瑞安的做法没有如他希望的那样推动取消死刑的运动，相反却唤醒了受害者权利这一沉睡的巨人。瑞安这一大动作的批评者马上指出，取消所有的死刑——即使是对那些明显有罪的人——同样是“武断和反复无常的”。费德尔·卡菲（Fedell Caffey）和杰奎琳·威廉斯（Jacquelline Williams）是瑞安这种令人绝望的做法的两个受益者。1995年，他们决定再要一个孩子（杰奎琳已经有3个孩子了），他们将一位孕妇刺死，并从她的身体中摘出了几乎足月的胎儿；他们还谋杀了这位孕妇10岁大的女儿和8岁大的儿子。
接受死刑只是民主党向右移动的一部分行动。自由派准确地指出，他们已经在党内赢得了堕胎和平权法案问题的争论。但是民主党却避开了大量的自由派事业——同性恋婚姻是一种难以启齿的爱。尽管毒品战存在着种种不公，但谈论毒品合法化的往往不是民主党，而是卡托研究所。民主党在福利问题上大大地退步了，而对小布什的巨额减税却反应软弱。
至于宗教方面，民主党当然是两党中更为世俗的。2001年，阿尔·戈尔得到了61％不上教堂的美国选民的支持。＇16＇然而，戈尔自己显然是一个宗教性很浓的人。他在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学习神学，并在20世纪70年代同妻子蒂珀（Tipper Gore）一道获得了重生，他总是把宗教当作生活的基石。＇17＇1994年他在哈佛大学的毕业典礼日对学生们说：“我坚信侍奉上帝，努力理解并遵守上帝赋予我们生命的意志。”在《心的结合》（Joined at the Heart）中，戈尔和蒂珀写道：“我们深深坚守的信仰形成了我们共同拥有的价值观的核心，而我们信仰传统的宗教仪式则总是为我们的家庭生活提供可靠稳定的节奏。”这对夫妇认为，饭前的祈祷就像饭食一样是必需的，睡觉前的祈祷也必不可少，星期日上午去教堂是“每个星期最重要的家庭活动”＇18＇。戈尔几乎像小布什一样热衷于通过宗教组织解决社会问题。许多其他民主党人也笃信宗教。克林顿夫妇俩都是热心做礼拜的人。希拉里和小布什一样，是一个卫理公会信徒。克林顿夫妇的精神顾问杰西·杰克逊，从不羞于将上帝带到公共生活中来。美国公众对乔·利伯曼的最初了解，或许就是他是一个观察力特别敏锐的犹太教徒。迪克·格普哈特、约翰·爱德华兹和约翰·克里都经常提到上帝，连自迈克尔·杜卡基斯以来最世俗的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迪安，在初选升温的时候也热衷于上教堂。
好莱坞和哈佛大学
那么，究竟在哪里能够找到旧式的自由派呢？保守派会告诉你，两大旧式自由派的抵抗基地正是一对腐蚀年轻人的双胞胎：学术界和好莱坞。事实上，两者都没你想的那么欧化。
大学城常常是自由派行动主义的中心。有的大学，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或哥伦比亚大学，与本地的左派文化相得益彰。而多数大学，如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俄亥俄州阿森斯（Athens）的俄亥俄大学、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的科罗拉多大学，像是一个个小小的、愤怒的孤岛，岛上是留着长须、扎着马尾辫的反叛者，周围则是得克萨斯、佐治亚和科罗拉多的共和主义海洋。但那并没有减少自由派学术界的美国味而使之显得更自由，至少对任何在欧洲有过学术生涯的人来说是如此。
在欧洲，大学不仅是由国家出资的，往往还是国家开办的。在法国，大学用不着费心去竞争教员，因为学术等级是由传统和国家法令确定的。在德国，国家不仅决定大学招收哪些学生（所有通过国家考试的学生可以在本地大学就读），还确定教授的薪水。相反，美国的4100所大学，无论名义上是公立还是私立，都是市场动物。它们无情地竞争一切——从明星教员到有前途的学生。许多大学也是无情的赚钱机器，永远在寻找增加收入和扩大捐助的办法。学费上涨比通货膨胀快得多，2002年，公立大学的费用增加了近10％。哈佛大学是躺在钱堆上的，但这并没有阻止它向校友求取更多的捐助，并且为了鼓励他们慷慨解囊而对其子女的入学申请给予一点照顾。
在大学竞争环境中撑不住的学生只能被淹没。只有一半的美国大学生在5年内毕业。关注一下最低收入家庭的大学学生，就会发现他们中只有1/4的人上大学；转向大学教授的职业生活，就会发现他们是不平等经济的无情的行家里手。大学想通过雇用明星教授来提高自己的学术等级，而明星教授则通过与其他竞争机构半真半假地拉关系以提高自己的薪水和津贴。学术明星的竞标战上演得如此疯狂，以至于大学不得不付出远比慷慨解囊高得多的薪水来网罗这些掠食者，给他们提供超级公休假、研究资助，甚至还有配偶的工作。哥伦比亚大学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