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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自己企图加以反对的那种刻板与专制性的浓重气息。欧洲启蒙运动实际
上不过起到了将思想禁锢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式的牢笼中的作用。新的“理性
主义”（欧洲人自诩其为新自由）是旧的人类教条主义的苦役。卡尔·贝克
尔所描绘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乐土”，只是自由的一种幻景。当时欧洲最
聪明的头脑正致力于建造将自身囿于其中的新式围墙。在欧洲，不可能以任
何其他方式来构想解放。
美洲的生活是要赋予真正的解放观念以新的意义。对美利坚人而言，文
化上的新颖和精神自由并非意味着仅仅是偶像的彼此替代，而是意味着转入
开放的氛围。
新大陆最富于新颖气味的东西，并非它的气候、动植物或矿藏，而是其
新颖的知识概念。这块新土地的财富按旧世界的标准固然可使人们生活得舒
适惬意，但是认识到知识本身或许不同于人们先前信仰的东西，则开辟了以
往从未梦想过的王国。新大陆的人们到处发现不容置疑的生活机遇。美利坚
人的任何发明，都比不上从其自身经历中产生的知识概念对世界具有如此强
烈的影响。我们要理解这一发现，就必须追溯到早期的殖民地时代。
何时曾有一种文化极少归功于少数几个“伟大”头脑或少数世袭的幸运
儿？欧洲文化同美国文化的显著差异之一是，较老的文化传统上依赖于少数
人的重大成就，而这新生的文化——散射漫溢，扑朔迷离，着眼效果——则
更多地立足于多数人的新颖而又不断积累的方式。
在以往的大多数社会（当然包括西欧的贵族社会）中，统治者和教士们
是“从事阐释”的阶级。他们是公认的求知方法的掌握者，是打开奥秘与知
识的祖传宝库的秘密钥匙。宗教改革运动及其凡信教者普享圣职的教义，当
然确实削弱了对特殊的“有知者”阶级的敬畏，但旋即兴起的“新教”牧师
阶层（如在加尔文之日内瓦和劳德主教之伦敦）却又否认俗人和异端分子有
发现新事物的自由。普通人只有按照“优越者”所赞许的方式行事，才能显
示出自己的智慧。
美洲的生活很快证明任何特殊的所谓“有知者”阶级与此地是格格不入
的。当地人更有兴趣去推敲经验而非探究”真理”，新大陆的新事物使他们
怀疑精心构想的证明本身或许会导向谬误。正如威廉·詹姆斯在十九世纪末
所解释的，在经验中很少需要技术上无懈可击的证明。他说，在美国，“掌
握真理，本身远非目的，仅是导向其他重要意愿得以满足的初步手段”。间
或出于自觉，间或迫于环境，美利坚人听从“自明之理”的支配。这种诉诸
自明之理的方法不久便成为一种独特的大众认识论———种哲学的替代物或
一种非经院思想家的哲学。
一个社会愈是为古代文化和制度所拖累，它最为深刻和最富条理的思想
便最有可能与其行为方式背道而驰。美利坚人的经验解放了新大陆，其方式
之一便是使人们摆脱这样一种观念，每一个宏大的制度都需要一个宏大的思
想体系作为基础，也就是说，成功的政府须为深奥的政治理论所支持，感人
的宗教须有精妙的神学为依托——筒言之，最佳现存事物的背后须有最为精
密的思想。这种精神状态将说明美利坚人头脑中那种实际观念与传统观念之
间在表面上的抵牾之处——既愿采纳切实可行的新奇方法，又愿接受古老传
统的规矩法则，因为无论常识或习惯法都是已由时间证明了的、无需思考的
解决问题的方式。
在美洲，看来与其说是需要欧洲哲学“流派”的一个新变种，毋宁说是
需要一种处置意外情况的哲学。欧洲智者构设绝妙而纷繁的思想总起来是要
证明美利坚及其新奇事物是不可能的。一个较少贵族气而更具流动性的新大
陆需要一种阐释经验的方式，它可供粗汉笨伯之用，它对每个地方的每个人
同等地适合。
“常识”在西欧文明中自然是一个古老和受尊重的观念。某些十八世纪
的苏格兰思想家（他们决非对美洲毫无影响，其中一人实已成为乔治三世宠
爱的哲学家）精心构思了一种特殊的常识“哲学”。然而在美洲，那种更具
影响的对自明之理的吁求，并未采取任何学术栓的形式；它是一种没有哲学
家的哲学。它必得如此，因为它是一种全然怀疑职业思想家能比别人更善于
思维的思想方式。
虽然诉诸良明之理并未在所有美利坚人中间取代较为学究式和较多教条
气的思维方法，但美洲的生活滋养了它，并终于使它成为一种主导的方式。
它井非几位伟大的美利坚思想家的体系，而是美利坚人的一种精神状态。它
基于两种看法。第一种看法认为，人们为其行动提出的理由远不如行动本身
重要；为错误或未知的理由百行动得当胜过以模棱两可的结论去掩盖一种体
系化的“真理”；深沉的反恩并不一定产生最有效的行动。第二种看法则认
为，经验的新颖之处必须自由地融入人们的思想。为何要用旧世界的哲学滤
网来过滤新大陆？假如哲学否定经验的提示，必须屏弃的就不是经验，而是
哲学。所以，一个人头脑的健全，不在于它掌握了剖析和整理各种知识的最
精致的工具，而在于它对周遭环境难以预见的毫未征兆极其敏感。学问渊博
和思维精细并没有豁达开通和不拘成见来得重要。
25．诉诸自明之理
《独立宣言》的第二句宣告：”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自明的。”从
“不言自明”之理中一而非如《宣言》初稿所写的从其“神圣不可侵犯”中
——引导出这些根本的社会真理。在这一过程中，《独立宣言》在独特的北
美背景下逐渐形成。
诉诸自明之理的根源早在 1724 年休·琼斯牧师谈论弗吉尼亚人的性格
时就已述及。
他们具有良好的天赋观念，行将学习艺术和科学，但通常他们随事业与爱好而转移注意
力，不作深入的研究或探索事物的内蕴。他们在奠定如此良好的学识根基、得到此种教诲、获
取此种成就之前，便己能熟练地处理自己的事务，如同被灌输了此种良好的天赋能力。恰是由
于对事物领悟敏捷，他们具备了充足知识，并善于辞令，尽管其学识多半粗略浅薄。
他们更喜欢通过事业交往了解人生而非埋头书本，多半只愿以最便捷的方法学习那些绝
对必需的东西。
富兰克林和杰斐逊对此观点有过成熟的表述，他们是关于思维的一种反
贵族制的美利坚思想方式的最为雄辩滔滔的发言人。富兰克林不止一次地拒
绝参与学术论争。他如此反驳欧洲人对他的电学观点的批评：“争论容易使
人脾性乖张，干扰其平静。”他说，假如他的观察正确，那么它们将很容易
被别人的经验所证实；如不行，则应被屏弃。在 1786 年写给一位英国记者
的关于美国政治进展的报告中，他概要地表述了自己关于自明之理的信念。
“我认为我们已踏上正确的改良道路，因为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并不反对
所有看来似乎是错误的东西，因为通过经验来引导大众，比通过对他们空发
议论来使他们避免错误，更能使他们获得教益。”这酷似杰斐逊的以下观点
（见他所写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序言稿）：“人们的观点与信念
并非取决于他们自由的意志，而是不由自主地遵循理智所面对的证据。”
欧洲自由思想的奠基者们宣称，在真理与谬误间的任何公开斗争中，真
理终将获胜。这不过是改头换面地宣称崇信哲学家，崇信开明博学者掌握论
辩体系的真理的神奇本领，崇信对哲学家发明符合天下万物实际样式和法则
的体系的能力。这也无非是另一种贵族式的信念，只不过此时的贵族是哲学
家和科学家而已。进步被等同于弗朗西斯·培根爵士所谓的“知识增长”：
天资聪颖享有特权的少数人起着主导作用。即孔多塞侯爵写的《人类理性进
步的历史概观》（1795 年）一书经典地表述了法国人的看法，它把最深奥
莫测的哲学家——笛卡儿、牛顿和莱布尼茨——说成是解放人类思想之战中
的英雄人物。他们的经过改良的玄学已使人们能够打破君王和教士们几个世
纪来所建立的政治宗教囚笼。而这是“天才之辈，人类不朽恩主”的业绩。
这种解释对于美利坚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认为人类不平等是历史的源泉
的约翰·亚当斯也因而愤愤不已。“多么遗憾呀，”亚当斯嘲讽地喊道，“这
些天才之辈竟然不能做全人类的君王和神父！”1811 年亚当斯又加以抨击：
法国的哲学家们过于鲁莽草率。他们精明、狡诈、自私、伪善，如同巴比伦、波斯、埃
及、印度、希腊、罗马、土耳其、德意志、威尔士、苏格兰、爱尔兰、法兰西、西班牙、意大
利以及英格兰的政客和教士。他们并不理解自己是怎么回事，他们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和资
源：结果连同他们的全部理论而遭致灭顶之灾。
我担心，哲学家们的草率莽撞己使人类状况获得改良和改善的进展阻滞了至少一百年。
公众的头脑日趋改进，知识增加，公众的心灵日趋向善，富于人性、公平和友善；封建
余孽、宗教裁判、拉肢刑架、种种酷刑以及黑奴制度行将消失，如此等等。但是，哲学家们必
须一下子臻于至善，他们比《木桶传奇》这种荒诞故事中的角色还要暴怒万分，如同租来礼服，
扯成碎片，一缕不留。他们己被迫诉诸拿破仑，而吉本自己则成了宗教裁判的鼓吹者。他们在
欧洲确立的是一种多么可亲和荣耀的平等、自由和博爱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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