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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动力、外来刺激、应激性的积聚或耗竭，直到用柳叶刀放血和注水银剂充实等等。他们把这
些空幻的理论或其他异想天开的梦幻作为准则，以为自己就如此轻而易举地揭示了一切自然奥
秘。他们依据这些假设的原则制订了疾病大全，将疾病分门别类，并通过类比推断把自己的治
疗方法引伸到被他武断地归并在一起的所有病例。我有幸活到今日，亲眼看见霍夫曼、玻尔哈
弗、斯塔尔、卡伦和布朗等人的门徒有如走马灯上的人物一般，一个接一个由盛至衰，而他们
的奇思异想有如巴黎一年一度的玩偶穿着的服饰，今日固其新颖而风靡一时，明日则让位于更
新的款式而销声匿迹。被这些时髦绝招折腾的病人有时竟得康复，但这无非是劫后余生罢了。
欧洲曾经教给我们许多别的东西，但它在医学科学的这一领域，却将最终依靠大西洋此岸的引
导来掌握健全的原则。
虽然美利坚人似乎不那么容易受形式复杂的江湖医术的影响，他们所处
的环境却诱使他们倾向于自然康复的做法。医生们引经据典开出的万应药
方，有时为书报所大肆宣扬的环境万应药方所取代：如新英格兰的空气、弗
吉尼亚的水和佐治亚的气候。在大自然对人如此慷慨的地方，人们往往容易
对大自然期望过多。
戴维·拉姆齐博士在美国独立两周年之际预言：艺术和科学“需要有新
鲜土壤，而它们总是在新的国家里最为昌盛”。那个时代的历史尚未证明这
番话是正确的。然而，他在夸耀美国非专业医生的成功时却比较接近干事实。
他们依靠常识。取得了专家们依靠学问所难以或根本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在
耳闻目睹这些经验的弟子所创造的许多疗法时，科学大师有时会顿失尊严。
这些经验的弟子既无理论，亦无体系，但他们靠着观察和实践，在治疗常见
病方面得心应手。”
35．以社会为中心
美洲经验的可取之处，恰恰主要是在现已明显成为公共保健问题的常见
病这个领域。有些疾病在欧洲仿佛是生活旋律中不可规避的一部分，但在这
里却能采取谨慎小心的公共措施来避免。有些在英国属于地方性的或不断流
行的疾病，在美洲常以时疫的形式突然和极为令人注目地对社会构成威胁。
公众对一种疾病的关注，与其说取决于它所造成的实际死亡率，不如说
取决于它给公众造成的印象是否强烈和深刻。按人口比例来说，天花在美洲
白人移民中造成的死亡人数很可能少于英国，但它在美洲几乎毫无例外地是
以引人注目的时疫形式出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欧洲大陆，天花是
儿童时期的常见病。一个人成年时，几乎肯定已经与这种疾病有所接触，要
么是他有抗病能力，要么是在得病后生存下来，取得了免疫力。因此在欧洲
的成年人中，天花不是一种时疫。美洲的情况则不一样，在欧洲人将此病带
入之前，美洲从 未有过天花，因而它在这里的流行程度远非那么广泛。许
多居民度过了儿童时期而没有得此病症。
在十八世纪，许多人不愿送儿子去英国接受高等教育，通常是因为害怕
染上致命的天花。法国来访者弗朗西斯·路易·米切尔 1702 年来到威廉与
玛丽学院时，对于在那里学习的学生有四十名之多大感惊讶。他了解到，原
先将儿子送往英国学习的有钱人家，现在宁可选择低水平的殖民地教育，而
不愿冒在英国感染天花的危险。休·琼斯牧师在 1724 年指出，“要不是害
怕染上通常是致命的天花”，更多的弗吉尼亚人本来是会受到英国教育的。
如果父母们愿意冒险一试，让他们想当牧师的儿子去英国读书，弗吉尼亚的
教会可能就不会形成自己的特点，也不会具有如此的独立性。
由于天花在印第安人中前所未闻，他们就特别容易受感染。据托马斯·哈
钦森总督后来在他的《历史》一书中记载，1633 年，“天花在马萨诸塞的
印第安人中造成了可怕的浩劫……他们没有舒适和安逸的生活所需要的一
切，死亡人数按比例而言超过英国人。以约翰·萨格摩为首的温尼西曼特部
族和詹姆斯为首的林恩部族的人几乎无一幸兔。”甚至到了十九世纪，一些
以往幸免于天花的印第安部落仍在被这种疾病听消灭，有些部落的死亡人数
超过百分之九十。毫无疑问，印第安人死于时疫的比倒在白人滑膛枪下的更
多。
在白人移民中，天花也主要是一种时疫。它每隔一段时间——有时整整
相隔一代人——席卷一些殖民地，使许许多多成年人得病。它不再是孩童必
经的一种磨难，而是突如其来的可怕灾祸，整个社会为之瘫痪，正常的商业
和行政活动被迫中断。比较小的社区各种手艺人本来就很缺，失去唯一的木
匠或枪械师便使每个人都陷入困难。仅就天花所造成的极高的死亡率这一点
甚至还不足以充分衡量它对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
公共保健是美洲医学的重点，新英格兰提供了这方面最引人注目的例
子。在那里，组织严密的波士顿和清教徒对社会的关心为此设置了舞台。整
个美洲历史上向疾病开仗的最成功的战役之一，就发生在十八世纪的新英格
兰。医生、牧师和报界人士公开辩论如何对付天花的问题。出人意外的是，
这出活剧的主角不是别人，竟是一代代自由派历史学家因不明真相而强烈憎
恨的科顿·马瑟（1663—1728 年）。冷静的学术研究近来开始破除了把他
当作魔鬼的坏名声，使我们现在能把他视为代表早期新英格兰科学的潜力和
局限性的一个生动的象征。
科顿·马瑟兴趣异常广泛，善于观察和讲求实际。如果我们把他看成是
早先时代的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年），我们就能更好地理解他。
事实上，富兰克林曾几次在波士顿听过马瑟的布道，还读过马瑟的《行善篇》
（富兰克林的第一个笔名是“默默行善”），并在他的《自传》中把它称为
“也许改变了我的思想，影响到我后来一些主要生活经历”的一本书。在这
本书里，他可能发现了一种文风，后来在《穷理查历书》中加以运用，使之
变得人所共知。甚至富兰克林组织的小社团——从指导思想到集会议事的具
体程序——看来就借鉴于马瑟组织波士顿街坊互助会的一套方法。因此，富
兰克林的事业中最具特点的一些做法，都直接受到马瑟的启迪。但是，比直
接影响更重要的是两人思想上的近似。
用“加尔文派”和“启蒙运动”之间的学术对立把马瑟和富兰克林分开，
是一个会使人造成误解的做法。这两个伟人在情趣和成就上的相似之处，显
示了殖民地时代美国文化的特征：兼容并蓄，兴趣广泛，惊人地不受前人理
论的限制；缺乏独创性；十分讲求实际；对待哲学所取的不求系统和随心所
欲的态度；总之最重要的特征是，它乐意接受新大陆各种机会的挑战。在马
瑟自己的时代，他作为美洲新奇事物的敏锐观察者在英国科学家中名闻遗
迹，曾被授予阿伯丁大学名誉学位（1710 年）和令人羡慕的皇家学会会员
称号（1713 年）。
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马瑟对自然的观察是相当敏锐和精确的。他在与欧
洲朋友和博物学同行们的科学通信中（1712 年后有近百封），记录了他所
观察到的各种情况：美洲动植物和印第安人的治病方法；美洲的鸟类，包括
野火鸡和老鹰，以及鸽子的远程迁徙；响尾蛇；美洲猛烈的电闪雷鸣；蝾螈；
鸡蛋之中发现的又一个鸡蛋；印第安人的计时法，以及其他几十种各式各样
的事物。在一封伴随着运往英国的六、七种美洲特有植物的信件中（1716
年 7 月 24 日），他谈到了植物杂交问题，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有关这一问题
的最早论述。很有意义的是，他的观察涉及玉米，这是后来的遗传学家也感
到特别适于作实验的一种植物。马瑟的思想相当开放，以致很快接受了那时
刚由尼赫米亚·格鲁阐述的开花植物是有性繁殖的假说。
从早年起，科顿·马瑟就对医学有兴趣。他曾想以此为职业，但哈佛学
院没有这方面的正式课程，他就只好自想办法，主要依靠自己阅读。在这一
方面，马瑟的经历和以后的富兰克林也很相似。就像富兰克林关于电的发现
那样，马瑟的医学思想几乎不可能出自一位博学的专业医生的头脑。
就我们现在所知，英属美洲殖氏地的第一篇医学综述论文是由科顿·马
瑟于 1724 年写成的。这篇论文的题目《巴瑟斯达守护神》，虽然来自根据
《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至四节）中提到的著名的康复水潭的名称，但看
来却是由于马瑟受到了著名自然科学家罗伯特·博伊尔著作的启发之作。尽
管马瑟和其他一些人就天花和麻疹等题目发表过很多零星的论述，但这篇综
述论文在十八世纪并没有公诸于世，虽然很多人都知道有这篇手稿。在他死
后的十多年里，他的儿子塞缪尔竭尽全力想使它出版。
马瑟的请教神学观点可能加强了他对研究疾病的兴趣，这种观点强调原
罪和隐秘的人性两重性。请教对罪孽的强调看来以一种迂回方式加强了美洲
科学的经验主义特征，它甚至可能帮助了美洲医学实践从博学的欧洲同行的
教条主义中解脱出来。至少对马瑟来说，这种思想上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
他在第一章的开头作了这样一番解释：
让我们把罪孽看作是疾病的根源。世上可能有两千种疾病，而且其中任何一种都确实可能搞垮
我们！但是，根子在哪里？请记住，正是罪孽将疾病带给这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