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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证据学研究所所长何家弘
2006年5月写于北京世纪城痴醒斋
自序
这是一个极其平常的夜晚，平常得和往日的夜晚比显不出一点本质上的区别。窗外霓虹闪烁，夜色斑谰，室内寂寥无声，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灯光把我的身影放大之后投放在墙上，看上去就像一个月色中的独行侠。说实话，我喜欢这样。
许多年来，我所度过的夜晚，有跟踪守候的艰辛；有深入虎穴的危难；也有乘坐高档轿车入住豪华宾馆每日灯红酒绿的风光。欲买、欲卖，巨额投资的阔论高谈。即是导演又是十足的演员。钓鱼上钩，引蛇出洞，狐狸也要掉进我们的陷井。然而，也时有风声鹤唳和彻夜不眠……
今天，很难像今天这样一杯香茶，一支香烟，一个人坐下来静静地回顾自己所走过的历程和所办过的案件。
回忆令人感到充实，沿着记忆深处的小路，我清晰地看到了我所踩出的足迹已形成了路。不管是自觉也好，不自觉也好，我始终坚信我活得很精彩，干得很成功。至于说创办克顿侦探所并在国内外有所反响，这算不算是干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儿那我不管，但不论怎样，在这个领域，我还算是勇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毕竟做了一些在许多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事情 ，毕竟成功地办结了几百起鲜为人知的案件，毕竟是干了我自己所最想干和最爱干的事情。我为我成了这片荒芜土地的开拓者而荣幸。
人到中年，人生过半，我没有时光如能倒流的感叹，而是注重每分每秒的光闪。从人生阅历上看：我从咿呀学语到淘气少年、从独自串联到上山下乡、从当兵服役到退伍复员、从公安派出所所长到私人侦探，这期间，几多艰辛？几多磨难？几多沉浮？几多辉煌？而从另一方面看，我的情感历程也承受了极度的考验：从萌情初恋到结婚生子，从中年丧子到父母双亡，从错位恋情到最终婚变……这里边几多甜蜜？几多张惶？几多悲哀？几多渴望……我经历得真是太多太多……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1）
“西方国家有私人侦探，现在我们中国也有了，在沈阳成立的一家叫克顿调查事务所的就是这样的机构。创办私人侦探机构是对公安事业的有益补充，这是新生事物应予以支持。”
儿子死了，我的心也似乎被儿子带走了。生活中，我成了一个没有希望、没有快乐，干啥都觉得没有意思的木头人。
坐在办公桌前面对和儿子生前的合影，我痴痴呆呆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我出生在沈阳城西北郊区的四方台村，这个村子隶属于现在的于洪区解放乡。村子的历史并不悠久，但村里的老年人对外说起这个村子的时候，却常常好把它和当年的乾隆皇帝联系在一起。说是，乾隆皇帝当年到盛京来的路上曾途经此地，还说当年村头有座小桥叫四方桥。乾隆帝走上四方桥的时候，心血来潮曾出了个上联叫跟随他的宰相刘罗锅子对句。乾隆帝的上联说：“四方桥，桥四方，站在桥上望四方，四方四方真四方，”而刘罗锅子对的下联则是：“万岁爷，爷万岁，站在桥下呼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其实，只要了解点野史的人都清楚，这是乾隆微服私访时的一段民间传说。
据父亲讲，我家祖籍山东曲阜，是地地道道的孟子后代。到了太爷那辈，山东遭灾，地里颗粒不收，太爷只好领着几个兄弟闯关东，最后就在四方台村扎了根。但究竟是先有的村子然后接纳了我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还是此地原本荒凉一片，太爷和他的兄弟们落脚之后垒土为屋才慢慢形成村落，这我没有考证。不过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那就是最初的四方台村村民大多是我们孟姓人。我现在也深信，在我的身上，打小就带有祖上那种敢于闯荡，勇猛无畏的遗传基因。
不过，我太爷长得什么模样，一辈子都干了些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爷爷年轻时先是靠给地主当长工，后来靠偷艺掌握了烧酒和做豆腐的技术，并在离家不远的平罗堡谋得了一份为人烧酒的活计，慢慢得才把家庭建立起来。和许许多多圣人的后代一样，我爷爷尽管自身没有文化，但却把文化看得比啥都重要，因此，在他经济还不十分充裕的时候，就咬着牙把我父亲培养到了国高毕业。
父亲正是凭着爷爷给打下的经济基础和本身识文断字的优越条件，才娶到了有“小家碧玉”之称的我母亲。在同龄人中，父亲当年极具文化优势，因此刚刚实行“土地改革”时，新婚不久的父亲就当上了土地改革工作组的文书，待共和国成立之时，父亲已是乡里干部。当年，父亲还有一次肯定会改变自己一生的机会，那就是沈阳城解放之后，新闻战线缺少文化人，区里正式推荐父亲到《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带着这个消息回家后赶忙请示爷爷，爷爷抽着蛤蟆烟沉思了大半天之后才一字一句地说：“你都娶妻生子、成家立业了，而你弟弟却刚刚成年，又没啥事干，不如把这个机会让给你弟弟，如果你愿意进城，将来再另找机会。”父亲绝对是个孝子，对爷爷的话不论对错，就知道一个执行。于是，叔父顶替了父亲的名额，高高兴兴地进了《辽宁日报》社工作。父亲则在乡里干了几年之后，就遵从爷爷的安排，赶着一挂马车进城做起了拉脚生意。
那时候，父亲特别好摆弄马，有时候没活，父亲就到马行去和人家一起谈马经。总想把看好的马买下来。好在那时候城里的机动车极少，父亲赶车拉脚的收入也相当可观，不过父亲所挣的钱除了养活全家六口人外，大部分都给了爷爷，父母为此也经常争吵。那年爷爷卖掉了收获的高粱，加上积攒的钱给我们在城里买了房子。后来，爷爷和奶奶干脆也从四方台老家搬到了城里。这样，父亲拉脚所挣的钱，等于是养活了两家人。
50年代，父亲在沈阳城小北边门拉脚的时候我才三四岁。那时只要天气好，父亲拿着鞭子一说走，我就会嚷着闹着要跟父亲去。妈那时又怀了我弟弟，对我也顾不过来。而父亲则让我坐在马车沿板上靠近他，赶车就走。中午饿了，父亲就给我买上两个杠子头和一碗豆腐脑吃，困了，就让我躺在他怀中睡一觉。
我8岁的时候，妈妈送我到沈河区令闻二校上学读书。那时候学校抓得不紧，作业也不多，家长由于孩子多照顾不过来，因此，放学之后和星期天，我和般般大的孩子基本上都处于没说没管的放羊状态。
我敢说我打小就具备组织和领导能力，并颇具谋略。当时我家居住在惠工街的山东堡，那里和我上下差不了几岁的孩子每条巷子都有十多个，我们这条巷子的孩子无论是比我大的还是比我小的，只要我招呼一声，他们都会响应。慢慢的，我们以巷为界，形成了孩子帮。有一次，我们帮里有一个男孩儿被别的巷子的孩子给打了，他被打后不是去找自己的父母，而是找到了我，我一听就叫了几个帮里的小伙伴，埋伏在巷子口，堵住欺负他的那个小男孩儿就打，直打得他跪地求饶才算罢手。事后，为了感谢我们几个小伙伴的仗义相助，找我帮他打架的那个小男孩儿还从家里偷出了一瓶酒。有了酒，我们都回家取了个小饭碗，然后分别用别针将手指肚扎出点血滴在酒碗里，模仿着江湖好汉的样子，歃血为盟。此后，除了上学以外，我们这帮小伙伴几乎是整天在一起玩耍。有的时候，我把小伙伴们分成两伙，用废纸包上土当做炮弹对攻，常常打得满脸满身全是脏土，整个小巷乌烟瘴气。
开篇：脱下警服当侦探（2）
十来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干的另一件淘气事就是扒火车。那时候，我家的房后就是火车道，又恰好是火车刚刚出站的转弯处，每有火车通过，行进的速度就会放慢，每当经过的货物列车放慢速度时，我们几个身手敏捷的同伴就快速爬上去：火车拉煤，我们就往下扒煤；火车拉水果，我们就往下扔水果，扔了一阵，待火车转过弯去加速之前我们就会飞身跳下，然后和在下边接应的小伙伴们一起收拾战利品，由我给他们每人分得一份之后各回各家。我领着小伙伴们在外边淘气干坏事，父亲知道的不多，后来我的二弟和三弟也加入了我的队伍，这才引起了父亲的关注。
我父亲是个讲究家教的人，但他信奉的是棍棒底下出孝子，而决不是老祖宗孟夫子所提倡的温良恭俭让。每当我领着两个弟弟出去淘气回来，父亲就会命令我们站成一排，然后让我们伸出手来，他用竹板子逐个地打我们的手板。有一次，父亲知道了我带头扒火车的事，气得把我吊在了房梁上一顿暴打，直到呵护我的姑妈来和他拼命他才把我从房梁上放了下来。父亲对我们管教得很严格，但他除了叫我们别淘气，别惹祸之外，并没提出什么太具体的要求；倒是妈妈常常苦口婆心地谆谆教育我们要好好学习，遇事要多动脑子，将来也好有些出息。也正是为了不让妈妈伤心，我才对学习十分用心，学习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60年代初，父亲的车马已拼入城里的交通运输联社。那时的父亲患上了肺结核病，家中的担子便落在了母亲的身子。一边要给父亲治病，一边又要养育六七个孩子，逼得实在没有招了，妈妈便带上我和我的两个姐姐，春天到郊外去挖野菜，秋天就拉着带车子（人力车）去郊区蔬菜地里捡菜帮子卖，以此艰难度日。后来，母亲看有人从沈阳往黑龙江偏远山区倒药有利可图，就到药店买了一些止痛片等常用药，带上我乘火车闯入了黑龙江偏远的乡村和山区，除了挣了一些钱之外，还换回了一些苞米面。现在回想起来，要不是妈妈当年所具有的商品意识和敢于闯出去的勇气，我父亲的病无钱医治不说，我们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