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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源流（2）…（图）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是“贵义贱利”，正像董仲舒所说：“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王学泛滥之后，人们——尤其是士子，已普遍认为：“义即在利之中，道理即在货财之中”，唯有这样去认识义利，“乃不流于虚，而天下、家乡受其益也（陈弟《义利辨》）。”在这股新思想的诱导下，士子们开始把目光投向经济，并自觉地从文化活动中开掘人伦世俗的生活情趣。因此，明代中后期，不仅有茶的专著陆续问世，而且数量多、质量好。 概观明代主要茶著，其作者几乎都集中在江浙一带，这显然与上述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前列诸书，编撰者许次纾、高濂是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屠隆是鄞县（今浙江宁波）人；顾元庆是长洲（今江苏苏州市吴县）人；周高起是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人。尤其是屠隆，曾发表过大量“异端”议论，实不乏晋人放诞自负之风格，成为开创一代新风的急先锋。且颇为袁宏道所激赏，曾评曰：“屠长卿一人，轩轩霞举，略无些子酸俗气”。 茶书的相继问世，不但给茶事的发展推波助澜，而且是中国工夫茶中心区已达鼎盛时期的重要标志。可见明永乐年间，尽管由于京都北迁而隐伏着文化中心迁移的危机，但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社会心理的“潜文化”，却仍然依靠历史的习惯定势维持着自身的稳定性和延续力，没有与权力中心的变异形成直接而迅速的对应性效应。 正是由于不同地区间存在着文化力度的差异，而文化的辐射性与受容性又是文化存在的形式，因此与中心区相对应的是“外围”区。在明代，闽粤地区便成了中国工夫茶的“外围”地区。 潮州地区的饮茶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潮州八贤之一的张夔，是政和七年（1117）进士，他的《送举人》诗中有句：“燕阑欢伯呼酪奴，鸾旌凤吹光寒儒”（见《潮州三阳图志辑稿·卷之四·艺文志》）酪奴是茶的别称；这句诗说的是酒宴之后进茶助兴。 至明代，因受中心区的影响，潮州饮茶已渐次成风，并较多见诸文字记载。正统年间，潮阳教谕周泰《治干寺》诗云：“僧童煮茗烧红叶，游客题诗扫绿苔。”（载顺治《潮州府志·卷十一》）嘉靖十一年（1532）状元林大钦《斋夜诗》（载《东莆先生文集·第五卷》）云：“扫叶烹茶坐复行，孤吟照月又三更。城中车马如流水，不及秋斋一夜情。”嘉靖《重刻五色潮泉插科增入诗词北曲勾栏荔镜记》《梳妆意懒》有句：“安排扫厝点茶汤”；《闺房寻女》有句：“不见益春点茶汤”；万历《重补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借银往京》有句；“讨茶来食”。 有明一代，潮州地区饮茶显然较前朝普遍，却尚未成风。万历《潮中杂记·卷十二》载：“潮俗不甚用茶。故茶之佳者不至潮。”足见饮茶之事，尚不能引起文人学士的重视，遂致饮茶细节未详。至于饮茶专著，则付阙如。但作为工夫茶之“外围”区域，出现这种情况是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大凡文化辐射，都是通过人口迁移、商贸、宗教、文化交流、战争等诸因素来实现其弥漫与扩散的，且进程缓慢。如前所述，明代永乐年间，京都北迁，江浙地区便潜伏着工夫茶中心转移的危机。作为“外围”地区的潮州，在接受较长时期的辐射、整合作用之后，却是以此为契机，逐渐积聚着取而代之的势能。工夫茶文化中心区正呈现“接力棒式”的转移。
明清易代，社会出现了空前激烈的大动荡局面。身处其间的士子，在感受“亡国”的切肤之痛后，遂认定明王朝的垮台，与理学的“性命之说，易入虚无”（章学诚《文史通义·朱陆》）的空谈关系至钜。经过深沉的反思，清初思想家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陈确、唐甄、颜元等，以其深厚的实学根柢，本着“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的精神，积极倡导“经世致用”，并身体力行，为传统文化输入了新鲜的人文思潮，让文化尽量贴近经济，并号召士子踊跃从事“治生”经济活动。顺治举人唐甄，曾任山西长子知县，晚年却转而“以贾为生”。他在《潜书》中声明；“我之以贾为生者，人以为辱其身，而不知所以不辱其身也。”这几句话的主旨是说，之所以弃学从商，是为了使经济生活能够独立自主；只有这样，才能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达到“不辱其身”的目的。这股有代表性的思潮，以强劲的势头继续发展，紧接着便出现了“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势益重”（《落帆楼文集·卷二十四·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的人文文化流向。做为经济活跃地区的江浙一带，人们的注意力急剧转向。到了乾隆年间，“重商”倾向可谓登峰造极。浙江吴兴人姚世锡《前徽录》载，当时的士子竟然“用晚生帖拜当商”，“而论者不以往拜为非”。显然，在金钱大潮强力度涌动的环境氛围中，人心浮动，人们已无暇顾及“工夫茶”的品饮。清代中叶以后，江浙地区便失去了工夫茶中心区的地位。
第二部分潮州——工夫茶中心区地位的确立（图）
什么叫“工夫”？一般有四解；一是工程和劳力；二是素养；三是造诣，成就的程度；四是空闲时间。“工夫”与烹茶方法联袂，称“工夫茶”，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清代俞蛟《潮嘉风月记·工夫茶》，全文照录：“工夫茶，烹治之法，本诸陆羽《茶经》，而器具更为精致。炉形如截筒，高约一尺二三寸，以细白泥为之。壶出宜兴窑者最佳，圆体扁腹，努咀曲柄，大者可受半升许。杯盘则花瓷居多，内外写山水人物，极工致，类非近代物，然无款识，制自何年，不能考也。炉及壶盘各一，唯杯之数，则视客之多寡。杯小而盘如满月。此外尚有瓦铛、棕垫，纸扇，竹夹，制皆朴雅。壶盘与杯旧而佳者，贵如拱璧，寻常舟中不易得也。先将泉水贮铛，用细炭煎至初沸，投闽茶于壶内冲之，盖定，复遍浇其上，然后斟而细呷之，气味芳烈，较嚼梅花更为清绝，非拇战轰饮者得领其风味。余见万花主人，于程江月儿舟中题《吃茶诗》云：‘宴罢归来月满阑，褪衣独坐兴阑珊。左家娇女风流甚，为我除烦煮凤团。小鼎繁声逗响泉，篷窗夜静话联蝉。一杯细啜清于雪，不羡蒙山活火煎。’蜀茶久不至矣。今舟中所尚者惟武夷，极佳者每斤需白镪二枚。六篷船中食用之奢，可想见焉。” 以上录俞蛟论“工夫茶”全文。需加说明者，前此有成书于雍正十二年（1734）之陆廷灿《续茶经》，其卷下“茶之出”引《随见录》有云：武夷茶“其最佳者名曰工夫茶”。陆文之“工夫茶”乃指茶种，因制工精细得名，并非品饮艺术。故专指茶艺之“工夫茶”，仍以俞文为首见。 俞文对潮州工夫茶的记述，与今之流行程式几近一致；可见至迟在乾隆年间，潮州地区的工夫茶冲泡方法业已形成规范，发挥了为研究者们提供一种理论上和方法上的信念的作用。 俞文阐释了“工夫茶”三种主要内涵：那就是茶人的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