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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从《东周列国志》和一些古籍上看，女子的贞洁观已经有了。如当时出妻的理由主要有七条，称为“七去”，其中第二条就是犯淫。秦朝是首制礼法，到汉朝时就不仅有礼法制约，更有奖励制度加以强化和倡导了。公元前58年，中国首开对女子贞顺进行奖励的行河。177年后，又有了旌表贞节的事，有节义的妇人可以得到十斛谷米。刘向是中国文人中第一个详细记述贞女事迹的人，他作了《列女传》，对女子的礼仪和贞顺作了明确的表述。
历史上宣言女子贞节和男尊女卑最反动也最直接的是寡妇班昭作的《女诫》七篇。“三从四德”就是从她开始倡导的。她认为，夫妻之好，应是终身不离的，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要顺从丈夫，既使理曲也不能争，只有这样，女子才永远地被丈夫拥有。以女子的身份来劝戒女子，以女子的口来说出女子应有的道德，这是最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事件。班昭是中国第一个把全部中国妇女推向道德深渊的文人。
刘达临：不过，没有班昭，也会有李昭、王昭来作那样的文章。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唯尊孔儒以后，各种礼教与法规就应运而生，对女子的这些戒律还是建立在儒家观念基础上的。真正的祸首是董仲舒和儒家观念。
自汉以后贞节观越演越烈，道德家简直就把它磨成一把利刃，可以借此杀人。十六国之一的前凉王张天赐，有宠妾阎氏和薛氏。有一天张天赐重病卧床，自觉性命不长，对二宠妾说：“你们将何以报我？我死后，二人岂可再为他人妻！”二妾回答说：“你若不避讳谈死，妾请求殉死，供洒扫地下，誓无他志。”到张天赐病危时，二妾都自刎而死。后来，张天赐的病却好了。可见，那时女子的贞节观已经很强了。
徐兆寿：这种贞节观的确很可笑，但是，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张天赐没有和二位宠妾的对话，也没有对她们提出任何要求，在他死后二位宠妾若自杀，又该怎样理解？这种贞节似乎一直被后人称道。若从这个意义上讲，贞节本身是需要的，也是爱情的内在要求，但只是提法错了，因为即使在男女平等的今天，也有女的为男的殉死的，却不存在男尊女卑的不平等，和贞节的伦理在约束他们，只是两情相悦。这一直是人们对爱情的悲剧理想。唐朝著名的宰相房玄龄年轻时大病将死，他对妻子卢氏说：“你年少，不必守寡。”卢氏哭着到帷帐之中，挖出了自己的一只眼睛给房玄龄，表白决不再嫁。我想，这种贞节是出自其本心，并无被迫的意思。在古人来看，为道义而死，杀身成仁，都是很高尚的。这种贞节应该说是很高尚的。
刘达临：从现在来看不能完全否定女性对性的严肃性，但是从整个历史来看，这是需要否定的，因为它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男权思想统治下的产物。它是出自一种男性需要，而不是女性自身的需要，说透了出自一种经济上的需要。
第二部分第26节 敦煌的性文化
徐兆寿：唐时对女子的性自由好像宽松了很多，婚前性行为、婚外恋、离婚和再嫁的现象较为普遍。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道：“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唐代的传奇小说大多写的就是这样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最可笑的是，唐人竟然把牛郎和织女的故事也进行了改编，说织女丢下牛郎，夜夜到人间和情人私合。情人问她怎么敢丢下牛郎独自下凡，织女却说，关他何事？何况河汉相隔，他也不会知道。这个故事虽然纯属虚构，但却反映了当时唐人的性开放观念，甚至有点纵欲了。
从今天发现的敦煌资料来看，当时女子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当时，敦煌的少女可以亲自选夫、问夫，直到满意为止。据文献记载，男女在结婚前还可以试婚，试婚时要签一份协议。在日常生活中，裸俗也颇为流行。
从唐诗和史料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嫖猖狎妓之风盛行。唐朝的妓女之盛，对社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有影响。“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唐朝的文人可以说是最放达、豪迈了，“风流”和“才子”大概也是从那时连在一起的，并与情欲相关了。
为什么那时会有这样一种相对自由的风气？
刘达临：唐时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其信心和力量都很充分，又实行对外开放，各方面政策都很宽松，对性及伦理方面也相对自由。其次，唐时的主要精力一是放在发展生产力，进行经济建设，二是开土拓疆，巩固广大的疆土，人民的生活水平比较富裕，生活也比较稳定，享乐思想盛行。三是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结果。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少数民族的血统，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北魏，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另外，敦煌文化更多地来自西域，在和唐文化融合时便带上西域文化的色彩，所以敦煌的性文化显得非常特殊。
徐兆寿：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讲，实际上还有三点是应该重视的，甚至说是重要因素。一是魏晋南北朝时文化的大融合带来的哲学上的兴起，使隋唐文化表现出开放的大气魄。放任旷达的魏晋遗风正是唐朝雄风的前奏，可以说，没有魏晋时期玄学对汉文化特别是对儒家文化的改造，没有民族大融合带来的异族情调，没有这种杂合，就不会有盛唐。二是李唐王朝在宗崇道家的时候，并没有像秦汉时那样“焚书坑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是仍然实行开放的政策，使各种文化尤其是佛教文化盛传于世，文化的杂交使唐文化散发出奇异的光芒。三是与李唐王朝广阔的胸襟有关。每一个王朝的开国皇帝在建国初总是要重修伦理，教化民心，这就要实行一些严厉的政策；同时杀戮有功之臣，以此稳定朝野。在这方面，李世民是一个特例。也许这与他的出身和个人修养有关。历代开国皇帝不是农民起义起家，就是仇恨太多。秦始皇自幼生于赵国，童年的不幸是他残暴性格的原因；刘邦出身平民，朱元彰出身市井，早年的低微生活和后来的皇帝生涯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所以他们内心不安，开始诛杀功臣；元朝和清朝的皇帝都是来自异域，民族间的仇恨一直使他们不安，因此实行很多严酷的政策对民众加以压制。只有李世民出身豪门，性格上较为宽容——虽然他也诛杀了兄弟，被迫父亲下台——这些正是他实行开放和宽松政策的个人原因。唐代后世君主皆模仿太宗，这也正是整个唐朝强盛的一个原因。在以阶级论为基础的史学观和文化观下，个人的原因总是被忽视，实际上个人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的皇帝，其性格、修养和胸怀会影响一个时代，甚至整个王朝的命运。这三个方面从总体上讲，就是“宽容”二字。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宽容的文化背景，所以才有了对性的宽容。性在很大程度是就是一种文化，是一种伦理。
第二部分第27节 “愚女政策”
刘达临：也可以这样理解。但到了宋明之时，理学对女子的贞节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程朱理学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为学之道，对女子的贞节观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一是“男女授受不亲”的隔离与疏远，二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轻死重节之道。
徐兆寿：人欲，天所赋予，这本身就是天理，可是程朱理学竟然就能把这二者对立起来，天理何存？真不知道当时人们怎么会相信他们的道理！这与早期儒家的观念已经离得很远了，甚至说相互对立起来了。至于“男女授受不亲”这样无理的话他们也能想出来。
刘达临：程朱理学的观念在宋时还只是一种观念，到明朝时就开始发挥作用了。明朝是奖励贞节最有力的时代。什么没有了，或者说需要什么，社会就会强调什么，奖励什么。明太祖在洪武元年就下过一个诏令：“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还大树牌坊，奖励贞节。
徐兆寿：三十岁到五十岁，是一个妇女性生活最重要的阶段。五十岁以后，妇女基本上就没有性能力了。这的确是“灭人欲”的做法，但真的保存了天理吗？这天理是谁的天理？真是荒谬。
刘达临：这种奖励制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甚至有人为了家庭的荣誉和经济上的利益谎报守寡年龄，而且“蔚然成风”。最可怕的是贞节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列女传》上说，有个蔡烈妇，和丈夫叶三以打柴为业，家庭贫穷，后来叶三病重，自知不起，便对妻子说：“在我活着时你就改嫁吧，不要再受三年苦了。”蔡听了便梳洗、更衣，同时以刀置袖，前去对丈夫说：“我先嫁人了！”以刀刎颈而死。叶三大惊，也很快死去。这是以身殉夫。明代莱州人李逊之妻苏氏21岁时夫亡，膝下无儿无女，孤身守节69年，丈夫的财产等全部送给夫侄，一毫不取，贫困终身。这是终身守节。开封有个单三姐，14岁，貌美，邻居恶少要强奸她，她拼命抓住中衣，被恶少一刀杀了。官府在确认她未失身时，才旌表她为烈女。如果死前已被强奸，那就不可能被旌表了，连她的家人也会很不光彩。这就是烈女。这真是宣传的结果。
徐兆寿：烈女的故事真是可笑！可悲！可叹！如果人欲真的那么可怕，可恶，为什么还要为人呢？不如为草木也！哎！对了，我倒真想起来了。《红楼梦》宣传的不就是这个理吗？女人是水做的，在结婚后（或者说在发生性行为后）就脏了，而男人是泥做的，天生就脏。所以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竟成了最高理想，成了歌颂的对象。林黛玉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