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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不迁移，则永不能移动。不要临时抱佛脚，请授权浙大自己视情况决定。”
航空委员会朱国华来见竺可桢，说湖口确已失陷。如此看来，浙大西迁
势在必行，而且必须立刻着手。竺可桢离开武汉前，陈立夫同意浙大西迁，
并说：“希望能迁到贵州。”
竺可桢感到事不宜迟，立刻着手迁校的准备工作，正为校址费脑筋之时，
却收到家中来电，要他火速回泰和。竺可桢匆忙赶回家，在黄昏落日里迎他
归家的是竺梅、竺安、竺宁三个孩子。竺梅安慰心急如焚的父亲：“爸爸，
妈妈的病好点了。”竺可桢心情沉重，发觉身边还缺衡儿，竺梅不敢隐瞒，
泪水汪出来：“衡儿没得了！”竺可桢一时心痛如绞。回到家中，只见侠魂
躺在床上，形容憔悴，唏嘘不能言语了。见她双唇蠕动，竺可桢贴近她，听
她说：“我怕这辈子再也不能相见……”竺可桢握住她的手，守在她床前，
等她安睡了，又向医生询问病情。在侠魂夫人病床前，竺可桢百般劝慰，精
心照料。1938年8月3日11时，张侠魂与世长辞。竺可桢一时感到生活失
去了重心。他将侠魂喜爱的手表和自来水笔放入棺木中让她带去。9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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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张侠魂、竺衡于玉华山之阳，地名松山。17日，竺可桢领了梅儿和彬彬到
松山张侠魂和衡儿坟前与之告别。浙大再次西迁上路。
西迁路上，竺可桢夜听秋雨潇潇，辗转难眠，忆起侠魂，悄然泪下，作
了两首悼亡诗用以寄情：
一
生别可哀死更哀，何堪凤去只留台；
西风萧瑟湘江渡，昔日双飞今独来
二
结发相从二十年，澄江话别意缠绵；
岂知一病竟难起，客舍梦回又泣然。
浙大的繁忙公务冲淡了竺可桢的丧妻之痛。11月1日，浙江大学在宜山
标营厅举行开学典礼，竺可桢对师生发表了 《王阳明先生与大学生的典范》
演讲，他推崇“知行合一”。并提出以“求是”二字为浙大校训。后来竺可
桢又请马一浮作 《浙江大学校歌》，全文如下：
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惟学无际，际于天地，形上谓道，形下谓器。礼
主分别，乐主和同。知其不二兮，尔听斯聪。
国有成均，在浙之滨，昔言求是，实启尔求真。习坎示教，始见经纶。
无曰已是，无曰逐真。靡革匪因，靡因匪新。何以新之，开物前民。嗟尔髦
士，尚有其闻。
念哉典学，思睿观通。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兼总条贯，知至知终。成
章乃达，若金之在熔。尚亨于野，无吝于宗。树我邦国，天下来同。
浙大在宜山时期，学生为抗战举行义卖募捐，竺可桢捐出侠魂生前的12
件物品。自侠魂辞世后，竺可桢省吃俭用，积攒了1000元，他想把这笔钱捐
给浙大，设立侠魂纪念奖学金，以周济二、三、四年级女生中家境贫寒而成
绩优良者。此事完成后，竺可桢深感宽慰。
迫于时局，宜山也不能久住。在敌军的轰炸中，浙大损失重大。浙大必
须再一次西迁。教育部允许浙大迁往贵州。
竺可桢肩负浙大与气象所两副担子，拖着几个孩子，生活艰苦。朋友都
劝他与陈汲赶紧把婚事办了，家里好有个照应。竺可桢觉得此事不能太仓促。
他决定去嘉定与陈汲长谈，二人同游峨眉山，在千佛顶，二人定下了终身相
许的情缘。
11月24日南宁失陷，宜山震动，浙大被迫西迁。浙大师生员工及眷属
在西迁中，流离四散，忍饥挨饿，处境艰难。竺可桢四处奔走，争取经费，
为迁校操心劳力，历尽磨难，终于到达贵州。
六、黔北岁月
浙大迁到黔北，分布在遵义城、湄潭县城及所属永兴场三个地方。校本
部和文学院、工学院、师范学院文科各系在遵义，理学院、农学院、师范学
院理科各系先在遵义，后住湄潭，一年级设在永兴。
遵义地处娄山关以南，乌江以北支流湘江的河谷盆地，是从贵阳到重庆
通道上的重要城市。浙大自1940年迁到黔北，直到1946年才返回杭州，在
贵州避战时之乱长达六年半之久。在此期间，浙大的教学秩序比较安定有序。
浙大避开战火，生活安定下来。竺可桢处心积虑地想方设法办好浙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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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黔北的六年半，浙大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有了较大发展。在扩大规模的同
时，浙大在教学质量和科学研究上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浙大的发展得益于竺可桢的教育思想和工作作风。在教育思想方面，他
一再说明：“大学教育的目的，决不仅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
类”，而主要是培养“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云、转移国运的领导
人才”。而这种“领导人才”必须具备以下四个条件：一、肯牺牲自己，努
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二、清醒的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远虑、不
肯盲从的习惯；三、明辨是非而不徇利害的气概；四、健全的体格。竺可桢
反对读死书，鼓励学生们关心国事、关心民众疾苦和公益事业。竺可桢还强
调坚持求是精神，把它作为培养学生的重要内容。为了使浙大具备一个强大
的教授阵营，竺可桢费尽心血，多方努力延聘了一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一流教
授。在治校管理方面，竺可桢采取民主办学的工作作风。当时身为一校之长
的他完全可以大权独揽，但他认为专制不是好办法，因此成立了校务委员会，
由教务、总务、训导三长，永兴部主任、各院院长和由选举产生的其他一些
教授组成，共定学校方针大计。竺可桢为了浙大可谓呕心沥血。正是这种求
是学风和民主精神的发扬，为浙大赢得了“东方剑桥”和“民主保垒”的美
誉。
浙大一切就绪。1940年2月底竺可桢前往重庆，主要目的是为浙大筹措
经费，还有许多其它公务活动，并于3月在重庆与陈汲结为秦晋之好，4月
底，夫妻双双同返遵义。同年12月14日生一女，取松为名。
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举行倒孔游行。“倒孔”针对当时行政院
长孔祥熙在国难当头的抗战时期营私舞弊、大发国难之财而起。而直接的导
火索则是孔夫人在香港沦陷前用专机运送宠物，而许多著名进步人士则因缺
乏交通工具而不能脱险引起义愤。消息一经传出，舆论哗然，西南大学学生
首先掀起倒孔游行。浙大学生情绪激愤，组织游行示威。作为校长，竺可桢
怕学生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百般劝阻不要上街游行。实在不能阻止，竺可
桢就加入学生的队伍并走在队伍前面，以保护游行学生的安全。
“倒孔”游行在竺可桢的努力下没有发生冲突，但是一些政客妄图利用
这一事件向蒋介石邀功，蒋介石得知浙大举行“倒孔”游行后勃然大怒，说
要严办。竺可桢千方百计保护学生逃离当局的迫害。当局不甘罢休，又制造
一系列迫害学生的事件，借口搜出反动标语捕去潘家苏和膝维藻两人。竺可
桢领导全校师生展开营救潘、滕的活动。查找证据证实叶道明指控学生私藏
反动标语完全是栽脏。竺可桢还前往拘留潘、膝的德园探望二人。直到救二
人脱险，竺可桢才欣慰自己尽了师长的责任。
1944年，日军由湘北一路南侵攻入广西境内，11月敌军北犯，12月攻
陷贵州，史称黔南事变。一时人心大乱，竺可桢肩负全校千余人的安危责任，
心急如焚。教育部却函电浙大撤消，合并入中央大学。竺可桢据理力争，终
于保住浙大。
在“黔南事变”中，经浙大学生发起、推动和组织，遵义全市掀起了空
前规模的劳军运动，后来又发展组成浙大的第二次战地服务团。竺可桢对这
些活动一直采取了热情鼓励的态度。事变之后，浙大学生出于爱国热忱，纷
纷弃笔从戎，志愿参军。竺可桢不但主张志愿者参军，还主张留校的人都学
习军事科目，以随时参加前方的军事工作。后来，浙大五位同学被诬陷为共
产党而被捕，竺可桢义愤填膺，经过几番交涉，四处奔走，终于使五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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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释，其他一些参军的同学也先后退伍返校。
1945年3月14日，竺可桢因公滞留重庆，有人告知他训导长费巩失踪
了，竺可桢大吃一惊。费巩为人正直坦诚，是疾恶如仇的正人君子，极受浙
大学生爱戴。他常常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又时常救助被特务机关迫害的学生，
被特务机关视作眼中钉。他四处探听费巩的消息。竺可桢推测费巩一定是被
特务绑架去了。但特务机关拒不承认。费巩失踪还未平息又起一波，邵全声
被军统逮捕，竺可桢又忙于营救邵全声。国民党为了逃避罪责，让邵全声作
替罪羊，严刑逼他供出在趸船上推费巩落水致死，宣告判处邵全声死刑。竺
可桢坚持不懈地一再营救，终于将邵保释出狱。然而费巩下落始终不明。
抗战胜利的消息传到遵义，倾城欢庆。竺可桢兴奋不已，一夜不眠。与
学生们兴高采烈地共庆抗战胜利。竺可桢急不可待，想尽快将浙大迁回日夜
萦怀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