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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成书约在战国晚期，其后流传颇为曲折。经后人考证，流传下来的58 篇本《尚书》中，汉代今文33 篇，基本是先秦之作，较为可信。另外25 篇为魏晋人的伪造。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记载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及夏、商和西周的历史，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政治制度、重要事件及天文地理等情况，是研究中国远古史极为珍贵的史料。书中所体现的原始民主、天人感应、明德任民、大一统、五行等思想观念，对后世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论衡》
（东汉）王充（27～约97）
北京古籍出版社1957 年版，刘盼遂《论衡集释》。
东汉王充著，85 篇，20 余万言，现存84 篇，缺《招致》一篇，是一种被封建正统思想者视为异端的著作。
《论衡》的主要内容是考辩伪书俗文，疾斥虚妄之说。“论衡”的“衡”字，意思是指天平。“论衡”即意谓评定当时言论价值的天平。王充不仅批判汉儒的天人感应学说和谶纬迷信的虚伪，甚至把论辩的焦点指向儒家圣贤孔子、孟子；并对儒家经典提出多种疑问，这种离经叛道的精神，在独尊儒术的当时是相当有胆识的，也因此受到封建正统学者的排斥。王充批判地吸收了先秦各家各派的思想，特别是道家黄老学派的思想，对先秦诸子百家都进行了系统地评述，因此，后人称之为“博综众流百家之言”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
近代以来，《论衡》备受关注。侯外庐等人在《中国思想通史》里给予
王充高度的评价：“王充的反谶纬反宗教的思想，毫无疑问是中世纪思想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异端’体系，是两汉以来反对‘正宗’思想的与反对中世纪的神权统治思想的伟大的代表。”
《四书集注》
（南宋）朱熹（1130～1200）
中华书局《四书章句集注》标点本。
《四书章句集注》的简称。朱熹，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出生地是福建尤溪。朱熹一生著述众多，涉及经学、史学和文学，其中最重要的是《四书集注》。“四书”指的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朱熹继承了北宋二程等人的思想，将此四书合编加注，历时近40 年完成《四书集注》，形成了与“五经”同等重要的“四书”概念，“四书五经”成为儒家经典的总称。
朱熹以理学注《四书》，以《四书》论理学，将《四书》编排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朱熹认为，人们必须先读《大学》、次读《论语》、再读《孟子》、最后读《中庸》，按照这个顺序读《四书》，才能步步深入，领会儒家义理，获孔门真传，从而突出了理学在儒家道统中的正宗地位。
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阐发了自己的理学体系——朱子学，在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均产生了久远的影响。《四书集注》被封建统治者推崇，作为官方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长达600 年之久，扼制、毒害了一代代知识分子，受到后来许多进步思想家的猛烈批判。
《明夷待访录》
（明清之际）黄宗羲（1610～1695）
中华书局1981 年版，点校本。
黄宗羲撰。黄宗羲，浙江余姚人，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全书21 篇，书名“明夷”取自《周易》的明夷卦，比喻贤人遭贬，“待访”则是等待圣明之君前来造访之意。
《明夷待访录》是一部早期启蒙思潮的名著。作者对明清之际社会问题的思考超越了封建专制制度的框架，而且大胆揭露和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危害，要求从根本上否定封建专制制度。在这一基础上，黄宗羲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设想，描述了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家的理想王国。在政治上，主张学校议政，限制君权。经济上，主张计口授田，发展商品经济。在文化上，主张改革科举制度，发展科学技术。
《明夷待访录》对中国近代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近代思想启蒙先驱魏源、维新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等均深受启迪。梁启超将之与卢梭的《民约论》相提并论，认为它“对于3000 年专制政治思想为极大胆的反抗”。强调该书的意义在于“超过了王朝更替的中古君臣之义，去寻求新的制度。”《明夷待访录》，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精神的第一块奠基石。
《传习录》
（明）王守仁（1472～1529）
商务印书馆1927 年版，叶绍钧点注本。
明代王守仁撰。王守仁，浙江余姚人，世称阳明先生。《传习录》是包含了王守仁的主要哲学思想的重要著作。全书3 卷，上卷记录王守仁师徒授受语录，中卷收集《答顾东桥书》等论学书札，下卷于语录之后附有《朱子晚年定论》。
王守仁主要继承发展了陆九渊的心学体系，重点阐述了“心即理”的本体论，认为“心之本体，即是天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进而认为世界万物都是“心”的产物。提出著名的“致良知”说。认为“良知即是天理”，对于“天理”的认识和把握，是“致知格物”，而“所谓‘致知改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倡导“知行合一”说，认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精察明觉处即是知”，主张“求理于吾心”等。
《传习录》集中反映王守仁的心性之学，对近代思想家龚自珍、谭嗣同等，以及当代新儒家都有深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二次推荐32 本
《淮南子》
（西汉）刘安（？～前122）
中华书局1989 年版，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点校本。
西汉淮南王刘安及其门客所作。亦称《淮南鸿烈》或《鸿烈》，21 卷。
东汉高诱注《淮南子》，在《叙》中对全书内容作了简要的概括：“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焘天载地；言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瓌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
《淮南子》一书杂采先秦诸子之说，以道家思想为主，内容广博。论及宇宙形成，世界本体，在发展观上表现了朴素辩证法思想，政治观上强调仁政，得民任众。同时保存了不少古代神话传说，文笔秀丽，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
《吕氏春秋》
（战国）吕不韦（？～前235）
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 年版，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吕不韦，战国末大商人，政治家，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吕氏春秋》为吕不韦集合门客共同写成，是中国第一部主编主持，有众多作者参与，按统一思路和体例编著而成的著作。全书26 卷，内分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 篇。内容以阴阳家思想为主，兼及儒、道、名、法、墨、农各家言，建立了一个天、地、人相统一的系统模型。保存了许多先秦时期的史料，用司马迁的话说，“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可以说是当时的一部百科知识全书。
《周礼》
作者不详。
清孙诒让《周礼正义》。
本名《周官》，与《仪礼》、《礼记》号称“三礼”。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该书作者和成书时代，迄今无定论。张舜徽先生认为，该书为战国时人辑录的周王室和战国时代各国官制汇编。全书以六官分为六部，每部分对应六种首要官职之一：（一）天官冢宰：宰相（掌管全面政务）；（二）地官司徒：掌管教化；（三）春官宗伯：掌管祭祀；（四）夏官司马：军事官员；（五）秋官司寇：掌管刑罚事务；（六）冬官司空：掌管土木工程。该篇全佚，后人以《考工记》补之。中国历代官制深受《周礼》影响，自隋唐至明清，政府均设六部，且习惯上称六部为天、地、春、夏、秋、冬六官。
本书对研究先秦礼制、政治、经济、文化等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管子》
秦汉时人托名管仲所作
科学出版社1956 年版，郭沫若、许维遹《管子集校》。
托名管仲所作，实是后人采拾管仲言行，附以他书汇集而成。罗根泽认为，《管子》书中有战国思想家、阴阳家、战国法家、秦汉兵家、战国儒家、战国中期以后道家的著作及汉代理财学家的著作。西汉末年，刘向整理图书，定为86 篇，现仅存8 类76 篇。刘歆《七略》著录《管子》于法家。《汉书
艺文志》著录于道家。张岱年先生认为法家思想为《管子》的主导思想。该书主要讨论治国之术，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加以阐述。
《仪礼》
（战国）作者不详
《十三经注疏》本。
儒家经典。亦称《礼》或《士礼》、《礼经》。成书初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有人主张为孔子所撰。春秋战国时期礼制的汇编，主要记载当时士这一社会等级的冠礼（成人礼）、婚礼、丧礼、朝礼、祭祀等礼仪的内容和程式。如《士冠礼》叙述士子的加冠礼；《士婚礼》叙述士的婚姻礼；《士相见礼》叙述士互相会唔时所行礼仪等等。《仪礼》成为贵族子弟学礼仪的重要教科书。
《仪记》中所记的礼仪制度不少为后世承袭，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直接相关，影响深刻久远。
《春秋繁露》
（西汉）董仲舒（约前179～前104）
中华书局1975 年排印本。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西汉今文经学大师。《春秋繁露》全书17 卷，82 篇（亡失3 篇）。该书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结合阴阳五行学说，发挥《春秋公羊》的“春秋大一统”之旨，宣扬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之说，建立起以“天人感应”为特征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神学体系。提出“三统”、“三正”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