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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是因为畅观楼内混入了康生、谢富治内务特工系统的耳目，为了避免泄密坏事，不得不立即收兵。问题是文件整理小组是怎么产生的？奉的谁的旨意？若无上边的大来头，邓拓作为北京市委的一名文教书记兼政研室主任，能胆大包天、妄自作主？后来邓拓成为毛氏文革最早的清洗对象，并自杀身亡，畅观楼一事也就成了历史的谜团。很容易教人联想的是，邓拓的上面是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彭并兼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全国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等要害职务），彭真的上面是其老上级、国家主席刘少奇。
看来一次倒毛密谋，又胎死腹中。在京津地区，任何此类活动都已逃不出康生、谢富治领导下的中共内务特工系统。自一九六0年以来，该情报系统已替毛泽东搜集到大量的「内部敌晴」，正好印证了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凡要办成一件事情，必先制造舆论。近两三年来，京津地区的舆论，有一股鬼鬼祟祟的气氛。最令人警觉的，是北京市委的三位名人邓拓、吴晗、廖沬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结成「三家村」，取了个笔名叫马南星，在北京市委的机关刊物《前线》半月刊上，发表《三家村札记》，每期一篇，旁引博征，借古讽今，对大跃进三面红旗竭尽嬉笑怒骂；邓拓擅长杂文，还在《北京晚报》上独辟一个专栏，叫《燕山夜话》，每日一篇，议党议军议政，指桑骂槐，含沙射影，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泽东；戏剧界情况更严重，吴晗的一出《海瑞罢官》，在北京京剧院连演两年，为民请命，替彭德怀鸣冤；上海京剧院的周信芳，则主演一出《海瑞骂皇帝》，从上海一路骂进北京城，彭真、陆定一、周扬们出席观看捧常现在骂皇帝骂的是谁？不言而喻，是骂毛泽东主席。社会主义的舞台上，还大演鬼戏、冤狱戏，什么《关汉卿》、《窦娥冤》、《李慧娘》，隐喻社会主义社会是黑暗无比、苦难无边的大冤狱，李慧娘更是死后变厉鬼，杀气腾腾，找仇人算账，发泄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电影和小说的情况也是这样，大写生活阴暗面，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总之，京津地区的报刊杂志、文学艺术，似乎是有组织、有预谋地营造一种舆论，一种气氛，目标很集中，对准伟大的毛泽东。而这舆论、气氛的背后，似有势力强大的人物蠢蠢欲动。
有人说，毛泽东从来纵欲荒淫，却绝不昏庸。他自一九六一年二月在长沙惊悉自己的卧室被刘、邓一系安装了窃听器之后，更是怀疑成狂，时刻提防自己的脑袋被人搬家。他南巡到南昌，江西省委替他修建了室内游泳池，他不肯下水，他说水里有人下了毒。他也不肯住进宾馆，说房间里有不洁的气体。到了江苏的无锡。甚至到了他老家湖南长沙，他都不敢使用为他专设的游泳池，怀疑水里有毒。他说他的脑后长眼睛还下够，睡觉都要睁只眼闭只眼。他常常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宜将身子横站着。意思是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既要注意前面，还要注意后面及两侧，打八面拳。
注①一九六二年间，彭真曾说：三面红旗，还是三面白旗、黑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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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节 毛泽东收紧缰绳
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避暑胜地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按刘少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原订的议题，主要是研究一九六三年的国民经济总安排、巩固和发展国民经济三年全面整顿以来的好形势，以及讨论进一步替党内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同志甄别平反。可是毛泽东在接获了康生的「内部敌情」密报后，却另有腹稿，他不经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便突然在会上点名批判刘少奇的密友、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在三年困难时候大刮包产到户、分田单干妖风，是右倾翻案的典型。接着又示意康生、柯庆施一伙借长篇小说《刘志丹》发难，指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习仲勋支持该部小说的写作出版，是「利用小说反党」，是替高岗翻案，替彭德怀翻案。习仲勋原为西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司令员为彭德怀）、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被誉为中共的「智多星」，调入北京工作后成为刘少奇的心腹。他极力主张替彭德怀元帅平反。
毛泽东一举揪出了两位「右倾翻案的急先锋」，实际上是开始清除刘少奇的得力助手。毛泽东此举也成功地打乱了会议的整个部署。遵照毛的旨意，由政治局扩大会开成为中共中央八届十中全会。刘少奇等人从无勇气在会议上跟毛泽东抗辩，只有被毛泽东牵了鼻子走。紧接着，毛泽东在会上大谈他的马列主义阶级斗争，亦即是后来被中共的马屁理论家陈伯达、康生们吹捧成「无产阶级专政条件的阶级斗争学说」。毛泽东的胡吹海夸在经济上破产了、失败了，可在政治权术上却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彻底背叛了他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们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逐渐消亡」的教导，而荒谬绝伦地提出：在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从始至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力的斗争，存在着真马列主义和假马列主义亦即修正主义的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存在着地主资产阶级复辟的危险性。因此，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千万不要忘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千万不要忘记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千万不要忘记无产阶级专政。
毛泽东一施阶级斗争的撒手锏，刘少奇、邓小平们就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了。刘少奇的两名得力干将习仲勋、邓子恢被揪出来之后，也就封杀了党内要求替彭德怀元帅平反的呼声。至此，中共大员们只顾各自珍重，保全身家性命要紧。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周恩来、彭真们夜以继日，苦干苦挣三年，挽救了国民经济。挽救了中共政权，可难关一过，毛泽东果然过河拆桥，翻脸不认账。
毛泽东收紧了手中的独裁缰绳，中共大员们又只好在他的缰绳下俯首听命。邓小平这次总算把毛泽东和刘少奇这两位「主席」都看透了：毛泽东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只共得患难，而共不得安乐；刘少奇是有反毛之心，而无倒毛之胆，凡事想另搞一套，却每逢遇到毛的淫威就退让，就不惜牺牲下属来求自保。一九五七年元旦社论本是他的主意，周恩来、陈云不过是遵行了他的主意反左倾、反冒进，后来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斥责周、陈，并令他们作检讨，刘少奇非但不保周、陈，主动承担责任，反而助毛批周、陈。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动大跃进，刘少奇明知毛错却不反对，反而要求全体干部、党员「做党的驯服工具」，是际上是要求全党做毛泽东的驯服工具。五九年庐山会议，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刘少奇屈服于毛的淫威，而出卖了彭、黄、张、周。这次北戴河会议又是一个样。毛泽东一发威，刘少奇就听任手下的两员大将习仲勋、邓子恢成阶下囚……谁跟了刘少奇能有好下场？只怕刘少奇自己也不会有好下抄…毛、刘两人都是私心很重的人，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邓小平明白，今后跟毛、刘都要拉开些距离，少做工作，多打桥牌，消极怠工。在毛泽东领导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是上乘。北戴河会议之后，邓小平将中央书记处的大部份工作交由常务书记彭真去处理。彭真能力强，精力旺，头脑清晰，工作热情，近年来已上升为刘少奇主席的左右手，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在党内的排名为毛刘周朱陈林邓彭。
毛泽东也看出来矮个子邓小平的消极，却又颇为放任他。总比让这位胆识过人、才智也过人的总书记去跟刘少奇积极共事好。倘若刘、邓二人真诚合作起来，刘的马列修养配上邓的胆识才智，对于毛泽东来说才是真正的危险。八届十中全会后，毛泽东为了安抚邓小平，离间刘少奇，安排邓去主持反修斗争，去领导陈伯达、康生们写作「一评」至「九评」，跟苏共展开大论战。
毛泽东还通过八届十中全会进行了一次重要的人事改组：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增选康生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全党意识形态工作；免去罗瑞卿的公安部部长一职，任命谢富治为公安部部长；撤销习仲勋的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职务，接受中央项目小组审察；撤销邓子恢的中共中央农林工作部部长职务。
对于刘少奇来说，最具威胁的还不是毛泽东的上述人事任免，而在于他提出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这一「学说」，正是毛泽东数年后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矗毛氏通过这一「学说」，斗争的矛头不再仅仅指向普通的地富反坏右资产阶级，而主要指向了党内高层的「修正主义者」，「地主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
相信刘少奇最初面对这一「学说」，有过胆战心惊，夜不安枕。他也一直未能摸准毛的心性，既然毛把党和国家的重任都交给了自己，自己也一直顺从着毛，毛怎么可能要拔除他刘少奇？毛至多是一种泛泛的警告而已。他早安于一人之下万民之上的「国家主席」的高位，无须再作进龋这些年来，他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频繁出访北越、北韩、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柬甫寨、印度尼西亚等亚非国家，以及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每次都携夫人王光美同行，王光美并被誉为「中国第一夫人」极尽国际风光和荣华富贵。且刘少奇相信自己在党内的地位稳固，在中央委员会内和中央政治局内部拥有多数，毛泽东已动摇不了他——刘少奇恰恰忘记了，毛泽东可以用枪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