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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支持刘少奇的观点，也都替刘少奇捏一把汗。于是会议出现了可怕的静场，无人附和毛泽东，也无人敢于公开支持刘少奇。就像一桶火药行将爆炸。
和事佬周恩来出面了，他谦恭地站起来提议：「主席，本次会议还是如期结束，大家好回去过元旦，安排新一年的工作。会议文件暂不下发。大家再好好商量……」
毛泽东面无愠色，却打断了周恩来的话：「会议不散。过了元旦，吃饱暍足，继续扯皮。少奇，小平，彭真，你们看呢？」
刘少奇也不动声色：心平气和地说：「好！同意润之意见。我看元旦也不要休息了，大家早日统一了意见，各地同志好回去安排新的一年。」
与会人员鼓了鼓掌，表示拥护两位主席延长会议的决定。
刘少奇毕竟是刘少奇，他提防着毛泽东，不让对手有喘息的机会。三十一日的上午和下午，都有接见任务，在怀仁堂跟民主党派人士座谈，晚上则要出席人民大会堂的新年晚会。他可不能像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开的那次中央工作会议一样，九月初，会议没完，毛泽东提议回北京继续开。可是一回到北京，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就被毛泽东下令中央警卫局抓起来了。毛泽东牢牢掌握着中央警卫系统，总是越过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先抓人，后立案，补办一下手续。搞得政治局内人人自危，毫无安全保障。大家见了毛泽东，也都好象老鼠见了猫一样。
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召开。毛泽东没有露面。一月二日，毛泽东来了，他带来一本《中国共产党章程》，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摆在主席台的座位前，开口便说：「我是党员。我是公民。凭着这两个本本，本人有讲话的权利吧？可是在本党中央负责同志里，一个提议不让我来开会，一个不让我有发言权。我不过是提了句新口号，「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怎么会如此敏感？一触就跳？你们这几年救本党于水火，救民众于倒悬，是立下了丰功伟业啦，谁也不会贪天之地为己有啦！大可不必紧张，大可不必伤了和气、元气……本主席不再过问中央日常事务，有时出于帮忙愿望，同志之情，念念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咒符，无非是提醒提醒，实在是一片至诚……在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历史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就是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一直讲到阶级消亡，政党消亡，国家消亡，才进入共产主义，世界大同……」
毛泽东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他旁引博证，古今中外，引经据典，散文式，东一锒头西一棒，毫无条理。却有内在的魅力，慑服力。每逢毛泽东在会议上发表他的即兴散文式「理论」，大家就会哑口，不由得不跟了他的思路走。
可这次，刘少奇就是不买毛泽东的账，在会上公开以沉默来抵制，来对抗。眼看着，毛、刘分裂，党中央分裂，局面行将爆炸失控。周恩来忧心仲仲，朱总司令忧心仲仲，还有董老、谢老、吴老、林老、徐老也都忧心忡忡，不能坐视毛、刘公开分裂、分手。
又是和事佬周恩来苦心孤诣和稀泥。这次他不亲自出面。党和国家两大主席，他谁都不愿得罪，也得罪不起。他代表多数老同事，找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委以重托。安子文是原华北中央局大将，为人正派，向为刘少奇所器重。安子文的话，刘少奇听得进。
果然，安子文找刘少奇作了一次推心置腹的汇报、谈心。两人都流了眼泪。刘少奇说，他绝无个人意气，国家刚刚度过难关，不能不记取沉痛的教训，饿死了几千万人口的教训。他担心，要是大家都不讲原则，总是依着一个人，到头来又是党的事业受损，国家的建设受损……安子文则说，主席年纪大了。
多病，思想容易偏激。他提出的新口号，肯定在各级党委都行不通。经过一九五八年的盲从，大家都有所觉悟了。而且主席早已退出了一线，他就是想做什么，也会力不从心。现在的问题，是本次会上，局面已经非常严重了。大家都觉得，千万不能跟毛主席发生矛盾。你们两位主席发生矛盾，下边就乱了。总得给他个台阶。你要多考虑，对毛主席可不能不尊重……由于中央领导层中的多数人要求刘少奇向毛泽东作出让步妥协，刘少奇只得在一次中央政治局常委生活会上作了检讨，并当面向毛泽东征求了意见。毛泽东豁达地鼓了掌，表示都共事几十年了，对问题有不同看法，谈开了，统一了认识，就前嫌冰释，今后谁也不准再提起。
接下来，中央工作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
毛泽东对于党内会议，从来王道与霸道并行，他叫开就得开，他叫停就得停；他让起草什么决议文件，他手下的几员理论大将如陈伯达、康生、胡乔木、田家英等就会给他起草出什么文件。这次，他以党主席的名义，授意自己的秘书们替会议起草出一个「纪要」，曰《关于全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若干问题的决议》，一共二十三条。第一条即开宗明义地说：当前全国城乡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复杂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反对社会主义的地主资产阶级，企图利用「和平演变」的方式，打进来，拉出去，复辟资本主义，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这种阶级斗争势必反映到党内来。紧接着下来的第二条，毛泽东更是毫下含糊、攻势凌厉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亦即地主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理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有在幕前的，有在幕后的。有在地、县王作的，有的甚至在省级直至在中央的某些部门工作……与会者抱着惶惶不安的心态，以鼓掌方式「一致通过」上述决议。决议简称《二十三条》，全面改变了原四清运动的性质、内容和对象。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们的初衷，原是要总结、巩固三年大饥荒以来，抢救农村经济行之有效的。系列具体政策方针，如自留地、自由种植、自由集市贸易、包产到户等等。这下子好了，这些放宽搞活的政策，统统被毛泽东接了过去，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问题，要「秋后算账」了。因之这《二十三条》，实为毛泽东向刘少奇们发出的全面反击信号，是一年之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
然而刘少奇们并无政治上的紧迫感，自信牢牢掌控着毛泽东难以摧毁的党务系统。当时发生了一件事：毛泽东说了多次：干部要下去，留在城里不开饭。但是在中央机关没人听，没人落实，干部也没有下去。不久，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工作，偶尔想起干部怎么都不下乡做调查研究？发一封电报回北京，责成中央组织部具体办理。北京立即雷厉风行。中央各部部长副部长，司长局长，一千多人下乡。全国各省市纷纷跟进。毛泽东酸溜溜地说：我的话已经没人听，还是少奇行，一纸电报，全国风行。
注①张霖之，一九0八年生，河北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共，历任中共军队政委，国务院工业部部长一九六七年被煤炭部造反派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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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节 战争狂想症
一九六五年，是毛泽东最后拿定主意，谋划秘密调动军队，采取非常手段，铲除刘少奇及其派系的一年。毛泽东胸怀大计，行踪诡秘。他仍以好色不倦、诸病缠身、来日无多来迷惑、麻痹刘少奇。他过去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次他面对着的是内部强敌，不单是一个刘少奇，而是刘少奇所代表的整个党务系统，一张统治着中国大陆的坚不可摧的大罗网。这次他战略上也不能轻视敌人，半点轻视不得。他深知自己是个少数派，弄不好他就会倾家荡产，身败名裂。
毛泽东在具体付诸行动之前，只将「节目」深藏在心里。他跟自己最亲信的江青、康生、汪东兴、谢富治、林彪等人都不交底。他严守着一个铁的法则：即使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刻。也是做一步，透出一步，做多少，透出多少。为着掌握全局，进退裕余，他永远把底牌保留给自己。
一九六五年夏天，毛泽东在获得各大军区司令们的忠诚保证之后，决定在北京试试虚实，测测自己究竟还有多大的威力。毕竟京畿重地，首善之区，决定最后胜负的一役要在这里进行。九月十八日至十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先谈了国际形势，美帝、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台湾的蒋委员长也一直在叫喊反攻大陆。越南战场也是越打越升级，我们已经发了宣言，我国广阔的国土，誓作越南共产党的战略腹地。现在不单是加紧备战的问题，战争实际上已经在越南领土跟美帝主义打起来了。问题在于我们要准备打大战，并且要立足于美国人投原子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就在中国的国土上进行……接着，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设想：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大军从北边打过来，让他们占领新疆、内蒙、东北三省，进而入侵到整个西北、华北，以黄河为界吧，我们把黄河以北放给他们，等他们扔原子弹、氢弹，深深陷入中国内地；而在南边，可以放印度占领西藏，美帝国主义和蒋委员长的联军占领南方各剩以长江为界吧，把长江以南地区都放开，引他们进入内地，不怕他们扔原子弹。而我们自己哪，全民皆兵，主动大撤退，撤退到黄河长江之间的多山地带去，保存住实力。他们来扔原子弹也不怕，任何一座大山都会挡住核爆的辐射波……只要能把美帝苏修都吸引进来就好办了。他们打热核战，不是需要速战速决吗？我们却要和他们打人民战争，用游击战、运动战拖住他们，消耗他们，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