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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去，踢开房门，勒令王力去军区大操坪回答群众的问题。王力以「中央文革成员」自居，坚持不走。士兵们便在一阵哄叫声中，把王力抓了出来，塞进一辆汽车，送到二十九师师部关了起来。在军人手中，文革大红人、极左派大秀才王力赫得尿了两次裤子。
公安部长谢富治则拉住陈再道司令员不放，由随身卫士陪着一起去一号院见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先见到的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陈再道以自己的脑袋向汪、谢二位作保，士兵和群众绝不知道毛主席的住处，毛主席的住处有绝对的安全。汪东兴让谢富治陪陈司令员留在警卫值班室稍候，自己立即进去命令警卫营的全部人马进入紧急状态，子弹上膛，扩大防区。在整个东湖宾馆实施戒严。并立即将武汉事态报告中央军委紧急应变小组。之后，汪东兴回值班室找陈再道司令员：主席已经睡了。现在是早晨时间了，你写个条子，我们派人去把钟政委也接来，大家一起来负责主席的安全吧。
东湖宾馆内，汪东兴留住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使其与部下脱节，难有进一步的动作。实际的情形，陈、钟放任属下军人抓走王力，也只是顺乎民情，向中央文革示威，出一口恶气而已，并无其它更大的图谋。
东湖宾馆外，由于抓获了王力，武汉三镇的驻军和占居民人数绝大多数的保守组织「百万雄师」，无不欢欣鼓舞，一齐涌上街头，数千辆卡车载着武汉军区的指战员，以及工人、农民，排成四路纵队，浩浩荡荡，举行武装大游行，高呼「打倒王力！」「打倒中央文革一小撮」，「揪出谢富治」，「血债要用血来还」等口号，表现出武汉地区军民反文革反潮流的雄伟气势和大无畏品德。这种军人的武装大游行，一直持续到七月二十三日。
再说毛泽东怎样从武昌东湖宾馆逃脱。七月十九日傍晚，毛泽东警卫营的便衣发现军区大院门口有大批军人结集闹事，立即报告了汪东兴。汪东兴十分敏感，立即报告了毛泽东，同时派出一批便衣混入闹事军人、群众中去，随时掌握动向。毛泽东起初不太在意，他不相信武汉军区的陈司令员会效法当年的张学良，像抓蒋委员长那样抓他。况且整个武汉地区均处在军区独立师和警备第二十九师的控制之下，军人若要抓他，凭了汪东兴率领的这一个加强营的警卫能力，他是无法逃脱的。但毛泽东还是同意了汪东兴的部署，作了最坏的打算：密令武汉空军（政委刘丰为林彪亲信）警卫团立即封锁东湖宾馆一号院东门至武昌军用机场信道，并由直升机飞行大队提供空中火力支持；急电坐镇北京的林彪、周恩来、康生、江青，立即解除北京五十万红卫兵对中南海和人民大会堂的包围，周恩来火速乘专机赶来武汉处理军人闹事问题。命令发出，毛泽东甚为厌顷地挥了挥手，对汪东兴交代：除了周恩来之外，其余人一概免见。之后便服了安眠药，休息去了。
七月二十日上午，北京的林彪、江青联名给毛泽东传来急电，称主席处境极不安全，敦促立即转移。毛泽东上午睡觉，汪东兴未敢及时呈达。当日傍晚，被北京红卫兵包围了三天两晚的周恩来，乘空军专机飞抵武昌空军基地，嘱咐专机机组人员留机待命，作好随时再飞的一应准备。周恩来赶到东湖宾馆一号院，由汪东兴陪着晋见毛泽东。毛泽东处惊不乱，笑说：恩来救驾来了，怎幺走？周恩来说，东兴他们已安排好了，从速从简，坐吉普车去空军机场，再乘专机离开武汉。毛泽东点点头，却又玩世不恭地笑笑，说：反正现在也搞不清楚了，本人究竟是被武汉军区陈司令员劫持，还是被你们劫持……汪东兴请示周恩来总理：要不要陈、钟二位去机场送行？周恩来说：带上，主席起飞后，才让他们回军区机关。
毛泽东自七月十八日后，再没有召见过陈再道、钟汉华二位。他多年不坐飞机了，这次情况特殊，身不由己了。他指示不回北京，去上海。周恩来、汪东兴不愧为应变能手，在这同时，已命令毛泽东的专列火车起动，沿线戒备，直驶上海。这就造成假象，毛主席仍是乘坐专列火车离开的，武汉军人真有动作，也只能去追打火车了。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来陪同毛泽东住在上海西郊宾馆。他从毛泽东、林彪手上获得临时军事指挥权，命令全国陆、海、空三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命令海军东海舰队封锁长江出海口，并派出舰艇向湖北长江水域进逼；命令南京军区部队举行军事演习，配合东海舰队从安徽一线进逼湖北；命令成都军区部队举行军事演习，从四川东部一线进逼湖北；命令广州军区部队举行军事演习，从湖南一线进逼湖北；命令北京军区部队举行军事演习，从河北一线进逼河南、湖北；命令空军派出战机，至武汉市上空及其武汉军区在湖北、河南各基地上空，散发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的传单：《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一封信》……顿时，武汉军区陷入四面重围。
七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从上海返回武汉处理「军队闹事问题」。周恩来的高明在于：迅雷不及掩耳地部署重兵合围武汉军区，摆下行即大打出手的阵势，却只是为了示威，并趁机显示自己的实力，而不是要动真格的。他返回武汉后，即充当和事佬，召集武汉军区负责人开会，要求稳定局势，稳定武汉军区的领导班子，同时命令二十九师放出王力，大事化小，再力保陈再道司令员和钟汉华政委。他要充分发挥自己在军队里的影响力，并借重实力军人这股毛泽东不敢忽视的强大势力，来跟毛、林文革势力暗中周旋，以保存自己。
毛泽东也不想把「七二0武汉事件」闹大。陈再道原是红四方面军张国焘、徐向前麾下一员虎将，人称「陈大麻子」，打起战来是真玩命的。红四方面军的创建人张国焘虽然早被毛泽东整垮了、赶跑了，但当年西路军的幸存者们却一个一个凭着浴血战功，当上了高级将领。连林彪都不得不承认：红四方面军出将材，将军多。因之这回的「武汉事件」，毛泽东不能不任由周恩来去和稀泥，大而化之。否则，一旦激起另外的大军区军人也起来闹事，并相互呼应，毛泽东本人这三军最高统帅地位受到挑战，局面就真难以收拾了。本次文革的主攻对象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倒有可能趁机翻案，东山再起了。
再者，毛泽东委托周恩来出面处理「武汉事件」，而不是委托接班人林彪元帅出面，亦出于他的复杂心态。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面前，他宁愿老朋友周恩来在紧急关头帮他的忙，而不愿演成接班人林彪救他的驾，避免林彪的四野系统借机抢占要津，膨胀坐大。他需要当年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来制衡当年黄埔六期的高材生林彪。
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中央文革大员谢富治、王力飞回北京。毛夫人江青组织了数万红卫兵随同她和陈伯达、康生等亲往首都机场迎接。林彪却力图扩大事态，以及早从毛泽东手中接下三军的最高指挥权。二十二日晚上，林彪召开有全体中央文革成员出席的军委会议，听取谢富治的汇报，把「七二0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三日，中央文革向全国发出「紧急通知」，命令各地搞「三军联合行动」——武装大游行，全国军民声讨「七二0武汉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四日，陈再道、钟汉华奉命进京请罪，随即遭到软禁，解除职务；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五时，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四位一体，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首都百万军民欢迎谢富治、王力二同志胜利返京大会」，林彪、江青代表刻在上海的毛泽东出席，高呼「打倒武汉事件罪魁祸首陈再道、钟汉华」，「揪出军内一小撮」②，「誓死捍卫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誓死捍卫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注①详见《毛泽东与周恩来》一文，伍豪为周恩来化名。
②毛泽东曾指示使用这一口号，但为了稳定军队，也是作为一种让步，于一九六七年八月底下令将此口号写成社论的王力、关锋逐出中央文革。一九六八年初，毛泽东更下令逮捕戚本禹。文革三打手王、关、戚后被长期关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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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三节 福禄居划地为牢
我们再来看看「武汉兵变」前后，北京中南海内刘少奇一家的遭遇。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团」秉承毛夫人江青的旨意，正式在中南海西门外扎下营寨，「誓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了北京街头。唯恐天下不乱的北京各大专院校的红卫兵组织、机关团体的造反派们，纷纷从四面八方赶往中南海一带声援。包围中南海无疑成了一件大快人心事，一项史无前例的壮举，「揪出刘少奇」。只是发泄他们心头激愤的一个借口，实际上是一次对中共中央极权统治的一次大挑战、大反叛。正如毛泽东的导师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是对专制制度的最无情惩罚。」也是中国人常说的以毒攻毒了。
七月十七日，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团揪刘阵线总指挥部」再次向全北京市人民发出《最紧急最严正声明》，「勒令刘少奇夫妇于七月二十二日零时前滚出中南海」，否则，他们将采雀最紧急、最坚决、最强硬的革命行动」。
当天晚上，中央文革成员戚本禹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小型会议，部署第二天揪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具体事项。七月十八曰零时，中南海西门外的「八战团」部分成员脱光上衣，每人在胸前皮肉上别上一枚金光闪闪的毛泽东像章，发布《绝食宣言》，开始绝食斗争，表演他们的法西斯式疯狂丑剧。七月十八日晚上，北京市的一百多个红卫兵组织的数十万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召开「揪斗刘少奇誓师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