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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相反的势力，而苏共领导人的怀疑和反对更极大地增加了局势的危险性。
八中全会开幕的那天（１９日）早晨，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突然飞抵华沙。他们力图阻止纳托林派被赶出政治局，不让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与此同时，驻波苏军正在向华沙调动对全会施加压力。
１１时，奥哈布宣布八中全会开幕。他建议会议的议程有三个：（１）增选４名中央委员，即哥穆尔卡、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２）选举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３）制定国家继续发展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奥哈布通知大家：“由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抵达华沙，他们要求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全会一致同意增选哥穆尔卡、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为中央委员，授权政治局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哥穆尔卡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会谈。至此，会议中断。
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前往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在机场上，双方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赫鲁晓夫大声申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西伦凯维兹立即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哥穆尔卡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出卖给任何人！”
苏共代表团在国宾馆——贝尔凡德尔宫下榻，在那里开始了紧张的波苏谈判。
在双方会谈中，苏方指责波兰领导人“盲目地仿效南斯拉夫”
，他们最担忧的是害怕波兰退出华沙条约。
当时确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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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样做。但哥穆尔卡的愿望是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他向苏方表示，同苏联相比，华沙条约更符合波兰的利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波兰更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哥穆尔卡还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这之后赫鲁晓夫等人的一切疑虑才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在波党政治局的组成问题上让步。
翌日凌晨苏共代表团离华沙回国，双方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将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继续会谈。
１０月２０日，八中全会复会。
首先由萨瓦茨基介绍同苏共代表团谈判经过。接着由哥穆尔卡发表纲领性的讲话。他的这次历史性讲话是通过电台直接向全国转播的。波兰人民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讲话。
哥穆尔卡以惊人的自我克制和不带任何个人恩怨发言，冷静地分析了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的弊端。他赞扬六年计划在国家工业化方面的成就。但他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靠的是粗放的办法，即扩大就业，加班加点，而劳动生产率却下降了。他指出，花了巨额资金建设起来的新工厂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机器设备迄今根本未被利用。出现了流通的货币过多而商品供应不足的危险现象。这种错误政策，使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于农业问题，他特别反对忽视农业，尤其是私人经营的农业。
他反对强制性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他指出：“从１９４９年开始，也就是在过去六年中，党发动了争取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个时期里成立了大约１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大约占６％。
……在我国的情况下，正如每一个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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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土地可供利用的国家的情况一样，农村政策的特点应该是不断努力加紧农业生产。要使波兰能够靠本国的资源来养活本国的人民，只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每一公顷土地的农业产量。“
①他指出，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有国家补助，但他们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个体农业。
哥穆尔卡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其他弊病（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等）及其恶果，提出了调整工业结构、改善企业管理、下放管理权限和企业自治、成立工人委员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超产奖励等建议。
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波苏）关系时，哥穆尔卡说，各国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相互信任、权利平等和互相援助的原则之上。
围绕着哥穆尔卡的讲话，全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会对主管公安工作的贝尔曼和主管经济工作的明兹再次进行了批评。
１０月２１日，八中全会根据哥穆尔卡的讲话，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改善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
八中全会采取差额和秘密选举的方式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新的政治局由９人组成。罗科索夫斯基在选举中落选。他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他的落选和哥穆尔卡当选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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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第一书记，意味着纳托林派和苏联干涉的失败。
八中全会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被称为“十月的春天”。
八中全会后，波兰党和政府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法纪，作为最迫切的任务。共释放了７００名政治犯。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其中有国家军、农民营、人民军和在西方参战的波兰官兵，还有各方面的政治家以及因“右倾民族主义”而受牵连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干部，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主管公安工作的原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被开除出党，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第１０厅厅长罗姆科夫斯基等十几名高级官员被判刑。
波兰党和政府调整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
在贝鲁特时期，由于执行左倾政策，国家和教会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在１９５３年９月被捕。
１９５６年１０月，维辛斯基恢复自由，回到华沙，重新履行红衣主教职务。
１２月，国家同教会签订了关于国家同教会关系的补充议定书，使国家同教会的关系重新正常化。
波苏关系在波兰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波苏关系的不平等状况，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调整波苏关系刻不容缓。八中全会后，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和一批苏联军官返回苏联，由斯彼哈尔斯基接替国防部长职务。
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５日至１８日，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称，波苏两国的联盟“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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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
①双方清理了若干财政帐目，波方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取消波兰欠苏联５亿美元的债务；波兰停止向苏联廉价供应煤；１９５７年波兰将得到苏联７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和１４０万吨谷物。双方还就驻波苏军问题达成一项协议。
１９５７年５月１５日至１８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九中全会。
哥穆尔卡作了《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重新阐述了“波兰道路”
，把它归结为三个内容：第一是工人委员会。它是一种工人民主形式，主要在生产和企业管理方面实行工人民主和工人自治；第二是人民会议和议会。波兰具有４００多年的议会民主传统，人民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自从推行苏联模式以后，权力中心从议会转到党和政府，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议会成为“橡皮图章”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哥穆尔卡把扩大地方各级人民会议和议会的权力，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环节，使议会成为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第三是农民自治。哥穆尔卡反对突击方式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赞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八中全会后，原有的９９７５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只剩下１９３４个，到１９５７年减少到１５００个。在波兰农村中，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根据哥穆尔卡的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最重要的任务的决议》。
从二届八中全会到１９５９年，波兰党和政府开始了经济体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１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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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中央权力，实行非集权化，扩大地方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提高议会和地方人民会议的作用。
１９５７年１月２０日，波兰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
新选举法规定：议员的候选人可以超过应当选议员的５０％。参加选举的选民达９４％以上。在１６８３００多个选民中，有１６５６３０多个选民（占９８４％）选举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B民主党和工会、青年、妇女组织等组成的民族统一阵线的候选人。这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路线的支持和信任。在４５８名议员中，波兰统一工人党２３８名，统一农民党１５名，民主党４１名，无党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