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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联邦大力精简机构，减少人员。
１９４９年底和１９５０年初，联邦政府把纺织、皮革、橡胶等轻工业部门以及煤矿和电力部门交给共和国管理。
１９５０年４月取消了三级经济管理体制，撤销了联邦主管经济的７个部，联邦只设协调各经济部门工作的委员会。
１９５１年４月联邦政府把它直接领导的最后１０８个企业全部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从此联邦机关不再在业务上直接领导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同时联邦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由１９４８年的４７３１０人减为１９５６年的１０３２８人。
其次，实行党政分开和限制兼职。
１９５０年６月南共中央的指示信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分开，并建议从地方上做起，要求县委书记不再兼任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村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不再兼任村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１９５２年党的“六大”肯定了这一做法，报告中说，把过去集中到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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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个人身上的党的职务和人民政权中的职务分开，取消多余的党的专职干部和行政干部，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有助于改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党政领导职务分开，党组织不干预具体的行政业务工作，就能更好地发挥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引导作用，保证各行政部门充分地行使职能。
再次，为了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南斯拉夫在１９５２年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和法人在其合法权益遭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进行裁决。
这对于加强法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在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南开始疏通和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１９４８年７月，南斯拉夫和美国经过协商决定，南同意赔偿被收归国有的美企业资产和偿还旧国债共１７００万美元，美国同意解除南在美被冻结的黄金和资产（值４５０～５００万美元）。
美英法相继向南提供出口信贷。
南用有色金属向西方换取钢铁、橡胶、镍、马口铁等急需物品。美国解除了对南的旅游禁令，两国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南不仅从西方国家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巨额贷款，还得到美国提供的大量剩余农产品以弥补国内的粮食短缺。
１９５１年４月南美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美开始向南提供军事援助。
１９５２年３月铁托在一次谈话中说，南已得到１０亿美元的贷款。
１９４９年１月南共中央通过加紧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后，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给予优待的方式（入社农民可以免除义务交售和捐税负担）发展合作社。不少农民在党团员亲友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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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勉强入社。到１９５１年４月３０日共有农民劳动合作社６９７２个，入社农户３５１万户（占农户总数的１４７％）
，入社B耕地１９０３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１９４％）
，在伏伊伏丁那B和马其顿的主要农业区，入社农户和耕地已接近５０％。这种以政治运动的压力推行的合作化，严重地违反自愿原则，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察津地区曾爆发了农民大规模骚乱，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平息。
１９４９～１９５２年农业的播种面积和谷物产量都没有达到１９４８年的水平。尤其是１９５２年的大旱，使小麦的产量只达到战前水平的６９％，玉米只达到３４２％。严酷的现实促使南共联盟中央重新审议农村政B策，而且农村中强行维持的合作社制度与城市中大力推行的工人自治制度极不协调。
南共联盟中央在１９５３年３月发布决议，准许农民自由退社，同时对农民劳动合作社进行整顿①。
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２～７日举行了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大会总结了实行工人自治制度的初步经验，认为工人管理企业和劳动人民自治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发展中的转折性事件，同时批判了苏联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理论和实践。大会确定了党的新的社会作用，认为党是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思想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新的社会主义自治关系的基本指导力量。
“南共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组织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的实际领导者和发号施令者”。
党通过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以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群众为实现
①整顿后这类合作社到１９５３年底还有１１５２个，１９５７年剩下５７８个，１９６５年仅剩下７个，以后在统计资料中就不再有这类合作社的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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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斗争。
党员要在群众中作出榜样。
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党的名称一致。
第二节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为了适应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后的新形势，肯定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联邦国民议会在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３日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和联邦国家政权机关的宪法性法律》，这实质上是战后南斯拉夫的第二部宪法。宪法性法律明确指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规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经济部门生产者自治，市、县和区劳动人民自治，构成全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保证劳动人民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各方面的自治”。
联邦国民议会设两院：联邦院和生产者院。
原来的民族院，代表人数减少，并被并入联邦院，与联邦院代表一起开会和表决。民族院的代表一般不单独举行会议，只有在讨论修改宪法，通过联邦经济计划，改变联邦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才单独开会和作出决定。为了加强生产者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作用，各级议会都设立生产者院。宪法性法律撤销了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团，设立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总统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设联邦执行委员会以代替南斯拉夫政府。总统和联邦执行委员会都是联邦国民议会的执行机关，负责贯彻执行议会通过的政策和法律。
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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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总统兼任。设各联邦国务秘书处以代替各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１９５３年宪法性法律实施后，自治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一方面劳动者在企业中的自治权不断扩大和深化，另一方面自治越出企业的范围，日益朝着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的方向发展。
这时出现了无政府自由主义倾向。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南共联盟中央书记、中央执行委员和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米洛万。吉拉斯在１９５３年底和１９５４年初在《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署名文章，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势力和发扬民主的幌子下，要求取消“党的垄断”
，实行多党竞争，成立像“辩论俱乐部”
、“自由人同盟”之类的组织。他说“像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联盟”
，是民主的主要障碍，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以党为基础的独裁政权）已经过时了”
，“此刻所需要的是党对社会生活垄断的削弱”
，“党、青年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职工作人员是多余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制度”。他要求把“官僚主义的形式改变为真正民主的形式”即实行多党竞争。
吉拉斯的文章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思想混乱。
１９５４年１月１６～１７日召开了南共联盟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吉拉斯的错误，撤销了他的党内一切职务。会后吉拉斯辞去了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的职务。
吉拉斯事件后，南共联盟中央作出决定：领导人未经授权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由他个人负责，不是他所在的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决定，下级机关没有执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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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更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
１９５３年进行了扩大再生产资金分配的改革。
原先联邦掌握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７７９％）
，１９５３年骤减为１６１％，１９５４B年恢复到４１０％，以后又逐渐减少到１９５６年的３０６％。共B和国、县和区三级原先不掌握投资，１９５３年掌握投资总额的一半（４９７％）
，以后陆续降到１９５６年的２２８％。各经济组B B织和其他组织掌握的投资由１９５２年的２２１％上升到１９５６B年的４５４％。这说明投资权逐渐从联邦向共和国、地方和企B业转移。
５０年代中期进行了地方政权机构的改革，贯彻了自治体制。
１９５５年６月１６日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市和区（公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