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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边疆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他的照片使得普朗奇特设计的《连线》样刊更加别致。在那四分之三的侧面像上，他戴着一顶牛仔帽，帽檐下的眼神有些邪气，身后的西部天空，是一大片粉色和蓝色的云彩。那阴郁而挑衅的表情，展现出数字革命的拜伦风格——浪漫而富于反抗。
初冬时节，他和简开始通过电子邮件暗地里联系，双方的距离迅速缩短。让约翰·佩里·巴洛难受的是，他所珍视的这些邮件，恐怕是在离路易斯几步距离的地方写的。两人的关系很快发展到火热状态，最后，他们一起在热带厮守了五个夜晚，在一轮圆月之下。
“在数字空间里缺少一种情感惯性。”巴洛后来说。这算是他对这段经历的一个解释。而简最后也意识到自己有可能正在失去某种宝贵的东西，或者已经失去。
《连线》 第二部分第三章 朝圣（4）
他们忐忑不安地回来了。巴洛给路易斯写了一封很长的电子邮件，夸张的言词充满悔悟之情。信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为什么路易斯应该尽力压制怒火。巴洛暗示说，路易斯正在追求一个神圣目标，制造敌人实在得不偿失。“我想你一定希望我从星系的这个部分突然消失，而且拼命地想象我已经消失，”巴洛写道。他继续说：
但是，除非你把《连线》彻头彻尾地重新定义，否则，只要你沿着过去的节奏走一圈，你要么就会遇到我，要么就会碰到我留下的痕迹。要找一个和我不一样、又能跳好当前流行舞步的数字化梦想家，恐怕不那么容易。你想想，如果每次相遇，我们都要重新努力，学着怎么配合加伏特舞步，那将是多么糟糕的情形。
巴洛承认，在他了解的一些社群里，暴力往往是惟一的反应，不过他迫切希望路易斯把目光放在他的目标上，不要因为愤怒或痛苦而有所动摇：
除了最近这些事，把我当成朋友而非对手，你会安心得多。我真的希望（我自己依然这么认为）是你的朋友。
而且，嫉恨往往最终变成一种自我伤害。
这是他们关系的最低点。简和路易斯一直待在一起。《连线》杂志是他们那强烈情感的惟一出口，回荷兰是不可能的。他们从艾卡特·翁增那里拿钱，就是为了完成这个工作，《电词》经历已经断绝他们的退路。
幸运的是，他们陷身其中的城市却有着从悲伤走向成功的传奇历史。旧金山人依旧会带着崇敬和惊叹的口吻说出“淘金潮”这个短语。其实，一个典型的“1849淘金者”（forty…niner）的命运是这样的：绕过南美合恩角，历经痢疾病痛，躲过人群挤压导致的精神崩溃，最终到达美洲；拖着虚弱的身体向山区进发；找不到黄金，死于饥饿，或者被自己的朋友杀害。140年后，发现巨大矿藏的美梦依旧在这里盘旋，尤其是成百上千的技术创业者，他们在南方公园周围共用办公室，总有一天他们会被人尊称为新的“1849淘金者”。其实，这些人的条件比前辈好得多。前辈追寻的与其说是成功，不如说是生存。当路易斯和简从兰迪那里免费获得办公室时，他们面对的风险，并不是饥饿和死亡。尽管有枪击，但也没打中。他们所担心的，是被悄无声息地溶进现代旧金山的社会氛围里——被浪费的个人潜能、粗俗的流言，还有不切实际的政治。认识路易斯的人都认为，他有可能以这种方式失败。但路易斯没有，他融入了南方公园的氛围。
《连线》 第二部分第四章 反馈（1）
反馈的典型过程是，放大器让较小的声音循环，直到它变成巨大的咆哮声。《连线》的目标就是成为这样的放大器……让路易斯和简惊讶的是，（样刊）翻到最后，尼葛罗庞帝坦率地问他们需要多少钱，他可以投多少钱。
在复活节的前一天晚上，凯文·凯利（Kevin Kelly）在耶路撒冷圣墓纪念堂的门口睡着了。天气非常冷，他的衣服也很单薄，自然不想在那里过夜。不过当他返回青年旅馆时已经过了熄灯睡觉的晚钟，老板把他锁在门外。凯文在老城里一直遛达，直到几乎提不起脚，才在纪念堂的门口坐下来。清晨太阳的照射以及周围的喧哗声把他弄醒，他也加入朝圣的队伍走向坟墓，据说耶稣的尸体就埋葬在这里。凯文就这么跟着人群走，也不知道其他人在干什么。作为一名摄影记者，他已经养成了在弄清真相之前一直跟踪的习惯。
27岁的凯文喜欢思考，有点模糊的宗教信仰，他已经周游世界，尽管身上没带什么钱。和路易斯差不多，他会被人误认为一个嬉皮士，不过他懒散随意，似乎缺少某种宏大理想，而且他也不嗑药。为了拍到好照片，为了满足好奇心，凯文可以容忍任何事情，只要不伤害别人。他非常平和。但有一件事是凯文不曾预见的：当他坐下来倾听复活节的讲话时，他慢慢意识到，耶稣复活确有其事，他可以寻求耶稣的救助。
凯文在温暖的阳光中休息，周围都是陌生人。既然皈依了宗教，他特想知道自己下面应该做什么。一个声音告诉他，他应该为6个月后的死亡做准备。这声音不是来自耳朵，而是一种直达大脑的讯息。
凯文回到新泽西见了父母。他没有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任何人，而是平静地采取行动。他把自己所有的身外之物一一剥除。他卖掉了摄影器材，把微薄的存款当作匿名礼物送人。几个月后，他开始周游美国，在爱达荷州和阿肯色州见了兄弟们最后一面。他的旅游工具是自行车，沿途在野营地或草坪上睡觉。每天写一首俳句诗，画一幅素描。自行车链条掉了，他会自己接上，把满是油污的手放在纸上摁一个手印。在科罗拉多州阿拉摩萨（Alamosa）的一个商店兼酒吧里，他在留言砖块上画画。那间酒吧的标志是三行自然俳句：
墨西哥咖啡
无衣无鞋无服务
冰冷啤酒待客
凯文回到新泽西州时正是万圣节晚上。他的六个月已经走到尽头。整个夏天和秋天，他一直提醒自己“我很快就要死了”，这样就打消了变得成熟一点、找个人结婚或者学一门专业等不必要的白日梦。他的所作所为，已经把自己和未来完全切断。这让他获得了短暂的快乐，但也更加悲伤。在活着的最后一个夜晚，他睡得很早。第二天醒来，凯文突然心怀感激，这种心情将在心中持续数十年。当然，没有死去应该谢天谢地，但他还获得了另一个礼物：他的未来失而复得。他又可以自由地和朋友们安排聚会、制定阅读计划然后去买书、想一想自己最适合什么样的工作。此后许多年，凯文一直拥有这种独特乐趣：在仔细思考生命的失去之后又重新赢得生命。在他看来，未来具有某种特殊价值，它是上帝赐予的礼物。
尽管是一名基督徒，但凯文并非一个狭隘的原教旨主义者，他通过广泛的研究丰富了自己的视野。他曾在佐治亚大学担任科技电影制作人，这段校园生活让他有机会接触最新的计算机网络。他为《新世纪》（New Age）杂志撰写旅游文章，还创办了一本专注于休闲步行的杂志。在跨越国界的自行车朝圣之旅中，他写下许多诗句，其中一些发表在《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电子杂志上。这本杂志的创始人叫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当他决定将杂志改名为《全球评论》（Whole Earth Review）并重新发行时，他说服凯文移居西部，成为杂志的一名编辑。
《全球评论》办公室的外面铺着棕色鹅卵石，这房子隐身在马林郡靠近海湾的一条街上，街名是“第五门大路”（Gate Five Road）。在那个年代的北加利福尼亚州，真正的权力中心似乎喜欢隐身于视野之外。该地区的最高建筑是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的塔楼和Transamerica的金字塔，它们代表着上一代人对权力和财富的憧憬。尽管旧金山的官员仍然把那里称作通往太平洋沿岸的门户，但这个城市的主要产业却是旅游。在上一个繁荣期鼓吹经济要低速增长的人们，提出了限制新办公楼高度的议案。他们获得了成功，但许多房子根本没有达到上限，因为房地产实在没什么利润。与此同时，一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却在悄悄地创造奇迹。一些大块头，比如位于帕勒阿尔托的惠普、位于库珀蒂诺的苹果，都有他们自己的公司大院。小一点的企业、投资公司、咨询机构、科研实验室，只要你有地址、向导和地图，也可以找到。比如在圣克拉拉市的某个死胡同尽头、在马林郡码头沿岸、或者半岛堤岸那高高的草坪后面，或者“沙丘”和佩基·米尔路。
如果有一个经验丰富的导游带你参观“远见研究所”（Foresight Institute）——纳米专家埃里克·德雷克斯勒（Eric Drexler）在那里构想如何在单分子上制造晶体管，或者走访凯文工作的“第五门大路”，你会发现，这些企业的过去和现在存在多大的差别。自从25年前微型计算机发明以来，当地的富豪培育了不少非营利机构，这些机构刺激了新商业，新商业又招募工程师，工程师又资助新企业。伴随这一过程，程序员和为新技术摇旗呐喊的人，把大公司变成小公司，又让小公司逐渐长大，就这么循环轮回。所有这些，在当地搭建起一个精致的网络，为相互滋养和支持提供铺垫。路易斯和他以阿姆斯特丹为基地的杂志，其实也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但路易斯并不知道如何利用这个网络。迈克尔·沃尔夫向他描述的那种纽约权力层级，在这里是看不到的。
在《电词》的最后一些日子里，路易斯曾去海湾地区做调查采访，在那次旅途中他第一次见到凯文·凯利。凯文坐在书山和纸堆中，各种书籍从地上垒到肩膀那么高。他乐呵呵�